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庆国

(郑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64)

·三农问题·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卜庆国

(郑州科技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河南郑州 450064)

目的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已经成为国家健康快速发展的紧要问题。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强调城镇化建设中人的核心地位，在人的因素中新生代农民工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最重要力量，他们的居留意愿成为决定新型城镇化的现在与未来成败的关键因素。因此，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定居的意愿特征以及影响因素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方法通过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调研，在以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的提前下，运用随机森林模型，从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等4个方面中的24个因素实证分析影响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的特征和因素。结果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最显著的要素依次是从事职业类型、在城市工作时间、个人收入、家庭收入因素、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城镇住房公积金。结论文章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教育、增加家庭收入和改善社会福利等解决问题的措施。

新型城镇化 新生代农民工 留城意愿 影响因素 郑州市

0 引言

文章以调查问卷和实地访谈的形式，对河南省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的定居城市的意愿进行了解，通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情况、住房满意度、社会保障、职业稳定度、子女教育情况等方面进行剖析，总结出影响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总体特征及影响因素，为更好地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一定的参考意义。

1 相关概念界定

1.1 新型城镇化

2003年7月3日中央党校教授谢志强[1]在《社会科学报》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选择”，由此拉开了对新型城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陆续有学者对新型城镇化进行了相关的研究。尤其从2012年以来，国家对新型城镇化定位更为准确和全面。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

李克强总理在2015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2015年要推进新型城镇化取得新突破。城镇化是解决城乡差距的根本途径，也是最大的内需所在。”要坚持以人为核心，以解决3个1亿人问题为着力点，发挥好城镇化对现代化的支撑作用。对已在城镇就业和居住但尚未落户的外来人口，以居住证为载体提供相应基本公共服务，取消居住证收费。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市民化挂钩机制，合理分担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保障。

1.2 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春光教授[2]于2001年首次提出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全国总工会于2010年在其调研报告中全面明确把“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界定为“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后，年龄在16岁以上，在异地以非农就业为主的农业户籍人口”。不过在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已有部分农民工把户口迁到工作的城市，文章中所指的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包括户籍未迁至工作城市的，同时也包括这部分人户籍已迁至工作城市的，即原户籍为农村，年龄为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

表1 调研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

图1 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留城意愿调研地

2 研究设计

2.1 调研时间

调查时间为2016年4～6月，发放调查问卷800份，回收800份，问卷回收率100%；其中有效问卷767份，有效问卷率95.8%。

2.2 调研对象

选择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工作的行业包括餐饮业、美容美发业、家政服务业、商品批发零售业、快递物流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通过调研发现，有关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性别方面：男性居多。男性468人，占58.5%，女性332人，占41.5%；(2)婚姻方面：未婚居多。未婚552人，占69%，已婚248人，占31%；(3)年龄结构方面：19～25岁居多。未满18岁比例为3.5%，19～25岁比例为48%，26～30岁比例40%，30～35岁比例为有8.5%；(4)受教育情况方面：文化程度初高中居多。初中以下学历者占6%，初中学历者占45%，高中学历者占42%，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者占7%；(5)从事职业方面：从事第三产业者居多。在第三产业中，从事餐饮业者占17%；从事个体经营者占12%；从事美容美发、批发零售和快递物流的分别占10%、9%和8%；其他从事的行业包括家政服务、公司职员和技术人员等。在第二产业中，从事建筑业者占20%，在工厂工作者占16%。(6)年收入方面：年收入在2万～5万者居多。年收入1万～2万元者占15%，年收入2万～4万元者占43%，年收入4万～5万元者占35%；年收入5万元以上者仅占7%(表1)。

2.3 调研区域

基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工作区域大部分集中于郑州市主城区，调研范围定位7个有代表性的商圈，分别是二七商圈、碧沙岗商圈、二七万达商圈、花园路商圈、富田商圈、郑汴路商圈和CBD商圈等，以上7个区域是郑州市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相对比较集中的地区(图1)。

2.4 资料分析方法

该文采用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调查资料进行处理，主要运用定量研究方法，数据处理使用R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取置信度95%。

3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特征

3.1 定居城市选择呈现多样化特征

相对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的选择定居城市呈现多元化趋势[3]。第一代农民工在选择定居城市时集中于郑州、原户籍就近的地级市、原户籍就近的县城，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定居意向更加倾向于定居郑州，占59.2%；其次分别是回农村老家，占15.3%；回原户籍县/市，占11.1%。

图2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意愿

3.2 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双方定居城市意愿高

通过实地调查统计发现，在被调查的163对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中，夫妻双方都愿意定居城市的比例占67%，丈夫或妻子不想定居城市的比例占13%，双方均不想定居城市的仅占20%，表明已婚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都比较强烈。

3.3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心理准备不足

从实地调研统计结果看，新生代农民工中定居城市有心理准备的占39%；想定居城市但无准备的人所占比重达到36.5%。整体来看，有超三成的新生代农民工有定居城市的心理准备，但是未付出实际行动。

3.4 文化程度越高市民化意愿越强

调查显示，农民工的市民化意愿大体上与其文化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其中，专科及以上学历的农民工中，定居城市的意愿较高，达到86.4%；具有高中或中专学历的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次之，达到80.2%；初中以下学历的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比例低于75%。整体来说，文化程度越高的农民工，其定居城市的意愿也就越高，因为他们在就业、工资待遇、享受社会福利和获得晋升机会相对较多。

4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4.1 随机森林模型的选择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个人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制度因素，也包括社会文化因素[4]。在这些因素中还有很多可变因素，这些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程度也有很大差异。为了能在实证分析中更加全面分析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再结合运用调查问卷所搜集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相关数据的特点，它不仅有连续型变量，而且还有很多的离散型变量。因此，该文采用了随机森林模型，能够较为全面的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因为该模型的优势体现在不需要对模型施加约束条件，能够尽可能多的兼顾到自变量。

4.2 变量的选择

数据模型中主要有两类变量，一类是因变量，即被解释变量，该文把它界定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本质含义表现为，当被调查新生代农民工回答愿意成为定居城市时，标注为1，否则标注为2。另一类变量为自变量，也就是对因变量进行解释的变量[5]。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该文把个人因素、家庭经济因素、制度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看作为解释变量。其中变量名称和变量单位如表2。

表2 变量名称、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4.3 模型参数估计

该文在运用R软件中的Random Forest包来进行完成，保证了mtry参数的准确性[6]。为了使随机森林模型顺利构建，首先剔除了含有无效的缺失值变量，并对相关的数据缺失值进行补全，最终确定767份调研样本作为有效数据样本。结合该文样本的实际情况，选择mtry=4，tree=500。同时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4类24个因素的重要性进行了排序，见表3。

表3 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4.4 模型结果分析

4.4.1 个人因素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最大

反映个人因素的指标对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影响程度都较高。根据各因素影响重要性值排序，其中从事职业类型和在城市工作时间分别为第1位和第2位，成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最重要的因素；学历和年龄分别排在第4位和第8位。整体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学历越高和年龄越年轻，其定居城市意愿也越高。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性质、在城市工作的时间、学历和年龄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决定性因素。

4.4.2 家庭经济因素也是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因素也十分明显，分别排在第3位和第5位。个人收入和家庭收入对定居城市意愿呈正相关，即家庭整体收入越高，其定居城市的意愿也越高。

相反，家庭经济因素中的是否有已出租土地、老家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老家房产价值分别排在第19位、第23位和第24位。显而易见，家庭经济负担越重，其定居城市的意愿也就越低。

4.4.3 制度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

制度因素中的是否参加城镇养老保险和是否享受城镇住房公积金这两项分别排在第6位和第7位，其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产生一定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定居城市时，仍会把社会保障看作重要的衡量因素。尤其是2015年河南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农民进城购房扩大住房消费的意见》后，进一步提高了新生代农民工购房并定居城市的意愿，同时他们会更加重视相关政策[7]。

4.4.4 社会文化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相对较小

从重要性值排序来看，老家是否建设了新型农村社区、与家人是否在同一个城市、是否有家庭成员共同生活、与居住地其他人员相处状况和是否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分别排在第16位、第17位、第18位、第21位和第22位。由此可见，以上这些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相对较小。

通过调查问卷分析，与家人在同一个城市和有与家庭成员共同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中，有市民化意愿的比重分别为83.2%和82.1%，分别比无家庭成员在同一城市工作和无其他家庭成员共同一起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高1.2和1.3个百分点，差距并不明显。

加入了合作社的农民工，其市民化意愿偏低。在农村合作社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归属感，进而反映出，当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仍存在较重的“恋土情结”[8]。

5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较高的定居城市意愿与我国“十三五”城市化规划战略匹配，但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的因素很多。通过调研问卷以及相关统计数据的结果分析，提升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着手。

(1)通过发展教育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以此来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竞争力。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实现提供强有力的智力保障[9]。具体的方式是：一是政府通过政策倾斜和资金支持，为新生代农民工创造更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可以通过扩大招生农村生源规模，以便有利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的劳动质量。二是政府通过整合相关资源，可以定期地对新生代农民工从业技能、法律、社会保障知识等多层次的进行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的培训，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素质，引导和帮助劳动力成功就业，提高劳务收入，把增加创业门路和就业渠道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期对策来抓。

(2)通过推进农业现代化增加新生代农民家庭收入，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实现给予强有力的财力保障。务工收入已成为河南等劳务输出大省农村家庭增收的重要渠道，因此，政府应出台相应政策构建农民工工资增长监督机制。此外，农村经营性收入也是家庭收入的重要支柱，一要政府通过发展、培育、扶持农产品加工、生产、经销流通企业、组织，使之健康成长[10]。二要抓住城镇化建设时代机遇，依托河南资源优势，采取各种方式，积极创建壮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企业集团，有关政府职能部门要突出做好政策指导、信息服务、利益协调、优化投资环境等工作。三要在企业改组、改制、改革中，把组建农业加工生产、经营流通企业放在重要地位，利用调整空间，创建一批农业企业，并在发展资金、信贷、税收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11]。

(3)通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为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解除后顾之忧。首先，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使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期间能够享受相应社会保险，以此来保障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其次，向新生代农民工扩展住房公积金交付的额度和范围。充分地允许农民工可以灵活运用公积金购房或公积金贷款来支付房租，以此来减轻城市生活的压力。

[1]谢志强.新型城镇化：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新选择.社会科学报，2003-07-03

[2]王春光.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进程及问题的社会学分析.青年探索,2010，(3)：5～14

[3]夏显力，张华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西北人口，2011，32(2)：43～46，51

[4]续田曾.农民工定居性迁移的意愿分析——基于北京地区的实证研究.经济科学,2010，(5)：120～128

[5]景晓芬，马凤鸣.生命历程视角下农民工留城与返乡意愿研究——基于重庆和珠三角地区的调查.人口与经济，2012，(3)：57～64

[6]曹正凤.随机森林算法优化研究.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14

[7]河南省政府办公厅.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农民进城购房扩大住房消费的意见.http：//henan.people.com.cn/n/2015/1111/c351638-27074283.html，2015-11～11

[8]张晓芳.江苏省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优化路径选择.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0)：146～150

[9]夏怡然.农民工定居地选择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温州的调查.中国农村经济,2010，(3)：35～44

[10]郝志瑞.山西省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构建问题研究.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0)：151～156

[11]张丽叶.河南省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综合效益评价.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2016，37(10)：95～100

STUDYONINFLUENTIALFACTORSOFCITY-SETTLEMENTSWILLINGNESSOFNEWGENERATIONOFMIGRANTWORKERSUNDERNEW-TYPEURBANIZATION*

BuQingguo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engzhou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gzhou ,Henan 450064,China)

At present,th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has become an urgent concern of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nation.Prime Minister Li Keqiang put forward a new type of urbanization which named "people-oriented" urbanization at the meeting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2015 during the government work report.The further study of the willingness and influence factors of the peasant worker′s settling down in city has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on-site survey and interviews,and the random forest model,this paper analyzed four aspects of personal factors,family factors,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socio-cultural factor.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influential factors high to low were current occupation,working-hours in city,personal income,family income,whether to join pension insurance,whether to share housing provident fund.Finally,the article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such as developing the education,increasing household income,and improving social welfare.

new-type urbanization;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city-settlements willingness; influence factor; Zhengzhou

10.7621/cjarrp.1005-9121.20171019

2016-12-09

卜庆国(1979—)，男，河北石家庄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农业经济。Email：765378539@qq.com

*资助项目：河南省政府招标课题“河南省劳动技能人才开发现状及结构研究”(2015B300)

F323.6

A

1005-9121[2017]1013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