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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薛福成对《管子》的新解读

2017-12-26梁家贵孙昉

关键词:洋务运动管子

梁家贵+孙昉

摘 要:薛福成充分肯定《管子》的重商、“四民分业分居”论,治国理政以及重计谋的思想,是晚清时期运用《管子》思想较多,并且较为成功的代表人物之一。薛福成主张“管”体西用,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又不得不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薛福成; 《管子》;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早期维新思想

中图分类号:B2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1101(2017)05-0001-06

Abstract: Xue Fucheng affirmed of mercantilist thinking in Guanzi and gave new interpretation to this important book of ancient China. Xue took western culture as a reference and explored more of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Guanzi thinking and western thinking, establishing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west in the field of thinking. His new interpretation of Guanzi brought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adjustment of Qing governments policies.

Key words:Xue Fucheng; Guanzi; the late Qing dynasty;Westernization Movement;Early Reform thought

《管子》是一部颇受争议的先秦古典文献,这不仅是因为该书的成书时间、版本存在争议,还有其浓郁的“功利”色彩之因素。在《管子》研究史上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晚清时期的官员、士大夫纷纷对《管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或者著书立说,或者旁征博引,用来佐证自己的观点。其中,薛福成是后一种类型的代表人物。

学术界已有不少关于晚清《管子》研究方面的成果,如有的学者就指出“清代研究《管子》历朝最多,考证最见功力”;也有的学者对梁启超、张佩纶、何如璋等人的《管子》研究进行了梳理,甚至将他们的相关研究作了比较①。然而,有关薛福成对《管子》的研究,学术界尚未予以足够的重视。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是晚清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外交家。他一生用功甚勤,撰述甚丰,著有《庸庵文编》四卷、《续编》二卷、《外编》四卷、《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十四卷、《出使四国日记》六卷、《续刻》、《庸庵笔记》、《出使奏疏》二卷、《出使公牍》十卷等书。通览他的著述,并无专门研究《管子》的著作,但他著述中有关阐发“夷务”观点方面却多次引用《管子》观点,并将之与西方经济、政治、外交等思想及其制度加以比较,可谓信手拈来,运用自如,显示出深厚的学术功底,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经济上,推崇《管子》的重商思想和“四民分业”论

《管子》具有较为系统的商业思想体系。《管子·轻重》就阐述了管仲的商业治国思想,主张利用“商战”打败敌国,从而称霸列国。然而,历代封建统治者以农业立国,强调“重本抑末”,“四民”中“商”居末位,商业始终未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这种以农为本的国家经济体系中,曾在先秦时代闪出火花的商战思想也就长期湮没不彰了。相比之下,告别中世纪的西方国家普遍以商立国,迅速实现资本积累,迈进工业时代。薛福成在赴四国公使任上,途径香港、新加坡这两处当时被英国统治下的殖民地时,深深震撼于当地的商业繁荣景象。由是,这位初涉外交领域的官员在日记中陈述了自己的感性认识:

二十五日记 乍雨乍止。……余与同人谈及,昨所经之香港、新加坡等埠,五六十年前皆荒岛也。洋人借经营商务,辟荒岛为巨埠,而英人尤擅能事,以英人于商务最精也。当缔造之初,必审其地为水陆要冲,又有泊船避风之澳,有险要可以扼守,有平地可以建屋,于是招致商民,创辟市廛。未几,而街衢、桥梁、阛阓,园林无不毕具;又未几,而电线、铁路、炮台、船坞无不毕具。寝至商税之旺,民物之殷,辄与中国之上海、汉口相颉颃[1]82。

虽然,薛氏这一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理性化,但是他已经初步意识到,英国人之所以能够在短短时间内就把原本是滨海渔村的香港和新加坡开辟为通商大埠,乃是高度重视商业作用的结果。

尚在赴任途中的薛福成不由得将这一现实引向当时仍牢牢根植于中国思想体系中的重农抑商观念。为此,薛福成对比中西的商业观。他认为,西方国家奉“商”为立国之本,真正地认识到“商”的价值,发挥了“商”的作用:

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82。

不言而喻,薛氏以委婉的语气批评了中国的抑商观念,认为应当提升“商”在“四民”之中的地位,把“商”从“四民之殿”提升到“四民之纲”。

要实现薛福成所期望的这种观念转变,是需要充分的理论支撑,进而才能形成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社会舆论。然而,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体系无法就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思路,更遑论有效支撑了。换言之,被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奉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宝器的“六经”找不到相关的阐述。当时的西方经济学著作尚未大规模汉译,更不必提及已经于1867年出版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了。可以说,薛福成同样面临着理论支撑不足的现实困境。由此,薛福成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归入杂家著作的《管子》,向两千多年之前的古人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路径。endprint

薛福成此次远涉重洋,是否将《管子》随身携带于行囊之中,信手翻閱,这恐怕是难于考证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薛福成在接受严格的传统教育过程中,对《管子》涉猎较深。而且,在儒家经典中,管仲是作为正面的形象而出现的,孔子就曾推崇管子的尊王攘夷之业绩。由是,薛福成从现实中的香港和新加坡联想到管仲相齐时的治国策略:

此其理为从前四海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而外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中国“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因思神农氏日中为市,交易而退,各得其所,以王天下;齐太公劝女红,管子正盐 而诸侯敛袂朝齐。是商政之足以奔走天下,古之圣贤有用之者矣[1]82-83。

薛氏在日记中,把重商视为齐桓公霸业的关键因素,而推动齐国重商政策则又离不开管仲这个高度务实的政治家。薛福成结合历史事实,指出管仲治理下的齐国盛行重商之风,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利用齐国滨海渔盐资源,从其他诸侯国获取了极大的经济收益。尤其是食盐这一不可替代的商品,更是让齐国控制了不产盐诸侯国的经济命脉,迫使许多诸侯国不得不在经济上仰赖于齐国。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很自然地就会转化成政治上的强势地位。薛福成就如是概括齐桓公霸业成功的路线图——“管子正盐?而诸侯敛袂朝齐”。不仅如此,薛福成更是将重商观念纳入到圣贤之道中。无疑,薛福成有此一说,是希望中国人能卸掉不必要的思想包袱,积极认识商业在治国大业中的地位,顺势改弦易辙。

面对中国与世界各国交往日多的现实,如果恪守抑商政策,就是不知变通的胶柱鼓瑟。为此,薛福成以沉重的笔调指出,中国古时“民物未繁”,尚可闭关锁国,与其他国家不相往来,但“若居今日地球万国相通之世,虽圣人复生,岂能不以讲求商务为汲汲哉!”[1]83

薛福成还初步意识到社会经济分工的必要性,为此他主张恢复管仲“四民之分”。“四民分业分居”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国语》中有较为具体的记载:

桓公曰:“成民之事若何?”管子对曰:“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咙(杂乱),其事易(变)。”公曰:“处士、农、工、商何?”管子对曰:“昔圣王之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2]卷6

尽管学术界关于“四民分业分居”论的看法不一,但基本认可《管子》这一论述反映了先秦时代社会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关于分工、分业的观念。薛福成充分肯定管仲的四民分业论,认为:

管子称天下才,其所以教民之法,不外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此齐国之所以霸也[3]290。

薛福成认为这种社会分工模式合理有序,百姓各从其业,效力于国家。然而,在薛福成看来,自宋明之后,中国却放弃了这种合理的分业方式。为此,他不无叹息地写道:

宋、明以来,渐失此意,自取士专用时文、试帖、小楷,若渭工其艺者,即无所不能;究其极,乃一无所能。……夫以古之圣人,所经营数十年而不敢自谓有成效者,乃以今之常人,于岁月之间而望尽其职守,岂不难哉?[3]290

薛福成很自然地就社会分工问题将中国和西方进行比较,认为西方国家保持合理的社会分工,使得官民各自发挥长处。他以外交工作的分工为例,阐述了这一认识:

泰西诸国,颇异于此。出使一途,由随员而领事,而参赞,而公使,洊升为全权公使,或外部大臣,数十年不改其用焉。军政一途,由百总而千总,而都司,而副将,洊升为水陆军提督,或兵部大臣,数十年不变其术焉[3]290。

薛福成进而指出:“他如或娴工程,或精会计,或谙法律,或究牧矿,皆倚厥专长,各尽所用,不相搀也,不相挠也……”[3]290

通过这种具有显著差异的比较,薛福成认为中国的衰落恰恰是丢弃了管仲的四民分业论,西方国家的“国力强盛”不过是捡起了被中国人所久已丢弃的的东西。由此,薛福成将《管子》的思想价值提到高度评价的地位,甚至认为西方是取法于《管子》,才得以遥遥胜于中国。这一大胆论述可见诸如下一语——“余谓西人不过略师管子之意而推广之,治术如是,学术亦如是,宜其骤致富强也。”[3]290

当然,薛福成把《管子》视作西方国家富国强兵政策的思想来源,是不符合事实的,颇似于道教为争胜于佛教,而制造“老子化胡”的传说。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薛福成这一看似肤浅而稚嫩的断语,包含着他希望中国能破除自卑心理,采纳祖先留下的包括分业论在内的良策,实现富国强兵的意图。薛福成充满信心地写道:

中国承宋、明以来之积弊,日趋贫弱。贫弱之极,恐致衰微。必也筹振兴之善策,求自治之要图;亦惟详考唐、虞以后,宋、明以前之良法,而渐扩充之,而稍变通之,斯可矣[3]290。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薛福成所论及的“四民分业”虽然源自于《管子》,但是在现实中,却大大超越了《管子》原旨,真正提倡的是近代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说,薛福成并没有沉溺于古已有之的自我陶醉心态,而是着眼于极为迫切的现实问题。

二、政治上,推崇《管子》的治国理政方略

治国理政方略是《管子》的重要内容之一。《管子》之《治国篇》、《权修篇》、《立政篇》等系统阐述了治国理政所要遵循和坚持的根本方略,全面阐明了管仲治国理政思想。薛福成高度评价管仲等古人的治国之策,联系到当时的现实,认为西方国家强盛不衰的根本原因在于“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薛福成在《自序》中就这样阐述这一认识:

平天下者,平其心以絜炬,知我之短,知人之长,尽心于交际之间。往者,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然亦有效有不效。何也?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彼有大利,亦有大忌。操纵之权,固在我而不在彼也[1]62。

薛福成认为,虽然世界国家治国之道互有异同,如“荷兰、英吉利屡以商困人国,法兰西、俄罗斯则常以教侵人国”,但都是“御之者有方,制之者有道。”薛福成进而指出,中国历代兴衰也是遵从这一规律:endprint

至于风俗政令之间,亦往往有相通之理。试观其著者:其條教规模,有合于我先王故籍之意者,必其国之所以兴;其反乎我先王故籍之言者,必其国之所以替。即其技艺器数之末,要亦随乎风气之自然,适乎民情之便利,何新奇之有焉?吾闻管子之言日:善射者厄于野,善游者厄于梁。凡国之亡,亡于所长。然则天下之善知人长者,又即善于知人之短者哉![1]62

由于晚清时代的中国人还普遍推崇上古三代。为此,薛福成有意识地以《管子》为切入点,把中国人的崇古心理转向对西方治国理念的认识。为此,薛福成认为,《管子》一书很好地传承了古人尤其是上古三代的的治国方略:

二十六日记,《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然其时去三代未远,其言之粹者,非尽失先王遗意也[1]253。

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薛福成认为,西方各国的治国理念及其方法,与《管子》的治国方略有相同之处,或者可以说,西方各国就是很好地学习或借鉴了《管子》的治国方略:

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西国之设上下议政院,颇得此意[1]253。

随着眼界的开拓,薛福成对西方国家认识也逐渐加深。为此,他较为系统而全面地介绍了《管子》的治国方略,尤其是制造业方面的策略,并与西方国家的相关方略进行了比较:

又云:“事者生于虑,成于务。不虑则不生,不务则不成。西国各学之重专家,各业之有公司,颇得此意。”又云:“兵也者,审于地图,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彼之行军于水陆者,似之。”又云:“财盖天下,工盖天下,器盖天下,器成卒选,则土知胜矣。又云:“致天下之精材,来天下之良工,则有战胜之器矣。致材若何?五而六之,九而十之,不可为数。来工若何?三倍不远千里。彼之殚力于船械者,似之。”又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黄金,上有慈石者,下有铜金,上有铅者,下有银,上有赭者,下有铁,此山之见荣者也。”彼之矿学化学,所以日献精华也。又云:“关者,诸侯之陬隧也,而外财之门户也。明道以重告之,虚车勿索,徒负勿入,以来远人。”又云:“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蹄。”彼之通商惠工,所以日臻丰阜也。此外,指归相同、措施相合者,尚未易以一二数。岂非开辟稍迟,天地之气运有不期然而然者欤?若夫一二旧国,实已盛而复衰,及其他弱小诸国,皆不得与于此数。又有国势外强中干者,亦已流弊潜滋矣[1]253

客观地讲,薛福成对《管子》治国理政思想的阐释并不尽正确,与西方国家的比较也是失之偏颇。然而,借助《管子》这面旗帜,薛福成关于西方各国治国理念及其方法的认识则显得更加充分、有力,更容易被晚清中国传统士大夫所接受,至少是可以减轻抵触心理。这种心理上的安抚工作,对推动思想转变是有良性作用的,因而应当予以肯定,而不可盲目苛责。

三、外交上,推崇《管子》的重“谋”思想

薛福成身负外交使命,要代表清政府与西方国家展开外交工作。如何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捍卫尊严,的确是对薛福成本人的巨大考验。其中,如何保护海外华侨的利益就是薛福成外交工作的重点内容。鸦片战争前,清朝统治者厉行海禁政策。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开埠通商,中外贸易日益增多,海禁已徒具形式。同时,海外,尤其是南洋各地侨民人数众多,“兹据称南洋各岛华民不下百余万人,”而且财力强大,“约计沿海贸易,落地产业,所有利权,欧洲、阿剌伯、巫来由人各居十之一,而华人乃占十之七。”[3]304因此,如何正确对待侨民问题,便成为晚清统治者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也是晚清统治者正确处理外交事务的一个重要方面。

薛福成又一次从管仲治国理政思想中汲取外交工作的经验。管仲是个高度务实的政治家,十分重视计谋的运用,而且伸屈得当,不图小利,不为小愤所迷乱。这在《史记·管晏列传》中有专门的记载:

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桓公实怒少姬,南袭蔡,管仲因而伐楚,责包茅不入贡于周室。桓公实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于柯之会,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4]。

为此,司马迁高度评价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4]薛福成极为钦佩管仲的计谋,“臣窃惟保富之法,肇于《周官》;怀远之谟,陈于《管子》。”因此,薛福成奏请清廷废除旧例,保护侨民,发挥侨民重要作用:

及今而早为之图,尚可收桑榆之效;及今而不为之计,必至忧杼柚之空。……核议保护出洋华民良法,并声明旧例已改,以杜吏民诈扰之端;由沿海各省督抚及出使大臣分途切实晓谕,奉宣德意,俾众周知;并准各口领事官访其平日声名素称良善,核给护照。如是,则不事纷更.不滋烦扰,可以收将涣之人心,可以振积玩之大局,可以融中外之畛域.可以通官民之隔阂。怀旧国者,源源而至,细民无轻去其乡之心;适乐土者,熙熙而来,朝廷获藏富于民之益。一旦有事,缓急足倚,枝荣本固,厥效非浅[3]304。

四、结语

鸦片战争后,中国屡遭外敌入侵,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经济势力冲关而入,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极不情愿地开始近代转型。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学术研究也结合现实命题,展开了近代转型。《管子》由于包含着商战和计谋思想,故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思想依据,而从洋务派逐渐分化出来的早期维新派更是推崇《管子》对现实治国工作的启发意义。

薛福成属于早期维新时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和薛福成同属早期维新派阵营的还有郑观应、陈炽、黄遵宪等。这些人物大多出生在鸦片战争前后,尽管也受到了传统治学方式的训练,但对西学有了较多的认知,其中一部分还曾到国外考察。他们均不同程度地对《管子》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且有着强烈的共识。如身为买办的郑观应就盛赞管仲“贤哉管夷吾,相齐知所务”[5]1287。endprint

早期维新派一方面坚持“《管子》一书,以富国强兵为宗主”,但又实事求是地承认西方的“船坚炮利”,故以西学作为参照系,采用“西学中源”的文化阐释系统,“余观泰西各邦治国之法,或暗合《管子》之旨,则其擅强盛之势亦较多。《管子》云:‘量民力,则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欺,其民则下欺(亲)其上。西方所设上、下议院,颇得此意。”因此,他们主张:“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武备固讲究,工商亦保护”。如果这样做,办理夷务不仅必须而且应该[5]1287。

薛福成等早期维新人物将《管子》与“夷务”糅合在一起的做法,堪称“‘管体西用”。这应该是吸取了郭嵩焘的教训。郭嵩焘,精通“夷务”,中国首位驻外使节,他经常毫无遮掩地赞美西方的物力,以及西方社会和西方政治。不仅如此,他还强烈抨击中国的落后、无知:“久居西洋,始知中国人心不能自振发,而专为大言自欺,其源由于无耻”[6]492-493;“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此义者尚无其人,伤哉!”[6]420郭嵩焘的过激言论遭到了国内顽固守旧派的围攻,被称为:“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后遭罢官,抑郁而终。薛福成则采取了灵活的策略,尽管也称赞西方国家的国力强盛、社会进步、政治开明,但采用了中国人尤其是封建士大夫为主体的晚清统治者能接受的托古之法。

从宏观角度来看,“管”体西用即“中体西用”,这是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有学者认为,最早提出“中体西用”观点的,就是薛福成,“如果仔细考察的话,‘中体西用思想的最早提出,还要上溯20年。”[7]79早在1865年,当时还在曾国藩幕中的薛福成,在论及筹海防事宜时,就提出这一观点。薛福成认为:

防之之策,有体有用。言其体,则必修政刑,厚风俗,植贤才,变旧法,祛积弊,养民练兵,通商惠工,俾中兴之治业蒸蒸日上,彼自俯首帖耳,罔敢恃叫呶之战态以螫我中国;言其用,则筹之不可不预也。筹之预而确有成效可睹者,莫如夺其所长而乘其所短。西人所恃,其长有二:一则火器猛利也;一则轮船飞驶也……彼之技艺可学而能也……若是,则彼之所长,我皆夺而用之矣。[3]19-20

可以肯定的是,作为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的洋务观点影响了曾国藩;而作为洋务运动领袖的曾国藩显然对清廷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形成、推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事实上,薛福成的其它建议也基本上被采纳了。例如,薛福成有关保护侨民的奏议有理有据,并重计谋,很快得到了清廷的回复:

是疏于光绪十九年五月十六日由英伦使馆发递,七月初十日奉 朱批:该衙门议奏。钦此。总理衙门于八月初四日复奏,应如所请。敕下刑部将私出外境之例,酌拟删改,并由沿海督抚出示晓谕:凡良善商民无论在洋久暂,婚娶生息,一概準由出使大臣或领事官给与护照,任其回国治生置业,与内地人民一律看待,毋得仍前藉端讹索,违者按律惩治。奉朱批:依议。钦此[3]306。

薛福成的“管”体西用模式大量发掘《管子》与西学相同或相似之处,其中不少部分有牵强附会之嫌,其对《管子》的解读也不尽正确,甚至对于西方经济社会发展及其制度的认识也多停留在表面,具有时代的局限性。然而,薛福成关于《管子》的解读,为晚清《管子》研究奠定了会通中西的思想基调[8]对清王朝统治政策的调整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推动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参考文献:

[1] 钟叔河.向世界丛书·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 2008.

[2] 左丘明.国语[M].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

[3] 马忠文,任青.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薛福成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 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5] 夏东元.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6] 梁小进.郭嵩焘全集(第10册)[M].长沙:岳麓书社,2012.

[7] 戚其章.晚清史治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7.

[8] 梁家贵.梁启超关于管子研究之述论[J].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3):47-50.

[责任编辑:范 君]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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