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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慈善通史研究:价值、现状与路径

2017-12-25周秋光曾桂林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研究价值通史慈善事业

周秋光++曾桂林

编者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是现阶段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项目中层次最高、资助力度最大的项目类别。项目涉及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中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项目研究具有复杂性、前沿性和综合性。本刊自2017年第1期起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成果推介”栏目,每期推介1~2篇作品,以服务党和政府决策、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本期刊发周秋光、曾桂林教授合著的《中国慈善通史研究:价值、现状与路径》一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慈善通史”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本文扼要地阐析了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及《慈善法》实施的大背景下所具有的獨特学术价值和意义,客观地评述了中国慈善史领域已经取得的重要学术成果,并指出今后开展相关研究将努力寻求新突破的一些路径,这对于从学理上探讨中国慈善史发展趋向和从现实中继往开来促进成果转化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摘 要: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有利于拓展与推进中国社会史乃至中国史学科的研究,使之更丰满、更深入;有利于人们认识当今社会慈善事业的源流,弘扬慈善文化,促进社会建设;有利于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中国慈善史既有研究成果斐然可观,然而在研究内容与主题、研究视野与方法等方面尚存不足,有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空间。由此,需从加强慈善史理论创新、加大慈善史料收集整理、纵横向深化慈善史相关问题等多个路径进行学术探索。

关键词:慈善事业;通史;研究价值;研究现状;研究路径

作者简介:周秋光,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曾桂林,湖南师范大学慈善公益研究中心教授(湖南 长沙 410081)

中国慈善史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起,至今已走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历程。随着文献史料的深入发掘及问题意识的不断强化,这一研究主题由隐而显,由微而著,由小而大,应时顺势成长,现已成为中国史学科一个新的增长点。有关慈善史方面的探讨不再局限于社会史范畴内,并逐渐涉及经济史、文化史、政治史等诸多领域,在问题讨论、范式研究及史学诠释等方面也与中国史的发展趋向遥相呼应①。近年来,国内的中国慈善史研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上继续推进,在“整体史”“区域史”及“专题史”等方面均有所突破,诸如慈善通史的编纂、慈善事业与地方社会、慈善组织与宗教、宗族、政府的关系,以及慈善组织的内部管理运作与外部法律规范等,都体现慈善史蕴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信息,是值得学术界进一步努力耕耘的园地。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增长,当代中国的慈善事业在21世纪初获得快速发展,备受社会各界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慈善事业成为中国社会文明进步、和谐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慈善的主题实已超越了单纯的慈善史或社会史的范畴,具有社会建设的重要意义。由此出发,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在追溯历史上慈善机构的发展形态及运作实态的同时,考察当代慈善团体的生存状况,解析中国传统慈善事业走向现代化、法制化、国际化之路,沟通历史与社会,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或将更具有独特的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

一、研究价值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慈善传统的国家,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源远流长。先秦时期,儒家的“仁爱”“大同”思想构成了中华慈善事业最初的文化源泉和价值基石;汉唐之间又融入佛、道两教中的劝善思想,推助了中国社会民间慈善事业的蓬勃兴起。宋元以降,尤其是明清两代民间慈善事业的发展臻于鼎盛,各种善书刊布流行,善会善堂林立,善人善士辈出。及至近代,基督宗教伴随列强坚船利炮而来,由沿海至内地,中国慈善事业逐渐融合近代西方的慈善公益观念,开始出现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建国后,由于极左思潮盛行等政治大环境的影响,慈善事业被视为“殖民主义的警探和麻药”“地主阶级沽名钓誉的行为”,是掩盖自己罪恶行径的“伪善”,麻痹劳动人民革命意识的“骗术”,进而大加批判 [1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慈善”一词便从人们头脑中消失,慈善研究也成为学术界的雷区与禁地。这种情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有所改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体制的转型与社会问题的凸显,慈善事业在中国大陆复苏具备了客观条件,并很快走向勃兴。进入新世纪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慈善事业的发展,将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补充。2005年、2011年,民政部两度出台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以引领和促进慈善事业在弘扬传统美德、开展扶贫济困、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的颁布实施,将发挥立法的引领和规范作用,进一步激发全社会崇德向善的力量,推动中国特色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现实的需要,慈善研究遂得以蓬勃开展起来。

中国慈善通史,不仅是中华数千年慈善事业兴盛发展风貌的历史记录,而且还展现出中华慈善文化的精髓及其当代价值。我们提出慈善史研究的重要性,就是要将它作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整理和总结。不了解与研究中国慈善思想、慈善事业发展的历史,自然难以把握和汲取其有益的养分。从学术史的角度而言,深入研究中国慈善通史,还涉及多方面的学术议题,关联到社会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多个领域;从传统文化和时代精神的角度而言,研究中国慈善通史,弘扬慈善文化,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其一,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可为研究古代、近现代及当代中国社会提供一个独特视角,使得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更丰满、更深入,还将拓展与推进中国史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研究兴起三十余年,成果已极为丰硕,而慈善史作为其中一个分支领域,近年虽已有长足进展,但相对而言,研究仍欠充分。产生于先秦时期的慈善思想为后世历代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源泉。这些慈善思想与后来的佛教、道教劝善思想相结合,创设各种类型的慈善组织,虽然历经政治、经济变动及时代变迁,却一直绵延相续至当代,乃至走向区域联合、跨越省域与国界,其内在机制值得深入探究。中古时期颇具佛教色彩的慈善设施(如南朝六疾馆、唐代悲田养病坊、宋代福田院、漏泽园等),明清时期善堂善会的组织形态不同于近现代慈善团体,更与当代慈善基金会的治理结构大有迥异。但不论古代、近现代抑或当代,基于仁义、人道、博爱的慈善思想却一直都存在,也大体相同。这提示我们,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有其独有的路径与经验,可为窥探中国社会数千年发展演变的一个独特视角,可展现中国社会多姿多彩的历史场景。在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中,近些年来,慈善史已引起学人重视,渐趋热门,成为其中一个关注度较高的研究领域,有关宗教慈善、宗亲慈善、区域慈善、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制度是其重要主题。这使得慈善史研究与宗教、宗族、社区、城镇、人口、社会组织、灾荒及其他社会问题等紧密相关。慈善作为一种社会资源重新调配与整合的方式,在化解民众生存困境与危机、安定人民生活、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发展、实现社会和谐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从慈善史出发,可以更好去探讨各时期的社会结构、社会风貌与社会生存方式。这样,加强在社会、经济诸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慈善史研究,不仅可以展现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脉络,还可厘清国家与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知微见著,对于深入洞察中国历史的政治格局、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也不无裨益。endprint

其二,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有利于人们认识当今社会慈善事业的源流,弘扬慈善文化,促进社会建设。近年来,随着当代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慈善日益受到学术界、社会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慈善学”也将呼之欲出。人们迫切需要了解和认识历史上中国慈善事业兴衰消长的发展情形,从中汲取经验教训,而现有研究成果还比较零散,缺乏完整、系统的成果。因此,加强中国慈善史的整体性研究,或可解决社会各界对这方面的需求。具体说来,它将为人们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的变迁以及慈善组织的活动情况提供一个便捷的途径、全新的视角。一方面为人们了解各历史时期慈善事业发展实况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提供参考,一方面通过总结各级官府与民间社会历次慈善活动,可系统、全面地反映出中国慈善事业制度的变迁历程,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历史上特别是宋元明清时期中国民间慈善组织(善会善堂)的兴衰演变,深入了解历史上慈善救济的经验教训,从而为当代中国发展慈善事业、构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借鉴,乃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著名史学家李文海曾指出:“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慈心为人、善举济世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地回顾和总结我国慈善事业的历史,将会对今天促进慈善观念和慈善意识的增强、实现慈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2 ]此论可谓灼见。由此而论,中国慈善史研究将在培育慈善意识和弘扬慈善文化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

其三,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符合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对构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具有借鉴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国慈善事业有着两三千年的发展历史,一直承载着中华民族“仁爱”“大同”等价值理想与“扶危济困”“乐善好施”“友爱互助”等良好风尚。千百年来,中国民间社会的仁风善脉绵延不绝,善举频频,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之视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拉开了西学东渐的帷幕,自晚清至民国,学习西方成为时代的潮流。时至今日,很多人谈及慈善事业、社会保障,一味借鉴甚至全盘照搬西方国家的东西,动辄以欧美为师,抱有崇洋心理,而忽视本国国情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其实,建设现代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健全有中国特色的慈善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中国传统慈善事业仍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内涵与元素。因此,慈善史研究既是一项功在当代的道德工程,也是一项利在千秋的文化工程,有利于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如前所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在国际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慈善文化是中国充分展示中华文化、民族精神的一个平台,同时也是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历史与社会的一个窗口。由此而言,开展中国慈善史研究,对于传承与弘扬中华文化,加强同国际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华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符合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

中华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与“魂”。如果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习近平强调,“要讲清楚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观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深入挖掘和阐发其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求大同的时代价值 [3 ]。由此可见,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慈善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既可以为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示,也可以为道德建设提供有益启发,还可以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慈善通史进行认真研究,对传统慈善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梳理与挖掘。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才能把当前的各项事业做得更好。

总之,中国慈善通史研究具有现实关怀和应用价值。我们期望通过史料的发掘和整体性探讨,完成中国慈善事业的通史叙述。这既是对中国慈善事业悠久绵长的历史发展及其当代角色与价值的学术总结,也可为今后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经验与教训。对于政府与民间组织而言,都需要以史为鉴,汲取历史智慧,妥善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服务社群,让慈善成为社会和谐发展的推助力。

二、研究现状

尽管中国慈善史研究在民国时期就略显端倪,但从学术史角度来看,它多半附于灾害史、荒政史研究中,严谨地说,还属于自发状态、萌芽阶段 [4 ]。慈善史作为社会史研究的范畴,相对于中国传统史学领域(政治史、经济史)而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在国内学界逐渐展开,近十年则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关注,研究进展迅速 [5 ]。而港台地区和美、日等国的慈善史研究起步稍早,成果较丰硕 [6 ]。总体来说,海内外学界对于中国慈善事业虽无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但诸多学者对各历史时期、各地区的慈善组织或慈善人物及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取得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兹略作介绍与述评。

1. 中国荒政史、中国福利史及中国社会通史中的中国慈善事业研究

慈善是在政府的倡導、扶持下,由民间团体和个人自愿对遭灾遇难的弱者或贫者实施救助的行为。天灾人祸往往是导致人们陷入衣食无着乃至性命难保等危局困境的客观原因,所以,慈善总与政府的荒政、社会各界的灾害救助紧密相连。在中国古代,基于民为邦本的施政理念,出于治国安邦的统治需要,许多封建王朝都推行过一些泽及民众的“惠政”“善政”。由此,有关中国荒政史、社会福利史、社会保障史研究也或多或少地涉及到慈善方面的内容,还有些通史性著作也略有论及。

荒政史研究在传统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成果甚多。1937年,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堪称该领域的扛鼎之作,对后辈学人影响深远,其所论的一些救灾备荒思想与措施,也足为慈善史研究参酌引证 [7 ]。后来,李向军 [8 ]、陈桦 [9 ]、李文海 [10 ]等人考察清代荒政时,对救灾思想及其实践亦有所论析。备荒仓储是荒政的重要举措,也是灾荒之年开展赈济的积极预防之策。早在民国年间,于树德就探讨了仓储对于备荒的作用,并论析了常平仓、义仓、社仓的性质与区别以及其历史沿革、运行机制 [11 ];此后,史学界对仓储备荒问题多有关注,如对隋唐至明清时期常平仓、义仓、盐义仓、社仓的专门研究,即与慈善史议题相关②。在国外,日本学者星斌夫的研究较为突出,他主要探讨了明代预备仓、社仓等救灾备荒诸仓的关系及其社会功用 [12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地方仓储也逐渐受到学人的重视,取得一些学术成果,像冼剑民对清代佛山义仓的研究 [13 ],陈春声对广东常平仓、社仓、义仓的研究 [14-16 ],吴滔对苏松地区仓储的研究 [17 ]等就颇有价值。其他地区也有些相关研究,恕不赘举。endprint

救荒并非纯属政府行为,它有赖于全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参与、齐心协力。因而,不少荒政史论文在探讨赈灾措施中,也关注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物在救荒活动中的贡献,其中不乏民间开展的慈善活动。譬如,对朱熹、刘宰等人的荒政活动都有学者予以置评 [18-19 ]。此外,商人在救荒活动中扮演着复杂角色,既有囤积居奇、谋取暴利者,又有见义忘利、慨然捐助者。卞利分析了徽商在明清灾荒之际的捐助与赈济活动,肯定其热心社会公益的善举,反映出其儒商好义的品性 [20 ]。而一些研究区域救荒赈灾的论文,对历史时期各种慈善活动也有论述,此不一一胪列。

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为现代概念,是由西方国家率先提出并实施的一项社会制度,其与慈善事业关系密切,又有区别。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对三者的认识不尽一致,或认为慈善事业是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或认为慈善事业是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由此,在一些社会福利史、社会保障史研究中,也会论及不同时期的慈善机构与慈善活动。1985年,星斌夫的《中国社会福祉政策史的研究》就以清代赈济类仓储为中心,集中讨论了清代初期预备仓与常平仓的关系、常平仓的兴衰、社仓在清前期的成立与展开以及清后期的衰微、义仓的盛衰等问题,在附篇则收录了明代赈济四仓、济农仓与养济院等三篇论文 [21 ]。他的另一著作《中国社会福祉史》详尽地论述了唐宋以降至明清时期常平仓、社仓、义仓等仓储的发展演变、明代养济院设立的理念与同善会的诞生、清代养济院与普济堂的关联以及育婴堂的运营实态及其消长等问题 [22 ]。可见,星氏将赈济仓及善堂善会视为社会福利机构。在国内学界,王子今等人从国家政策、社会组织和文化思想等方面考察中国社会福利史的发展状况及其特点,所论六疾馆、孤独园、悲田养病坊、居养院、养济院等福利设施,今多视之为慈善机构 [23 ]。但由于视角不同,其考察重点及解读诠释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还有不少学者专注于某一时期或某一朝代的社会福利、社会救济或社会保障,作断代史方面的探究。如王文涛对秦汉社会保障的研究,侧重于自然灾害的社会救助,同时也论述了民间互助保障、军人优抚及老年人福利、残疾人福利、妇女儿童福利等 [24 ]。张文研究宋代社会救济时,不仅考察灾民、鳏寡孤独、乞丐贫民等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措施,还将官员、士人及皇族、归正人等特殊群体的救济也纳入研究范畴 [25 ]。由于其研究视野放宽,其中某些举措或许可视作传统中国社会慈善事业的一部分。与此同时,郭文佳也展开宋代社会保障研究,涉及灾害保障、倉储保障,医疗保障以及贫民、官员、军人、士大夫等阶层的社会保障等多方面 [26 ];后来,他又对乞丐、流民、老人、幼儿的救助及疾疫救治等问题进行探讨,结成论文集《宋代社会保障文化研究》,让人们对宋代社会有更清晰的了解与认识 [27 ]。王卫平、黄鸿山《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一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专门讨论传统社会保障,涉及荒政、养老、军人优抚、孤残救助、宗族义庄、仓储等方面 [28 ]。其实,所论内容全都归入传统社会保障范畴并不太合适,如义庄作为慈善事业似更妥。张祖平探讨明清时期政府社会保障体系时也述及灾害救济、济贫、育婴事业 [29 ]。另外,甄尽忠探讨了先秦社会救助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灾害救助、贫困救助、特殊救助以及救助的主客体,并分析了社会救助的思想基础及其影响 [30 ],这对于追溯慈善思想的起源颇有益助。

在通史、社会史著作中,也有些论及慈善机构及其活动。如,龚书铎主编《中国社会通史》试图描摹出中国数千年历史不同时期的社会存在、社会运行机制与状态以及社会变革的情况,各卷都把中国历史上相关的济贫救荒、慈幼养老等机构与制度归入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之中 [31 ]。此外,陈宝良的《中国的社与会》较早设专节论述明清两代的善会与善堂 [32 ]。

以上简略评介,窃以为是与慈善关联度较大的一些研究成果,囿于个人目力,并非搜罗殆尽,挂一漏万或所难免。不过,从中也可窥见出学界不同知识背景的学者对慈善史研究主题的关注。虽然各人对慈善的理解与界定各有千秋,但对其民间性、公益性的认识却是相通的,而跨学科、多领域、多视角的审视,也有助于慈善史的跨界整合。

2. 中国慈善史专门研究

20世纪80年代,中国慈善史研究尚属起步阶段,研究者屈指可数,相关成果寥寥,直到21世纪初才逐步受到学界的广泛重视,蔚成风气,开始出现一个研究高潮,围绕慈善史议题展开多方面的探讨。这三十年间,慈善史研究成果拟从以下几方面稍作述评。

一是慈善通史或综合性研究。

周秋光、曾桂林合著的《中国慈善简史》是第一部系统详赡地论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演进历程的通史性专著。全书分为五部分,即绪论篇、渊源篇、古代篇、近代篇和当代篇,立意求通、述要、出新,追溯了传统慈善思想的渊源,缕述了中国慈善事业由先秦至当代的滥觞、初兴、发展、鼎盛、衰熄、复兴的全过程 [1 ]。囿于篇幅,中国慈善史上一些问题尚未涉及,或未作深究,这也给后来者留下了继续耕耘的余地。此后,同类著作陆续问世。如王卫平、黄鸿山、曾桂林《中国慈善史纲》也是一部贯通古今的慈善通史,既考察了中国传统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也分析历代政府救济行政及其对民间慈善事业的影响,并梳理了民间慈善事业产生、兴起及其近代发展、当代变迁的整体脉络 [33 ],然而宋明以前的慈善事业研究较薄弱,略有不足。王俊秋《中国慈善与救济》探讨了历史上各阶段的民间慈善与社会救济活动,内容上略古详今 [34 ];莫文秀、邹平、宋立英《中华慈善事业:思想、实践与演进》则主要分析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中国的慈善思想、慈善事业发展概况,并附有三章述及当代中国的慈善组织模式、重大慈善救助实践 [35 ]。后两部著作关于当代慈善事业的论述尚有可圈点之处,不过原始史料较为欠缺,多因袭前人,从史学研究角度来看,其学术参考价值有限。新近,吕洪业《中国古代慈善简史》概述了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时期慈善的发展情形 [36 ],然作者并非专门治史,所征引也多为今人研究论著,大抵算是一种慈善史普及读物,未能实现学术创新与超越。此外,周秋光还撰述了中国第一部地方慈善通史《湖南慈善史》,分别探讨了古代、晚清及民国前、后期湖南慈善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概述分析各个时期湖南慈善发展的历程 [37 ]。另值得一提的是,论文集《历史上的慈善活动与社会动力》所收录的10篇论文涵括古今,通过个案与专题研究,从不同角度探索中国历史上的慈善活动及其发展动力与轨迹 [38 ]。endprint

二是慈善断代史或专题研究。

与慈善通史相比,断代史、专题研究却取得了长足进步,成果较丰。就时段而言,主要集中在宋及明清、近代时期,择要分述如下。

(1)慈善思想渊源 国内外学界对中国慈善事业兴起的思想渊源探讨是从善书、功过格开始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酒井忠夫就开始收集整理与研究善书文献,积数十年功夫,先后出版《中国善书的研究》及《增补中国善书的研究》。该著以善书文化现象为主线,阐析了王朝教化政策及三教合一思想对明清慈善事业勃兴的影响 [39 ]。包筠雅主要讨论了功过格在早期中国的积德传统中的流变,以及有关超自然报应和积功的争论,并通过袁黄的个案研究,提出功过格在催化民间善堂善会兴起的同时,也维系着明清之际的社会等级制 [40 ]。游子安则聚焦于有清一代善书的发展、分类与普及情况 [41 ]。陈霞还专门探讨了道教劝善书,将其演变分为酝酿、形成和发展三个阶段,通过各阶段代表作品的考辨,揭示道教劝善书的内容、实质及其伦理特色和社会影响 [42 ]。吴震从观念史、思想史、社会史等多元视角出发,对明末清初劝善运动的思想发生、观念演变进行了深入的历史探索,由此揭示晚明以降官绅相结合,在诸多公共领域及地方事务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助推了民间慈善活动的兴起 [43 ]。此外,王卫平、周秋光都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慈善思想进行分析,前者认为古代慈善事业的思想基础主要包括西周以来的民本主义思想、儒家仁义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与因果报应说以及民间善书所宣扬的道教思想等方面 [44 ];后者则指出儒家的仁爱、民本、大同思想,佛教的慈悲观、修善功德论和因缘业报论,以及道家的善恶报应观、承负说等,构成中国传统慈善思想的三大源头,影响后世深远,推动了传统慈善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45 ]。新近,徐建设、张文科则专门阐述了儒家文化慈善思想的演变史,并述及其在国家行政的运用、民间社会的实践和它在当代的社会价值 [46 ]。李喜霞梳理了中国近代慈善思想,将其分为慈善教养思想、慈善公益思想、慈善制度化思想和灾难之际的慈善救助思想 [47 ]。

(2)先秦至隋唐时期 张弘探讨了先秦秦汉时期商人慈善行为的主要特征、社会基础,以及其作用与影响 [48 ]。林兴龙分析了两汉时期个人慈善行为的社会背景、行为主体、救助客体及方式、动机等问题 [49 ]。张国刚论述了中古时期福田思想的流播及其影响下的佛寺僧尼助贫、施医、放生等慈善公益活动 [50 ]。周兆望、蔡定益则全面考察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官方、民间和佛寺三方举办的各项慈善活动,指出佛寺慈善机构兴盛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特点 [51-52 ]。悲田养病坊是唐代寺院救助贫病孤老的慈善机构,相关讨论较为深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学者善峰宪雄 [53 ]、道端良秀 [54 ]即有过相关探讨。世纪之交,高濑奈津子也对悲田养病坊前后演变的脉络及其正式创立的社会经济背景进行探究 [55 ]。在国内,王卫平较早从慈善史角度论述了悲田养病坊的兴衰 [56 ],杜正乾考述了唐代悲田养病院与病坊的关系,认为悲田养病坊的经办权在官府和佛寺间更迭,与唐代宗教政策的变化相关 [57 ]。冯金忠根据敦煌文献对病坊始设时间及渊源进行考辨,并探析了病坊内部营运情况 [58 ]。此外,还有学者对悲田养病坊的发展演变过程分别进行探析。

(3)宋元辽金时期 宋代是中国古代慈善事业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张文《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研究》是断代慈善事业研究的重要著作,专门探讨了宋朝民间慈善活动的基本形式、结构与主体,并分析了宋朝民间慈善的意义、特点和功能 [59 ]。此外,他还撰述了多篇论文从不同角度讨论宋朝社会慈善活动的相关问题,基本已融入前述著作中,兹不赘述。王卫平在上一文中除论及悲田养病坊外,还重点考察了两宋时期的居养院、安济坊、慈幼局、漏澤园等慈善机构及其善举 [56 ]。宋炯在探讨两宋官办慈善机构居养院的发展演变时,指出它在南宋呈现地方化倾向,并从经济角度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 [60 ]。韩国学者李瑾明通过对宋代居养院制度的全面考察,认为大部分居养院的财政基础脆弱,难以长期维持所需财源,运营实态并不佳。居养院规模的零散性和财政基础的脆弱性,揭示出其盛衰与国家权力、社会情势的变化有着密切关系 [61 ]。黄敏枝从地方建设、慈善救济两方面叙述了佛教在宋代社会所扮演的积极角色 [62 ]。庄华峰等人研究宋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发展情形及其特点、原因 [63 ]。还有论文就宋代漏泽园、范氏义庄、义田以及辽、金、元朝的慈善活动进行探讨。

(4)明清时期 在中国古代慈善史研究中,明清两代的成果颇多。这无疑与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 [64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 [65 ]这两部扛鼎之作的开拓、引领之功有关。他们对明清时期同善会、育婴堂、惜字会、清节堂、养济院、普济堂等善会善堂以及相关问题进行的卓越研究,对国内学术界影响甚大。美国学者韩德琳也较早关注明末清初的善会问题,后又以杨东明、高攀龙、陈龙正、陆世仪和祁彪佳五人的慈善活动审视晚明慈善事业兴起的图景,阐明其行善的动机与作用 [66 ]。游子安以善书资料论述善人善事,分述了明清三百多年来善人在行善教化上的努力与贡献——编著善书、力行善举和提倡善事,并剖析了善书与民间信仰、区域善堂发展的关系 [67 ]。王卫平在大陆学界的明清慈善史研究堪称先驱者,前引书的下编专论民间慈善事业,即以明清江南地区为考察重点,详尽论述了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的经营实态及其近代转型,史料翔实,多有独到精辟之论 [28 ]。黄永昌以明清湖北的传统善会善堂为中心,着重从政策演变、发展历程、地域分布、官民互动及地域社会等方面展现其全貌 [68 ]。王尊旺、李颖从慈善医疗的角度也对明清福建社会的善堂进行考察 [69 ]。近十余年来,有关明清慈善事业的研究论文数以百计,但多为区域善会善堂的时空分布及发展情形、运营状态等方面的探讨,兹不赘述。

(5)近代时期 这时段的学术成果在中国慈善史领域里最为丰硕。至于宏观或整体性研究,最有分量的成果当属周秋光等人的《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研究》,煌煌三巨册,以38章篇幅从慈善思想、慈善组织、慈善人物、慈善法律、宗教慈善、区域慈善等六个专题对近代百年慈善事业的演进发展进行详尽论述 [70 ]。此外,周秋光还从多个角度讨论了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相关问题 [71 ]。而黄鸿山主要以晚清江南为中心探讨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具体考察义仓、栖流所等传统慈善组织在近代以来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借钱局、济良所、迁善局等近代新型慈善组织的演进与流变,并对近代慈善事业发展中的若干问题进行再探讨 [72 ]。谢忠强在勾勒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探究了传统慈善事业的近代转型,并以中国救济妇孺会为个案分析了慈善组织与地方社会整合的问题 [73 ]。蔡勤禹、李娜从制度及区域的维度论述了民国以来的慈善救济事业 [74 ]。此外,有学者研究了近代浙商的慈善公益事业 [75 ]。endprint

晚清义赈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李文海率先阐述丁戊奇荒期间晚清义赈的兴起、发展及其性质 [76 ]。自这一开拓性研究之后,朱浒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分析了晚清义赈发展进程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认为义赈兴起最初是以地方性系谱为基础的抗拒西方传教士赈济的行为,后来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启,义赈结构发生变动、演进方向也有改变 [77 ]。后来,他采取事件史与叙事史相结合的手法,以单次义赈活动为单元,将其连缀成一组完整的关系—事件,完整呈现出近代义赈的整体发展过程与演进脉络 [78 ]。靳环宇对晚清义赈组织的研究,主要从外部考察其产生的社会环境、发展变迁,从内部探究其组织结构和义赈慈善家群体 [79 ]。此外,日本学者高桥孝助也以丁戊奇荒为关注点,全面考察官方、传教士和民间三方对华北开展的慈善救济行动,对江南绅商的义赈活动着墨较多 [80 ]。

研究者对于近代慈善团体、机构给予较多关注,论著颇丰。周秋光《熊希龄与慈善教育事业》是1949年后中国大陆出版的第一部慈善事业研究的学术专著,详述了熊希龄创办北京香山慈幼院的由来及其发展 [81 ]。池子华 [82 ]、周秋光 [83 ]、張建俅 [84 ]等人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的兴起发展。此后,池子华及其弟子在红十字运动领域继续深耕细作,出版了一系列红十字文化丛书③。蔡勤禹、薛毅对民国时期华洋义赈会的探究各有千秋,蔡侧重于分析华洋义赈会兴起的经济社会环境、组织模式与运作方式 [85 ],而薛对华洋义赈会的各项合作事业叙述尤详 [86 ]。高鹏程考察了世界红卍字会的社会救助事业 [87 ],并从起源、组织、会员、运作机制、救助活动等方面将之与红十字会进行比较研究 [88 ]。叶宗宝以“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旅平河南赈灾会,揭示其成立及资金筹募、赈灾活动的台前幕后,呈现由社会、个人、国家相交织的互动关系 [89 ]。冼玉仪分析香港东华医院在香港政治、社会及文化等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透视华人社区、港英殖民政府多方错综复杂的关系 [90 ]。另有论文集对东华三院的成立、发展与困境以及包括医疗、丧葬、救济、教育等各项慈善服务进行探讨 [91 ]。

区域慈善方面的研究成果也很突出。小浜正子以慈善社团为主轴来讨论近代上海的都市社会结构及其公共性,并对慈善事业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进行探究 [92 ]。黄雁鸿以丰富史料重构澳门同善堂的发展史,并以此来观照晚清澳门华人互助赈济的历史及其对澳门社会的影响 [93 ]。近十年来,还陆续出版了一些省域及开埠城市的慈善事业的研究专著④。

此外,在宗教慈善方面也有些成果,主要集中于佛教、基督教。唐忠毛对民国上海居士佛教组织与慈善事业进行了实证研究,考察了近代居士佛教在社会转型期的自身变革及地域性特征 [94 ]。李湖江选取民国时期的佛教慈善教育、慈善救济及慈善法会展开论述 [95 ]。西方基督教及传教士在华慈善事业的研究论文很多,然似未见有专著。而学界有关慈善法律制度方面的探究还较为薄弱,目前仅见曾桂林对民国时期慈善立法理念、体系及内容进行研究,并分析了慈善组织与政府慈善立法之间的关系 [96 ]。

(6)当代时期 徐国普 [97 ]、杨红星 [98 ]对建国以来的江苏红十字运动进行了研究,勾勒出其辉煌、挫折与振起的曲折历程。徐国普还专门考察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红十字会,并将之与民国时期红十字会、苏联红十字会作纵横比较研究,再现了这时期红十字运动的历史场景 [99 ]。郑功成以政府立场为视角论析了新中国慈善事业的演变,并着重探讨了改革开放以来的慈善事业 [100 ]。周秋光梳理了“中山慈善万人行”这一大型公益项目的缘起、发展脉络及其运作模式 [101 ]。

3. 既有研究存在的不足与缺陷

总的来说,中国慈善史研究成果已斐然可观,尤以明清时期及近代慈善事业最受学界同仁的重视,有关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及其作用也有大致认识与了解。在研究方法上,既有国家—社会论者,也有社会网络论者,还有公共领域论者,均值得借鉴。然而,无论在研究对象、内容与主题,还是研究视野与方法等方面,尚有进一步深化与突破的空间。

约而言之,现有中国慈善史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是研究对象、内容、主题发掘尚不充分。在研究对象方面,已有研究大多囿于一省或一地,而对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性研究较缺乏。诚如有论者指出:“在传统中国的区域社会研究中,‘国家的存在是研究者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如果忽视国家的存在而奢谈地域社会研究,是难免‘隔靴搔痒或‘削足适履的偏颇的。” [102 ]而已有研究在考察所属研究对象时,又甚少分析比较不同区域或不同地区慈善组织及其活动的异同,对彼此之间的关联的探究更是阙如。因此,中国慈善事业的整体发展史并不十分清晰。不仅如此,已有研究时段主要集中于明清及近代,而忽视了宋元以前和建国后的探讨。缘此之故,人们对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脉络的认识与了解并不完整,对各时期慈善组织的发展演变也缺乏整体把握,对慈善组织的制度变迁、法律规范也需要更加动态的观察。同时,由于各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与比较研究不足,由此导致对各地慈善事业发展水平的评价过高或偏低,而难以在“历时态”或“共时态”中获得全国慈善事业的“全息”影像,仅为一个“缩影”的投射,或多个“缩影”的叠合。

在研究内容方面,关于慈善法制、慈善人物、宗教慈善等方面也有待进一步深入。尽管已有成果考察了一些慈善组织、慈善人物,但总体来说仍偏重于少数著名慈善家,而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其他有影响力的慈善人物对慈善组织的影响,特别是一些社会阶层如士绅、绅商或传教士与慈善团体的关系及其作用的深入研究。

在研究主题方面,文化传统、经济力量与政治因素是如何在慈善事业发展中发挥作用,慈善事业如何在动荡时局与灾害年景中开展活动,维系社会安定,都是值得讨论的主题。近代时期,中国慈善事业如何应对西方慈善理念的冲击,中西慈善文化是如何碰撞、交流的,中国慈善组织从被动接受外来的援助到主动走出去,对于这一进程,在已有研究中有所展现,但还远远不够,需继续探讨。诸如此类的主题还有很多,需结合史料认真挖掘与开拓,也都有完整深入讨论的必要。endprint

二是研究视野及方法尚有局限。尽管学界对社会史研究早已呼吁重视整体史研究,避免碎片化,要拓宽研究视野,但已有慈善史研究成果仍局限于某一地域或某一种慈善组织的运营管理及其影响,或是某一人物的慈善思想与慈善活动,由此导致“慈善内史”特色较重,大体属于静态研究,而对于社会环境、时代变迁之关联不够,以致“慈善外史”薄弱,动态考察欠缺。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基本上还是传统史学的史料分析论证,囿于历史学领域内。由于慈善涉及伦理道德、款物捐募及其管理、社会分层等多个方面,注重伦理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进行讨论也很有必要。

三是史料发掘和利用仍有不足。现有研究主要利用地方志和报刊,忽视了文集、笔记、日记、碑刻、征信录、纪念特刊和政府档案的系统收集与利用。此外,已有中国慈善史专题研究也主要限于中文史料,其实,近代西方传教士在华兴办了众多教会慈善机构,也留下了一些外文文献,而目前对英、法、德、日等外文文献的利用还很不够。资料不充足、不系统,自然也就极大限制了学术视野和相关问题的探讨。撰写一部更详尽、更丰赡、全景式的《中国慈善通史》著作,史料发掘与利用显得尤为必要。

三、研究路径

由前述分析可知,中国慈善史研究仍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既有基础之上,再开展《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既是一个新起点,同时也将是一个高起点。要完成这项巨大工程,面临四个方面的挑战:一是必须吸收学术界所有的慈善史研究成果;二是必须尽可能发掘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可供研究的慈善史文献资料;三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整合学术界现有的慈善史研究资源合力攻关;四是必须制订出科学合理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与方案并付诸实施。这四个“必须”无疑是中国慈善通史课题所应当着力应对挑战的突破口。除此之外,在设计研究框架和内容结构时,课题研究还要努力做到三点:一是务必求通,即从古到今要一线贯通,十分清晰地展示慈善发展演化的脉络;二是通中有专,即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横向门类也应当一体兼顾,不能有所遗漏与缺失;三是力求出新,即叙史论事要有新观点和新材料,理论要有新创获,研究成果才具有较强的学术生命力。

概而言之,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有待突破的重难点主要有理论的突破、视角的拓展、内容整体性与连贯性的探讨。所谓理论的突破,即如何将中国慈善史研究与当代慈善事业的探讨结合起来,以促进和推動当前社会慈善事业的健康有序发展。目前,学界有关慈善研究面临的理论热点、难点问题很多,如慈善的概念及其定位,慈善与公益,慈善的官办与民办,慈善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精神等等,都需要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有说服力的解析。所谓视角的拓展,即如何跨越就“慈善”而论“慈善”的狭隘视角,而将慈善置于中国数千年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加以研究。所谓内容整体性和连贯性的探讨,即考察各个不同历史时期慈善事业发展的特色,探讨不同区域慈善事业发展的个性特征,又揭示全国范围内慈善事业的总体情况与共性特征。作为通史,其研究范式一般是按时空序列展示慈善事业从古到今的发展进程与演化脉络,但受此制约,慈善思想、慈善组织、慈善政策法规、慈善机制等诸多相关问题割裂分散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论述中,从而容易失去其整体性和连贯性,拟将通过“总论”集中论证的形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来说,在今后的进一步研究中,可从以下几个路径进行学术探寻。

其一,加强慈善史理论创新。在中国慈善通史研究中,深化系列观点的阐述。譬如,中国慈善事业的根,深扎于传统文化的土壤里,传统文化为慈善事业提供了思想渊源,是慈善事业发展的源头活水;中国慈善事业可分为官办慈善、民办慈善两种类型,判定其性质的依据在于其善款的来源;在古代社会,慈善救助主要由政府承担,民间慈善组织积极参与,处于辅助和补充的位置;当代中国慈善业发展的合理定位当是民办官助;传统社会的慈善“重养轻教”,属于消极救助,而近代社会的慈善“教养并重”,属于积极救助,特别是慈善教育可视为慈善理念的一种超越;步入近代时期,慈善与公益的发展开始携手共进,同时慈善又表现出浓郁的民族性;近代以来,中国慈善事业经历了两次转型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维持社会稳定的动力。

其二,加大慈善史料的搜集整理。中国慈善事业存续时间长,慈善组织多种多样,慈善救助活动频繁,留下了浩繁的文献资料。明清以来,地方志对各地善堂善会多有载录,一些主事者也有日记、文稿等著述,而有的慈善组织和团体还刊刻会则章程、劝善书、募捐启、征信录,或编印会计报告书、纪念特刊,这些都是全面反映慈善活动的载体。虽历时久远,多有散佚,而留存于世的也不少。近代时期,政府档案中有关慈善团体立案备案及相关交涉事宜的文档为数甚多。此外,全国各地的大小报刊上,有关慈善方面的载录亦不鲜见。这些文献资料均有待进一步发掘,进行系统地收集整理,以便广为利用。

其三,纵向梳理中国慈善史的发展脉络。现有研究多就中国慈善事业的某一时期或某一专题进行讨论,缺少对中国慈善事业纵向历史的完整梳理及长时段考察。从时段上看,明清时期的善堂善会、近代时期的慈善团体及其活动受到较多关注,但宋元之前、建国以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则留下诸多空白或薄弱环节。因而,重视从纵向梳理清楚中国慈善史的演进脉络,补相关环节之阙,将有助于人们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慈善组织的流变形成全面、整体而连贯的认识。

其四,以整体史观照中国慈善史横向方面的相关联问题的探讨。现有研究,多按地区或区域而论,专注于一省一府乃至一县之地,而比较研究及相互关联研究则极少。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保存有数千年历史文献,且历代王朝典章制度记载相当完备的文化国度来说,国家的权力早已通过乡约教化等诸多形式渗透至民间社会。事实上,慈善事业的兴起与发展,也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通过士大夫、乡绅阶层这一关键性中介,在“国家”与“地方”的长期互动中得以实现,得到进一步推广与普及。所以,各地慈善组织最初的建立有着大致相同的背景,但由于中国地域辽阔,经济文化发展参差不齐,各区域的慈善事业必然会以内在脉络在地域社会中各具特色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理解,区域慈善史研究有其价值所在。不过,自明清以降,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全国各区域之间的联系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密切,慈善事业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当地,也有可能跨越区域,彼此互动与合作(晚清义赈即为典型)。在慈善史研究中,虽有学者关注这一现象,但在史料搜集与问题探索方面仍有较大空间。研究者在某一共时态中所见的地域社会慈善事业的特点,反映的不仅仅是特定地域的“空间关系”,更重要的是要将其视为一个复杂的、互动、长期的历史过程的结果。也即,从不局限于行政区划、网络交叉状的跨区域视角出发,以整体史来观照横向的相关问题,才有可能立足于一个新高度来叙述中国慈善事业的历史。endprint

其五,重视中国传统慈善文化与慈善组织及其社会网络关系、社会变迁的讨论。中国慈善组织的兴起发展,渊源有自,根植于儒释道等传统文化之中,这是其文化血脉。因而,在传统社会中,除地域性的善堂善会之外,地缘性的同乡慈善组织、血缘性的宗亲慈善组织、教缘性的宗教慈善组织最为普遍。虽然伴随着近代社会变迁,基于西方舶来的公益理念而形成的慈善组织也很多,但这些传统组织仍然存在,其职能依然发挥作用,故而不能简单以新与旧或进步与落后的眼光来审视之。它们却能够真实反映近现代乃至当代中国慈善组织的生存空间及发展状态。在现有研究中,宗亲慈善组织以及颇具本土特色的慈善公益活动的探讨还很有限,亟需引起重视。此外,慈善事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社会网络关系、社会变迁与之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某一时期、某一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像,这也需要加强讨论,方能如实还原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演进的真实面相。

基于前述路径与维度,中国慈善通史的研究框架由总论、古代、近代、当代四大部分构成。总论部分侧重于慈善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探讨,诸如慈善、慈善事业的概念及其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内涵与外延,以及宏观考察慈善思想、慈善机制、慈善团体、慈善人物、慈善政策法规、宗教慈善、慈善特征、慈善效果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古代部分为传统慈善史研究,按其演进脉络与特点大致可分为先秦至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鸦片战争前)三个大时段展开探究。近代部分为转型期慈善史研究,也可分晚清、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进行阐述。当代部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史研究,主要考察其停滞、恢复及兴盛发展的历史进程。

综上所言,中国慈善通史研究拟解决的关键性问题是做到贯通古今,又通中有专。既有纵向的历史追溯与考察,又有横向的分述与比较,立足于整体史的视角,转换断代史的研究思维,突破单一的地理界限与行政区划的研究框架,拓展中国慈善事业的研究时空,对其进行跨学科、多维度的整体性探讨。在当代中国慈善事业蓬勃发展的潮流中,传统慈善文化的血脉仍不能完全隔断,需回溯历史,放眼世界,寻求中西慈善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将是其未来发展之趋向。而对这一趋向的认知,需要从史料中重现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脉络及其历史场景,此恰是中国慈善通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注 释:

① 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学者玛丽·兰钦和罗威廉在有关浙江、汉口的研究中,将善会善堂视为“公共领域”或“市民社会”的组织,认为它是近代民主主义的基础和民间自治机构,开创了“公共领域”研究先河。稍后,夫马进、梁其姿等人对之予以呼应,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的争论、“福利国家”问题进行了辨析与探讨。参见黄宗智主编:《中国研究的范式问题讨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39-169、175-178页;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9-21、437-447页;梁其姿:《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07-326页。

② 关于古代备荒仓储研究的代表性论文,可参见朱睿根:《隋唐时期的义仓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年2期;潘孝伟:《唐代义仓研究》,《中国农史》1984年第4期;潘孝伟:《唐代义仓制度补议》,《中国农史》1998年第3期;郭文佳:《常平仓与宋代灾荒救助》,《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黄鸿山:《元代常平义仓研究》,《苏州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段自成:《明中后期社仓探析》,《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张岩:《试论清代的常平仓制度》,《清史研究》1993年第4期;张岩:《清代盐义仓》,《盐业史研究》1993年第3期;牛敬忠:《清代常平仓、社仓的社会功能》,《内蒙古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等等。

③ 這套红十字文化丛书已出版著作有:池子华主编:《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区域研究》,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下同,略),2012年;戴斌武:《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2012年;池子华等著:《红十字:近代战争灾难中的人道主义》,2013年;代华:《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中国响应》,2015年;池子华编著:《近代江苏红十字运动》,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8年;马强、池子华主编:《红十字会在上海(1904-1949)》,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4年,等。

④ 区域慈善史研究的主要著作有:赵宝爱:《慈善救济事业与近代山东社会变迁(1912—1937)》,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年;蔡勤禹、张家惠:《青岛慈善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任云兰:《近代天津的慈善与社会救济》,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孙善根:《民国时期宁波慈善事业研究(1912-1936)》,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王娟:《近代北京慈善事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向常水:《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湖南慈善救济事业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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