黄雪敏+洪丹萍

摘 要：黄培芳是清代中后期的爱国经世派学者，受《易》中“离合变化”思想启发和早年周游各地经历影响，他力图登高望远，吸收西方科技与中国古代技术，振兴国家、抵抗外夷，并尤其重视教育改革和海防问题。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前后，他积极投身于“夷情”探访之中，其敏锐的洞察力、先进的科技意识愈发进步，成为广东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中坚力量。他的科技思想对于近代中国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黄培芳；经世致用；海防；鸦片战争

中图分类号：G3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4-0007-05

Abstract： Huang Peifang， a patriotic scholar of the humanistic pragmatism group in the mid to late Qing dynasty， inspired by the idea of transformation， separation and reunion from I-Ching and influenced by the early experiences of travelling everywhere， had tried to adopt the western technology and Chinese ancient technology from a long-term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revitalize the country and resist the barbarian. He paid a great attention to educational reform and coastal defense. Especially during the period of Opium War， he flung oneself into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conditions. His acute insights and advanced conscious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de him the backbone force in the resistance of landlord clas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is consciousnes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d great social influence on modern China.

Key words：Huang Peifang； Humanistic Pragmatism； Coastal Defense； Opium War

黄培芳（1778-1859），字子实、香石，晚年自号粤岳老人，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代嘉庆至咸丰年间的著名诗人、画家、教育家和藏书家。黄培芳为岭南一代名儒，是香山黄氏文化世家的传人。他所处的时代，正值清廷内政外交危机四起。当时的儒家士大夫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无所适从，更倾向于从中国传统中已有的知识来寻找“变法”依托。他们从脱离现实的考据学抬头，掀起一阵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将学术研究拓展至自然、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将天文、地理、河漕、兵革、制度等也囊括其中。在此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呼吁社会改革，匡济天下的爱国士绅。培芳作为广东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切中要害地指出考据学家“每不顾人心天理之安”[1]239的弊端，而以“通经致用”为导向，投身于研究中国古代技术和对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探索之中，精通天文学、象数学、地理学，给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大体来说，当时开明的改革派都是在传统儒家经世致用思想指导下诞生出近代科技价值观的。他们把科技视为一种匡时济世的工具，更多地是注重科技的实用价值，把对社会的具体指导建立在历史经验之上。同样，黄培芳科技意识的根基也是来自于对《易》的深入研究。他游历祖国山川，广交经世派好友，在思想和行动的践行中，深刻洞悉《易》中万物变动之原理，对天文学、象数学、地理学萌生了强烈的兴趣。黄培芳科技意识具体实践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思想。主張废弃科举八股，提倡实学教育，引入西方科技文化知识；其二，以武力对抗为主的“防夷”策略。在编纂方志过程中其科技思想愈加成熟，提出系列“防夷”的海防战略，后跟随林则徐一起多方探访夷情，领导民众进行反英斗争，成为广东早期的一批“睁眼看世界”的学者。

一、黄培芳科技意识的来源

黄培芳，嘉道咸年间的著名教育家、经世派思想家。幼时随父绍统学习儒家经典，聪颖博学，“著述甚富，尤邃于《易》”[2]430。或受先祖黄畿沉迷于象数学影响，黄培芳于罗浮山上学习沉思，自号“粤岳山人”。早年进士不第，应广州知府之邀主持养石书院，桃李遍粤东。黄培芳曾两次入京求职未果，返粤定居，在编纂《香山县志》过程中，逐步萌生了“防夷”海防战略意识。道光十五年，获保升知县，先补肇庆府训导。十八年，受聘任学海堂学长，站在实学教育的第一线。鸦片战争爆发后，又积极投身于“夷情”研究之中，曾为林则徐禁烟和抗英运动中的献策幕僚，参与领导了三元里抗英斗争和广州城保卫战，是广东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中坚力量。他的科技意识主要体现在《虎坊杂识》、《粤岳子》等文集和《香山县志》、《新会县志》等方志之中。

黄培芳十一岁时父亲离世，因自幼生于海边，“得天风海涛之观”，而后“性好游”[3]。中年时期的黄培芳更是精力旺盛，足迹遍布粤东之地，“出游吴越、涉江淮、历燕赵齐楚”[4]。嘉庆二十三年（1818），培芳入京就于国子监读书。北行路上劳逸结合，踏遍风景古迹，因而视野愈加开阔，“观古今而成一念”。道光元年（1821），培芳第二次入京任职。两次北上经历使黄培芳广泛的结交各地好友，其中不乏有经世派学者和地主阶级改革派人物，与他们一起讲“讲道德经济、文章、世务”，培芳则“各集所长，以成其美”[5]，使其经世思想和政治改革的主张趋于成熟，启发了其早期经世致用的科技价值观。endprint

黄培芳科技意识的来源主要有两方面。其一，受《易》的影响之深。培芳先祖黄畿是明朝中期大学者，因“遂于理学，称为‘粤洲先生”。他无心仕途，归隐于罗浮山，后建粤洲草堂于越秀山上，承北宋邵雍之志，日夜攻读《易》中星气象数及轩辕释老之学，著有《皇极经世书传》。或受先祖黄畿的影响，早期黄培芳于罗浮山绝顶筑粤岳祠，观乎日出，学以沉思，自号为“粤岳山人”。他在深入学习《易》的过程中，感悟万物“离合变化之妙”，认为“离之则两美，合之则两伤”，并发出强烈的“至矣宇宙大文其以肇于经乎”[1]225的感叹。黄培芳在沉思中逐渐萌生了“变古而法”的改革思想，认为“后儒释象，但能按切本爻发挥，即有可取，亦不必尽合圣人本意也”[1]232，有力的抨击了当时的考据学。

在对《易》的学习中，黄培芳培养了独特的宇宙观，对天文学、象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萌生浓烈的兴趣，其科技意识和纵观天下的世界视野便由此崛起。黄培芳坚持用“离合变化”的历史进化思想来研究社会变动之规律，实则跟西方生物学上的“进化”论有异曲同工之处，其后提出的社会改革主张更是融合了“顺天而动，因势而变”的哲学观点。不仅如此，黄培芳还由《易》中“容民蓄民”的思想出发，恪守以民为本的行为准则，在鸦片战争中十分重视民众的力量。

其二，受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激发。嘉道年间，清朝的国力日渐衰落。面对西方的入侵，中国传统的儒家士族仍囿于中国居世界中心的偏见，高傲地视入侵的西方国家为“不谙礼仪”的蛮夷，认为只要向他们展示国威，以“羁縻怀柔”策略待之，便可使其顺服。但“身居海邦”，普遍接受世界五大洲的地理观的广东经世派学者们已经过早的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危险的气息。鸦片战争前夕，广东经世派士人破“天朝大国”的狭隘认知，逐渐认清中西方科技力量上的悬殊，并正确预见了西方发动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他们首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英国在广东沿海地区的活动做详尽考察[6]，其中，尤为关注防范西方侵略“防夷”海防战略和禁烟问题。

作为广东经世派代表人物之一的黄培芳也不例外。早在嘉庆末年，黄培芳便清楚的感知清朝潜伏于四方的危机。虽“朝廷晏安四夷宾服”，但“非常之患即伏于其中”[1]236。他身处香山、广州等海防前线，自葡人为代表的西方人入侵澳門之后，他便目睹中西方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在这里发生了全面的冲突和融合。而清廷面对外来文化知识的冲击，士大夫们表现出来的夜郎自大的心态却让培芳深感无奈。他直言“我朝书生辈不知军国大计，动云禁绝通蕃，以杜寇患”，使国人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犹如“寄其宇下”，如若双方发生冲突，只敢“苟求无事”，造成的结果便是“夷人有轻视心矣”[7]670。

受当时尖锐的社会环境压迫，黄培芳坚决地站在探索西方军事、科技力量的第一线。他在编纂《香山县志》时花大量篇幅梳理香山、澳门的海防背景，摸清澳门的地理形势，对广东海防提出恳切的建议。不仅如此，他对严防夷人、谨慎中外贸易都有自己的见解，鸦片战争期间更是全身心投入对“夷情”的探访之中，对当时解放广东思想风气、扩展眼界都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二、“海防”、“睁眼看世界”的科技意识

十九世纪是西方近代科技知识急速涌入中国的时代。作为站在时代最前沿的爱国主义思想家，黄培芳与同时代的经世派士子共同承担了探索西方近代科技知识的历史使命。培芳在早期受经世致用影响，积累了丰富的象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并广泛的吸收西方科技思想和中国古代技术。鸦片战争前后，其敏锐的洞察力、先进的科技意识愈发浓厚。他力图登高望远，振兴国家，积极投身于“夷情”的研究之中。

（一）“经世致用”的教育改革思想。

黄培芳恰逢生于清朝由盛转衰的时期，他较早的意识到科举制度弊端，以其繁重的课试消磨了士人的热情，“称八股为正业，此亦鄙陋”[8]263。他指出，儒士致力于八股之文，不谙世事，就算“倖而获一第”，也仅为“俗儒”，“得一官”，也仅是“俗官”[8]263。中年后的培芳更是看透官场黑暗，绝意科场。他秉承父志，多次担任官府督学，讲学于世讲书塾、应元道院、羊石书院等，并担任广州越秀山麓学海堂堂长，学规极严。黄培芳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在实践教学中倡导科举教育的改革，提倡实学，视教育改革为挽救社会危机、挽救人才的大事。

与培芳同时期的著名学者阮元时任两广总督。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越秀山麓开设学海堂，讲授经古之学。鸦片战争期间，学海堂成为广东“具有以专研自然科学、追求新知为重要特色的学术流派”的重要活动地[9]。阮元具有极丰富的科学知识，对经学、小学、天算、舆地都深有造诣。他开办的学海堂，不课八股文，而重考证和训诂，提倡实学，重视地理、天文、算法小学的教授，高度重视科学人才的培养。不仅如此，他出资刊刻科学著作，翻刻大量中国古代科技的著作，为近代广东科技氛围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阮元建立的学海堂倡导的科学学风精神，恰与黄培芳契合。道光十八年（1838），黄培芳受聘任为学海堂学长。黄培芳思想开放，鼓吹改革，与同为学海堂学长的张维屏、林伯桐、吴兰修、曾钊等人成立了进步的学术团体希古堂。他们以“经世致用”为导向，积极阐发《易》、“五经”中开明、进步的思想，针砭时弊，讲求兴利除弊之学。在培芳等人的共同努力下，鸦片战争前夕，在广东知识界形成了以经世派的学者名流为主体的地主阶级改革势力。

黄培芳经世致用的改革思想核心在于主张变通，“因则循，循则疲，疲则玩，玩则事生焉”[10]219，“然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尤其在现今危机四伏的社会环境下，“虽圣人亦不能不变”[1]239。他在长期的攻研经典书籍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变古而法”的史学观点，而在此宣扬的正是《易》中一种历史进化的科学思想，倡导“变法”改革，清除弊政。

然而，黄培芳“变法”的思想根基却是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虽通变宜民，亦行所无事”，黄培芳认为变法若不能有利于老百姓，改革便也是无济于事的。他认为，王安石变法是一个失败的例子，“介甫行新法，弊在累民”[10]216，“此则王安石之执拗，不可谓顺宜，其新法断不可行矣”[1]231。培芳认为“为政之道在于激励人心为本”，王安石变法失败正是因为不能顺从民心。他进一步解释，政治改革应从整顿吏治，培育贤才，重视民生等方面入手，“安民在官人，官人在养士，养士在崇本”，“修武可以俻变，育贤可以消变。”。为了根本上消除社会的弊病，“育贤亟于修武”[10]217。黄培芳对民本的关注，使其在鸦片战争时期很好的团结了广大民众，发动和组织民众奋起对抗西方入侵者，成为鸦片战争时期士人抵抗派的主要领袖之一。endprint

不仅如此，黄培芳从教一生，在继承先祖教书育人的千秋大业中培养出一批爱国爱民的名儒硕士，将其先进的科技意识散播遍粤东大地，为广东近代的科学教育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其学生有些成为倡导改革的官吏，如许乃普、罗文俊，有些成为鸦片战争中抵抗派的后备军，如林福祥，还有一些人成为广东近代早期学习西方文化知识的先驱。

（二）以武力对抗为主的“防夷”策略。

道光七年（1827），黄培芳在编纂《香山县志》过程中开始探求防范西方侵略的海防战略。香山作为明清两代控制广东中路海防的核心城市，嘉庆年间一跃成为广东地区的“大县”。黄培芳在第四卷《海防》、《附澳门》中，详细记录了香山各都的地理位置和海防军事设施的关系，据澳门的历史和地理环境，提出海禁、关闸的系列观点，还附列了海防总图和澳门地势图。他博采众长，“以为志书为史家之一体，总不离地理、官师、食货、经籍、五行、数类”[2]431，拓展了其世界视野和时空观念，其科技意识和“防夷”的海防策略浑然一体。

“案：言粤东海防者，以广州为中路，而广州海防又以香山为中路。左则东莞新安，右则新会新宁，必犄角之形成，应援之势便。”

“澳夷之消长，即事端所由生也。恐将来西洋有反主为客之形，红毛成有扶而求之势…故广州海防，以香山为要，而香山海防，尤以澳门为要。”[7]619

以上案语点出香山在广东海防的重要地位，追溯澳门及其周边的海防历史，指出澳门的军事价值。其中有两大要点，一则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海防形势，主张各郡县间互为藩篱，外海、内河、陆地互为唇齿的整体防卫策略，突破了明清以来“因地为守”的孤立防卫观[11]。二则颇有远见地指出了澳门的重要海防作用，后来林则徐协同邓廷桢巡视澳门以争取葡萄牙的中立，防止澳门成为英国走私鸦片的基地。

道光十八年（1838），黄培芳在其主编的《新会县志》和参与梁廷枏主编的《广东海防汇览》中，更是针对广东严峻的海防形势提出了一整套的“防夷、海防”战略[11]39，鲜明地体现了道光年間地理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特点。

道光十九年，林则徐被道光帝任命为钦差大臣，奉旨到广东严查鸦片。作为一个“民本”思想浓重的经世学者，他深感责任重大，十分重视团结广东知识界的爱国势力，并亲自拜访了一批名人志士，广泛收集“海防”和“禁烟”意见。林则徐首先拜访的是主编了《广东海防汇览》的梁廷枏，“询以筹防战守事宜”[12]18。同年，林则徐聚集了梁廷枏、黄培芳、区仁圃、张维屏等人制定全面防卫计划[13]。后梁廷枏、黄培芳、邓淳等又为林则徐招聘入府，共同研究防范西方侵略，组织民间团练事宜。林则徐正是借助梁廷枏、黄培芳、张维屏等经世派学者的研究成果，快速地掌握了珠江口内外的防卫形势，制定了“防夷”的海防战略。

在林则徐的带动下，广东经世派爱国学者从禁烟斗争中转向民族自卫战争中，组成了广东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中坚力量。黄培芳作为士人抵抗派的领袖之一，在为广东海防出谋划策的同时，也深入的参与到林则徐多方探访“夷情”的行动之中，对西方的“船坚炮利”的科技实力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道光二十年（1840），道光帝以“办理不善”的罪名罢黜林则徐，以琦善代之。琦善一反林则徐的抵抗策略，实行对内镇压民众，对外妥协投降的怀柔政策。是时，广东民众、爱国士子皆掀起了反琦善斗争，经梁廷枏、黄培芳等经世派领袖的发动，邓淳等数十名文人联名呈文，推动广东巡抚怡良上疏道光帝[11]40，取得倒琦斗争的胜利。

道光二十一年，梁廷枏、黄培芳、邓淳、曾钊等广东士人抵抗派先后受聘为两广总督祁？？的幕僚，协助保卫省城的军务，林则徐的抵抗路线得以继续贯彻。同年，英国侵略军战火复燃，沿海北上，以香港为据点袭击广州，迫使清朝签订《广州条约》。这批广东士人抵抗派便以官方的名义，采取虎门至广州一带沿江险要处分兵设防的“防夷”策略，广泛的动员民众和爱国士绅，组织团练达五万余人对抗英军，发动了广州城保卫战。期间，黄培芳亲自“拔贡生余廷槐资檄周遍村落，开陈大义，民气感动”，被称“劝团练最为有力”[12]20。不仅如此，培芳还举荐其学生林福祥率领香山水勇，在广州江面一带游弋巡防，多次痛击入侵的英军。这场轰轰烈烈的战役，使得英军“不敢正视粤东，越虎门一步”[12]26。

三、黄培芳科技意识的近代影响

黄培芳本身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科技意识的形成和实践过程都有力地彰显了广东士大夫科技意识的觉醒，也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一批开明官僚知识分子。他联同经世派的士子探究西方科技思想，引入西方科技力量，直接启发了林则徐坚决抗敌的“防夷”海防战略部署和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为中国近代科技意识的崛起做出了早期的努力。其具体影响有以下两点：

其一，“经世致用”社会改革思想为广东注入了创新风气。

黄培芳面对清朝政府的软弱无能，力图尽自己之能，从中国传统经典中寻求注解，为国人抵抗外夷思想、经济、科技上的入侵提供“变法”依托。受《易》的启发较深，黄培芳认为万物皆可变，社会历史是动态的发展进化的。在具体实践上，他以“经世致用”为导向，重视民生，寄希望于贤才，奔走疾呼社会改革。在教育上，培芳主张废科举八股，引入实学教育，更是提倡“经世致用”的新风气。他执教于学海堂，与阮元重视科技的教育改革理念一拍即合，坚决地站在实学教育的第一线，翻刻古代科技经典著作，引入西方先进科技知识。他还与众学海堂学长组成进步的学术团体希古堂，提倡五经中开明的观点，针砭时弊，一同扭转了广东学术风气，成为鸦片战争中坚实的后备力量。

黄培芳以开放的胸襟和广阔的世界视野，力图登高望远，培育出广东早期一批“睁眼看世界”的革命先贤，深刻地影响了几代岭南知识分子，努力营造具有改革进取、家国情怀和世界视野的社会氛围，为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等近代思想先驱奠定了社会思想基础。其科技意识的崛起也反映了当时广东思想风气的转变，暗示了鸦片战争期间广东经世派学者的团结抗敌意识的觉醒，深刻地推动了岭南科学技术近现代化，有力的促进了近代中国革命的进程。endprint

其二，“防夷”的海防战略在鸦片战争期间取得实效。

近代梁启超称著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为“中国士大夫之稍有世界地理知识”的第一人。但是稍早于魏源，林则徐、梁廷枏、黄培芳、邓廷祯等地主阶级抵抗派站在广东海防的最前线，更是及早的意识到中西方科技力量的悬殊，面对英国侵略更是提出系列“防夷”海防战略。他们主张引入西方“船坚炮利”的师夷观，展示了中国早期科技意识的萌芽。其中，黄培芳作为广东经世派的代表人物，文理兼备，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能融贯一体，在对地方志、海防志的汇编过程中，对海防、天文、地理、漕运等知识进行梳理和整合，拓展了世界视野与时空观念。在探究“防夷”策略时，他形成了“整体防御”的海防观点，深切地指出澳门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启发了梁廷枏、林则徐等人对广东海防的战略部署设想。而后在三元里斗争和广州城保卫战中，黄培芳更以“民本”思想主导，克服明清以来官府对民众不信任、不任用的想法，亲自参与组织和领导民众进行团练，更是进一步启发近代海防民兵训练事宜，对广东海防建设建有前瞻性的作用。

综上所述，黄培芳是作为广东经世派的领袖之一，以满腔的爱国热情肩负起探究中国近代科技发展的出路的历史使命。他学习古代经典中的科学技术知识和吸收西方先进科技力量，在广东近代教育改革和海防建设的探索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考据文献和相关研究，对黄培芳科技意识的论述少之又少，仅在相关资料中有只言片语，未成体系。时值岭南文化发展大繁荣时期，黄培芳深刻的改革思想和其科技意识中蕴含的现代价值仍有待后人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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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吴晓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