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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书的名义“毁书”

2017-12-25苏露锋

华声 2017年21期
关键词:李清统治者四库全书

苏露锋

清朝乾隆皇帝力主编修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所收入的著作,有相当一部分现在已经成了孤本。如此看来,乾隆对保存我国的文化似乎功莫大焉。殊不知,乾隆编修《四库全书》的初衷并不是为保存书籍,而是为了禁锢思想,为其稳固统治服务的。出于这个目的,编书的过程,其实就是“毁书”的过程。

作为外来者,清廷在统治的合法性上不自信,因此他们入主中原后,严禁任何宣传民族大义和民族气节的思想流传,以杜绝汉族人民反清起义的思想来源。自顺治直至乾隆时期,统治者不断掀起文字狱,并禁毁了许多书,但所能禁毁的毕竟有限。文字狱虽然能威胁当时的士大夫,使他们不敢再发表离经叛道、讥议时政的言论,却不能将著作中的一切不符合统治集团要求的东西剔除干净。统治者不达到后一个目的是不会放心的,但如公开地对所有著作进行审查,选择一批加以禁毁或删改,又显得过于凶狠,这是聪明的清代统治者所不屑为之的。于是,乾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编纂《四库全书》。

乾隆以编书的名义,在全國征集图书,乘机将他认为内容不好的书烧毁,或将其中的一部分毁掉和修改。由此而造成的对我国文化的破坏,恐怕是远远大于其贡献的。

禁毁的标准主要有四个:第一,凡是对清朝统治者有所不满,包括客观地记述其暴行的,或对满族有所鄙夷、敌视的,都必须销毁;第二,能引起人们对于明朝的好感或怀念的,都不能保留;第三,凡是跟程、朱理学相抵触和不符合传统道德观念的,也应毁掉;第四,作者有问题的,或者在书中多处引用有问题的人的著作的书。

禁毁不仅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一直在进行,而且在编纂结束后的抄写过程中,仍继续在进行。因为《四库全书》共抄了七套,最后的三套于乾隆四十七年开始抄写,五十二年完成。在把这三套抄本进呈乾隆时,他又进行了抽查,发现清初人李清的一本书问题严重,于是下旨严查。结果,一面将原已收入《四库全书》的李清的所有著作,全部撤出,列为禁书,并发文给江苏巡抚,进一步调查李清有无其它著作,如有则一并销毁;另一方面,把已经抄好的四套《四库全书》全部重新审查,结果又查出其他作者的几部著作,从《四库全书》撤出,加以销毁。

据不完全统计,从乾隆三十七年下诏征书,直到乾隆五十三年《四库全书》复查完毕,当时被全毁的,即整部书不再流通,被烧掉的书,就有2453种,被抽毁(有个别地方有不太严重的问题,只把有问题的地方去掉,而不禁书)的书籍有402种;而收入《四库全书》的为3470种。如此算来,被销毁的书籍,其数量竟相当于《四库全书》的四分之三,被抽毁的也相当于《四库全书》的八分之一弱,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自秦始皇焚书以后,中国的文化从未遭受过如此浩劫。大量优秀的学术著作,充沛民族气节精神的史学文学作品均遭禁毁。而且收入《四库全书》的书,有不少已遭严重删改,以致鲁迅先生说,天下士子读后,“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编纂《四书全书》,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对历代文化典籍的整理和总结,而是一场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普查运动。使用暴力或强制性的行政手段来查禁,是古代统治者的惯用手段。就文化政策而言,清朝统治者比只会“焚书坑儒”的秦始皇之流要厉害得多,高明得多。

禁书与编书两种手段糅和起来,是一种寓禁于修的特有的文化现象,体现了清廷统治者手段的圆熟和精巧。这使不少人只记住了《四库全书》对保存古籍的贡献,却健忘了乾隆曾经大肆阉割中国文化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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