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道路对现代文明的超越

2017-12-25肖鹏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4期

肖鹏

摘要：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历史性实践业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具有生成新文明类型的世界历史意义。黑格尔为现代文明作出了哲学的规划建构，并论证了霸权、殖民和战争的必要性，实际上宣告了近代启蒙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灭。在此我们通过揭示现代文明的黑格尔存在论哲学根源，进而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存在论的批判出发来对现代文明提出批判，并透视这一批判的超越性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

关键词：中国道路；现代文明；霸权；和平主义

作者简介：肖鹏，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哲学研究中心讲师，博士（上海 200233）

在当前的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思想领导力”地位，这一地位通过最近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重大战略举措不断强化起来，并引发了全球知识界对中国道路性质与命运的种种猜想。“中国道路”是否意味着新文明类型的孕育生成？“中国方案”究竟是“欧美方案”的延续，还是超越？这些问题对于中国发展所开启的世界历史意义而言，实在是性命攸关的——它意味着对当前时代本质特征的回应与批判，同样也意味着超越现代文明的一种新文明类型生成的可能性。在此我们尝试揭示现代文明的黑格尔存在论哲学根源，进而从马克思对黑格尔存在论的批判出发来对现代文明提出批判，并透视这一批判的超越性逻辑，从而深刻理解中国道路历史性实践的思想资源、内在原则与筹划方案。

一

现代文明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资本主义文明，它与欧洲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进程是一致的。这一历史进程可谓错综复杂，简单说来迄今为止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西欧自身资本力量的快速发展，并伴随着欧洲自身持续的内战，它肇始于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熟定型于1815年拿破仑战争前后。第二阶段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程，并伴随着普遍的殖民活动，这一阶段被加达默尔称为“19世纪”，它“以歌德和黑格尔的去世为起点而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终点” [1 ]。第三阶段是战后全球资本主义的不断深化，世界各民族在其现代化的进程中使得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不断流动，并表现为欧美发达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博弈过程。通过对以前三个阶段的简要概括可以看出，现代文明以及西欧的现代化进程，与“战争”这一核心概念密不可分。

尽管在西欧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高举着启蒙的思想旗帜，精神领域成果如同繁花盛开，但它的现实化却表现为无休止的战争，以至于暮年的康德仍然忧心忡忡地发问：“人類是在不断朝着改善前进吗？”事实上，康德希望通过“一种哲学的规划”，逼迫人们反思战争的惨痛后果，从而在理性上创造改进的条件，以便使人类世界能够不断趋近于永久和平状态。他的回答是：“当前战争的惨痛后果，却可以迫使政治预言家们认识到：人类走向改善的转折点即将到来，它现在已经是遥遥在望了。” [2 ]在短论《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康德开宗明义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Sapere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 [2 ]所以战争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自由的思想和缺乏勇气的认识错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战争使人类走向成熟，使人类意识到自发地运用理智的重要性。因此，柯林武德称赞康德“在这里完成了一件丰功伟绩”：“他说明了为什么应该有像历史这样一种东西存在；他说明，这是因为人是一种有理性的生物，因此他的潜能的充分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历史过程。” [3 ]总而言之，出于将战争作为欧洲理性发展的现实土壤和历史根源的总体把握，康德把当时的欧洲看作是一种“未完成的现代性”。

令人惊异的是，黑格尔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与康德完全不同：他不但对战争积极拥护、热情讴歌，而且在从哲学上特别是在存在论的高度上论证了战争的合法性，并且指证了战争在欧洲近代历史发展中的必然性。就其现实环境的影响而言，洛维特考察了黑格尔为战争辩护的历史原因，他认为这与黑格尔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黑格尔经历了三个重大政治事件：在其青年时代是法国革命，成人时代是拿破仑的世界统治，最后是普鲁士的解放战争。这些事件也规定着他的政治思维的转变：从对现存事物的彻底批判，经过拿破仑的承认，到为普鲁士的官僚国家辩护。” [4 ]从外部的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来看，情形确实如此：在19世纪初期，法国大革命在西欧人民的思想中树立了关于自由的精神和概念，也促使黑格尔深入到普法两国命运中来深入思考欧洲的现代性问题，乃至世界历史全体。

自由，作为世界精神的最终目的，它在普法之间的境遇完全不同：在普鲁士那里，自由理念仅仅具有精神形态，而不具有现实性；在法国那里，自由通过革命成为现实，但并没有达到精神的高度。黑格尔认为，普鲁士国家的现实情况是“日耳曼的政治机构只不外是各个部门从全体中取走的权力和利益的总和罢了”，“按照国家的概念和国家权力范围的科学考察来加以规定的话，就可以看见，德国不能够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 [5 ]。为此，黑格尔提出了关于国家的理想形式的若干主张，他认为这种形式应当是战争和财政权力的高度集中，以便发挥核心权力的指导和执行作用。但是，这种关于国家的理想蓝图并不是法国已有的国家形式，在黑格尔看来，自由原则的实现，要经历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三个辩证的精神阶段，而法国大革命向人们展示的乃是市民社会的自由，在精神上尚未达到国家的自由。因此，黑格尔要求德国应当超越法国，成为现代文明的“范本”，它的国家形式应当是“自由国家”。黑格尔的这些主张意味着对康德“未完成的现代性”的最终完成，并在哲学高度上规划了一种成熟定型的现代国家方案。

需要进一步辨明的是，黑格尔的自由思想乃至全部哲学思想，皆是以存在论作为理论根源和基本依据的。因此若要阐明黑格尔在哲学上对现代文明的本质规定，就需要首先深入理解他的存在论思想。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是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其每一个辩证环节都是主体以对象化的运动来确证自身，这种对象化同时意味着主体自身的运动意志和死亡过程。而绝对精神为了达到自由之终点，不惜以摧毁每一个辩证运动的主体为代价，它的现实化就是政府通过发动战争来摧毁旧有的、固化的社会秩序，“利用战争从内部来震动它们，打乱它们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 [6 ]。黑格尔明确地谈到，政府必须在发动的战争任务中让每一个特殊的个体体会到死亡的过程，这是绝对精神赋予自由的本职任务：“精神就是通过这样打破固定存在形式的办法来保卫伦理的存在使之不致堕落为自然的存在，保持它的意识的自我，并将这个自我提高为自由和它自己的力量。” [6 ]endprint

因此，一方面，正是由于黑格尔把对象化同时理解为异化，把通过战争对主体的消灭看作精神通达自由的必经之路，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何黑格尔对战争积极拥护和热情讴歌，他认为“战争不应看成一种绝对罪恶和纯粹外在的偶然性……战争是严肃对待尘世财产和事物的虚无性的一种状态……在战争这一环节中，特殊物的理想性获得了它的权利而变成了现实” [7 ]。战争的“更崇高的意义”在于“好比风的吹动防止湖水腐臭一样”，而康德意义上的“持续的甚或永久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 [7 ]。由于精神要求意识走出主体自身，在对象性的世界中通过主体的死亡来确证主体自身，而不是像康德一样终其一生蛰居在哥尼斯堡，因此在精神的现实化世界中对应的是，自由国家一定要在自身以外的未知领土中拓展疆域，发动殖民战争，来确证自身“现代文明”的烙印。黑格尔甚至公开宣称，自由国家应该“动员全国力量，放弃本身内部生活而全力对外作战，防御战就转化为征服战” [7 ]。作为精神进行辩证运动的动力“热情”，其现实化就是作战时的“英武”。

而另一方面，黑格尔也从哲学上论证了亚当·斯密以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即要充分发展市民社会的经济力量，以便为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充实经济能力。黑格尔认为民族国家最为坚实的基础在于市民社会，满足了市民利益，并施之以物质刺激，充分调动市民阶层的经济上的积极性和能动性，这样国家的税收方能得到足够的保证。在这一点上，黑格尔乃是现实主义立场的：“利己的目的，就在它的受普遍性制约的实现中建立起在一切方面相互倚赖的制度。个人的生活和福利以及他的权利的定在，都同众人的生活、福利和权利交织在一起，它们只能建立在这种制度的基础上，同时也只有在这种联系中才是现实的和可靠的。这种制度首先可以看成外部的国家，即需要和理智的国家。” [7 ]所以，黑格尔所谓的“理智的国家”，就在于这种国家能够充分满足市民社会的物质需要，满足他们的生活、福利和权利，这种需要的满足完成之后，同时会促进自身国家财富的发展，反之亦然，这之间的关系是“相互倚赖的”。市民社会能够持之不断地发展的前提和保证在于：一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它是“一个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荣誉” [7 ]，这种独立自主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的要求：对内主权和对外主权，即国家法与国际法。黑格尔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特殊意志经常得不到调和与一致，因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进行战争。在这种情形下，居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现代战争的进行方式是人道的” [7 ]这一结论。

二

在黑格尔思想的成熟时期，歐洲结束了长久的内战，并开始了全面对外殖民的历史进程。因此，黑格尔对现代欧洲对外战争和殖民行径的辩护，对现代战争的霸权与扩张给全世界人民带来各种危机的纵容，既标志着现代性原则的确立与完成，同时又宣告了近代启蒙理想在现实中的破灭。

从哲学的环节上来说，黑格尔论证了在欧洲的现代性之中内在地蕴含着战争的必要性，战争成了最好的“鲶鱼效应”，亦即通过破坏性的力量，反过来促使市民社会为了承认它自身而进行斗争。由于黑格尔认为“精神”的本务就是打破自身的规定性来守卫自身，所以战争与精神的自我要求乃是一致的。国家通过发动战争，可以将自私自利的市民社会提高到大公无私的精神层次，成了一种“客观的意志”和“主观的意志”在“国家”内的结合，这真是对精神的绝妙的讽刺。

从现实的环节上来说，民族国家这种财富的积累，必然要导致战争使世界格局的重新分配，而战争的开打以及获得的殖民权力，又可以使多出来的本土无法消化的财富顺利转移出去。财富与战争，这两者以隐蔽的、不起眼的方式统合在一起，为黑格尔所热情讴歌。精神运动的现实动力，以及现代欧洲得以昂首前进的根本动力，就在于对财富和战争的追求：市民社会追求财富，而国家则追求战争。战争创造了新的财富，而财富导致了新的战争，这是自由理性之现实的、残酷的辩证法。战争的胜利使得国家得以持存，使得市民社会团结起来，并持续壮大。因此，现代文明在黑格尔哲学的规定之下，只有战争，才能使市民社会不至于盲目追求一己私利、通过内部的相互竞争而趋于瓦解；只有战争，才能使市民社会的孤立行会之间团结一致，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只有战争，才能使市民社会在获得和享受物质财富时认识到精神的本质：主体精神和牺牲品格。

由之而来导致的后果就是：“自由国家”的现实表现是欧洲现代民族国家，这些国家的精神基础是基督教，社会基础是资产阶级。黑格尔认为，资产阶级的海外殖民活动是“自由”理念在世界历史范围内的实现过程，战争和霸权主义对人类所造成的苦难，只不过是精神的否定性的力量使然，是“理性的狡计”。这样一来，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暴力行为就在“世界精神”之中被合法化了——它带来的后果，是个人自由、市民社会的全球化发展、供给—需求关系支配的财富的普遍增长，至于那些由战争带来的人类苦难，被黑格尔无情地视为一种“副作用”。黑格尔与康德不同，黑格尔的精神从来不是“属人的”，只是在其辩证运动中抓住并利用了人来完成自己而已。所以在康德讲“人权”的地方，黑格尔讲的是“财产权”，所谓“人权”的基础建立在市民社会的财产权之中，财产权则意味着：它如同精神超出自身去占有对象一样，它自身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自由”的领地，可以尽情“占有”。“人权”的实质是以“财产权”、传播人权自由为名来行使掠夺侵略之实。因此，黑格尔为现代文明的霸权主义思想和行动提供了哲学高度上的论证。

这样一幅思想和现实的双重画卷，展现在马克思的面前。因此，历史赋予了马克思双重使命：既要从哲学上打掉黑格尔存在论的指挥部，又要从现实中批判和铲除现代文明的根基——二者之间本质上是同一回事。于是我们可以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看到，马克思首先向黑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猛烈开火。当黑格尔把精神的对象化等同于异化的时候，当“黑格尔说……自我意识扬弃这种外化和对象性，也同样地返回到自身，因而，它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就是在自身”的时候，马克思立即认为，“这段议论汇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 [8 ]。在黑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中，对象化之所以等同于异化，秘密就在于这一辩证运动本身是绝对精神的自我确证和实现，每一个辩证运动环节的主体固然有其对象，但绝对精神本身没有对象——“绝对”就是“无对”。然而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存在论哲学中的意识“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已经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 [8 ]。因此，异化绝不等于对象化，它只是包含了自我扬弃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是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之外的东西。这个“多出来的东西”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原则，就是“感性-对象性活动”，就是“实践”和“革命”。endprint

马克思对黑格尔全部思辨哲学的存在论批判，无疑是发动了一场哲学革命，它意味着马克思不仅在哲学上决定性地超越了黑格尔和全部形而上学，同样意味着在現实中决定性地超越了现代文明的体系。当现代文明将黑格尔的存在论哲学作为自身理论基础的时候，哲学上的“异化等同于对象化”立即在政治经济学上表现为“价值等同于交换价值”，而马克思正是通过“异化不等于对象化”进入到“价值不等于交换价值”这一社会现实领域之中，并决定性地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这一发现为马克思共产主义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真正的超越现代文明的理论基础。因此，当黑格尔用存在论哲学论证现代战争合法性和必要性的时候，马克思却通过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存在论基础，揭示和批判了现代文明的霸权特征。这种霸权以资本为根本原则，或者说以资本的力量为尺度，以资本的获利为主导目标。马克思认为：“暴力本身的‘本原的东西是什么呢？是经济力量，是支配大工业这一权力手段。以现代军舰为基础的海上政治暴力，表明它自己完全不是‘直接的，而正是借助于经济力量，即冶金技术的高度发展、对熟练技术人员和丰富煤矿的支配。” [9 ]马克思承认暴力、战争、霸权的现代形式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获取利益，但却从根本上批判了黑格尔把这种利益视为自由国家利益的虚假性。

现代文明的霸权具有三重逻辑：一是一定范围内的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掠夺与剥削，二是西方国家对落后国家和地区的殖民与征服，三是较强大的国家之间的彼此争斗。马克思说，正像资产阶级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10 ]。在马克思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正是欧洲人从先前的内部战争转变为大规模的对外殖民掠夺时期。虽说自更早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以来就始终存在着殖民主义和对外掠夺，但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取得了其初步的发展之后，由其本质而来的大规模的对外殖民和掠夺才充分地展开出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就是对英国全球殖民的最典型概括。促使英国进行疯狂殖民、在全球确立霸权的根源，在于资本自我增殖、扩大再生产的需要。英国本土幅员狭小，迫切地需要向外掠夺资源和扩大市场来维持本国资本的正常运行。因此，资本家一方面攫取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通过征服、奴役甚至屠杀的手段获得海外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 [11 ]“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 [11 ]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创造出了巨大的生产力，使生产过程迅速地社会化，并通过开创世界历史，使全人类与传统社会相脱离。然而，也同样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产生出了现代文明本身的冲突和斗争以及现代意义上的霸权和政治。总而言之，马克思通过批判现代文明的黑格尔基础，揭示了现代文明的本质与限度，这一限度在20世纪已是昭然若揭了。正如罗素所说：“欧洲文化的坏处，已经被欧洲大战展示得明明白白。当大战初起的时候，一般人便梦想说，这种坏处，并不是根源在制度上面；只要哪一方打胜，就可把彼除去的。现在则已证明是误解了。我们文化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产业主义。这种制度在早年的时代，虽然带进许多物质上科学上的进步，然而只能引到破坏的战争的道路上去。” [12 ]

三

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期居住在当时世界的经济中心——英国伦敦，而马克思去世之后，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在19世纪末英国霸权开始衰落，美国和德国开始崛起，中国彻底沦为世界体系的边缘。20世纪初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以拒斥和超越资本主义的姿态，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变成了现实性的道路。随后帝国主义之间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战后美苏争霸的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亚非拉美第三世界纷纷独立，并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迫使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变革。20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开启了快速现代化的历史道路，通过经济上的持续高速发展，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从而成为了世界的焦点，以至于有国外学者认为：“21世纪将会检验一个大国的崛起是否是和平主义的，这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来说都是如此。” [13 ]“在21世纪的文献中，中国崛起已成为一个公理性观点（Axiom Point），正是‘中国崛起而不是其他任何话题，引领着关于未来国际体系的种种猜想。” [13 ]

一百多年前，斯宾格勒以抽象的方式率先道出了“西方的没落”，这一观点在思想领域中很快得到回应，无论是尼采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的“哲学的终结”还是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他们都看到欧洲文明以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文明的基本限度。在当代西方学者看来，现实中的美国实力的确在逐步减弱，奈格里和哈特认为，美国不能成为帝国计划者的中心 [14 ]；沃勒斯坦认为，不仅是作为霸权国家的美国，而且整个资本主义都将无法继续无止境地积累资本，资本主义体系将随之进入结构性危机的阶段，最终走向灭亡 [15 ]；而乔万尼·阿瑞吉则认为，美国作为最大的债权国从根本上无法解决不平衡发展、资本家的竞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因而在全球经济持续动荡的过程中，美国的霸权地位正在解体 [16 ]。许多思想家都从不同层面洞察到了现代文明命运的不确定性和不可持续性。

随着中国近年来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巨大提升，整个世界日益在国际政治和全球战略的主题上关切中国的发展走向，以及这种走向可能产生的诸多后果。就当代世界的政治格局而言，西方思想界颇为普遍地认为：帝国主义或者地区霸权主义，是中国道路的必然走向，此前任何国家的崛起道路都将直接或间接地发展为这种结果。然而事实上，正如史景迁所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方人为研究中国所进行的努力是互不相关的……西方人对中国的兴趣是不受中国的历史现实左右的……对于那些深怀不安全感和焦虑感的西方人来说，中国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它们的一条出路或者退路。” [17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决不是西方已有的现代化成果的某种“对象化”，而是具有多重向度的规定性，这也同时体现出透视中国道路以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endprint

作为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而言，其发展道路本身就具有突出的世界历史意义。不特如此，在当下现代文明呈现“强弩之末”图景的时候，中国的快速崛起面临着巨大的历史机遇，有可能在未来确立一种超越现代霸权的和平主义全球秩序，中国正在以其历史性实践向世人昭示一种新文明类型生成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包含如下三个方面的思想资源：

其一是中国传统，或者说“陆地文明”。卡尔·施密特认为，整个世界历史是“一部海权对抗陆权、陆权对抗海权的斗争史” [18 ]，海洋文明是扩张性和进攻性的，而陆地文明则是保守性和防御性的，因而海洋文明孕育了霸权主义，正如陆地文明孕育了和平主义一样。传统中国作为一种典型的陆地文明国家，具有独特的“三面屏障，一面向海”的地理环境，它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形成和塑造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阻隔了异域文明的毁灭性打击，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中国文化的向外探索。同时，出于治理黄河和抵御游牧民族南下掠夺的要求，催生了中国政治形态的早熟：一方面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能够统一调度人民从事治水或战争；另一方面人民也在灾难中形成了家族的团结。史学家黄仁宇曾对此总结道：“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黃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 [19 ]由此确立的君主专制制度本质说来乃是“家国同构”的，甚至可以说，中国的断代史就是一部不同宗族的统治史，虽然常有动乱，但作为传统社会根基的宗族制度却非常稳固。所以钱穆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上筑起。” [20 ]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的理念上与西方存在根本的不同，这种差别在各自的文明传统中就已经决定了：“西方传统推崇决战决胜，强调英雄壮举，而中国的理念强调巧用计谋及迂回策略，耐心积累相对优势。” [21 ]基辛格认为，中西方的这一对比性差异可以在两种文明中流行的棋类中很好地体现出来：西方的模式是“国际象棋”，而中国的模式则是“围棋”——落实到国际关系方面时，西方强调对外部世界的占领、征服和统治，而中国则强调对周边国家的归化、怀柔和共生。简言之，前者是“力胜”，后者是“心服”。基辛格还发现，明代中国郑和的“七下西洋”充分揭示了中国的和平主义民族性格。当时中国的船队在数量和技术水平上令世界叹服，连150年以后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也要相形见绌。“然而，除了举行庄重的仪式炫耀中国的伟大之外，郑和对开疆拓土似乎并没有多少兴趣。他带回国的不过是礼物和‘贡品。除了为天朝扬威这一抽象成果之外，郑和没有为中国攫取任何领土或资源，充其量不过是较早地运用中国的‘软实力。” [21 ]基辛格的这些表述说明了一个根本性的结论：西方政治是霸权主义的，而中国政治则是和平主义的，它们之间的性质不仅完全不同，而且截然相反。基辛格的这一洞见无疑是极其深刻的，并且关涉到了中国历史道路的实质取向。

其二是西方文明或者说“海洋文明”。对于西方文明形成的历史而言，“海洋”无疑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西方文明起源于古希腊，希腊文明的出现和成型，得益于地中海区域独特的地貌。尽管地中海沿岸缺少进行大面积耕种农作物的区域，但合适的温度、降水量和独特的地缘仍然使得这一地区的繁荣成为可能。通过海上贸易往来，本来不平均的资源分布得以运输到沿海甚至内地的各个角落，通过海运使得商业与后来的资本主义得以高度发展。黑格尔精当地描绘了古希腊文明中的“海洋性格”：“大海茫茫无限，给人勇气去超越那有限的东西。这种勇气伴随着在海中波涛汹涌、去来无定的生命危险，因此最勇敢的性格同为了求生最机警狡诈的性格同时糅合在一起。” [22 ]

对于欧洲人来说，海洋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加上地中海沿岸地区环境多变、物产不均，大海就刺激了欧洲人征服和掠夺以及追求商业利润。这诸多的方面，都是与陆地文明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正是海洋文明为欧洲人塑造了这种占领外部世界的天性，并在16世纪时由新兴资产阶级把现代文明扩张到全世界，开创了“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世界历史。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美洲的发现、绕过欧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10 ]对于当代世界格局而言，传统意义上的陆权与海权之间的简单对抗关系已然部分失效，取而代之的是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一种新型的空间秩序，主要表现为通过强大的经济和技术能力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欠发达地区进行无差别的“点对点”操纵。这种操纵之所以成为可能，乃是由于齐格蒙特·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所指出的现代文明正在从“沉重的资本主义”朝向“轻灵的资本主义”进行转化。由于中国的现代化任务首先意味着进入到现代文明的世界历史体系之内，因而这一任务突出地表现为批判性地领会和吸收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

其三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如前所述，正如黑格尔哲学奠定了现代文明的思想基础，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和超越了这一基础一样，中国道路必须明确地区分现代化和西方化，明确地区分现代化的资本主义样式和社会主义样式。就中国之现实的发展道路而言，它的现代化不等于西方化，它的社会主义道路不等于资本主义道路。中国的现代化任务与西方已有的现代化成就之间是本质不同的，因而当今中国不可能完全依照西方资本主义的标准和方式进行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任务毋宁说是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因此，作为批判和超越现代文明“向外占有”的资本积累模式而言，中国经济的现代化植根于“向内挖潜”的和平主义模式，它与西方在征服世界的进程中不断夺取外部资源的霸权主义模式完全不同。

在阿瑞吉看来，21世纪初的中国面临着极其关键的社会转型，“如果这种转向成功恢复并巩固了中国的传统，那么，中国很有可能能够成为真正尊重文化差异的文明联邦的出现做出决定性的贡献。这些传统包括以自我为中心、以市场为基础的发展，无剥夺积累，人力而非人力资源的流动，以及民众参与政策制定的政府等” [16 ]。阿瑞吉洞察到，中国崛起必然积累起丰富的物质力量和社会财富，然而这种积累的性质是“无剥夺积累”，因此中国将会发展出一条更加平等和人道的市场经济道路，即不以制造霸权和不平等为经济增长先决条件的“共同富裕”模式，从而有可能真正发展出一种新文明类型，“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做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 [16 ]。endprint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超越现代文明的可能性，就在于真正领会“中国传统—西方文明—马克思主义”三重思想资源之间的张力。必须强调的是，每一种思想资源都无法在当今中国的发展进程中被“现成利用”，而只能是在历史性实践中被重新整合和重新理解。在不同的时代条件下，这三重思想资源不断进行碰撞和博弈，开展各种形式的联合与冲突，虽说其间总是存在着各自力量的消长取舍，但却始终保持着一种积极的和强大的内在张力。可以说，中国道路为新文明类型的生成和出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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