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王建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访问教授《中欧商业评论》

【编者按】世界银行发布的全球人均国民总收入排名榜，素有“天下第一排名榜”之称。本刊于2011年开始发布中欧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旨在弥补前者的不足之处，以便更好地认清国情，呼唤改革，推动研究。十九大报告36次提到“新时代”。今年的排名榜文章就是要认清新时代的国情，呼唤大同社会主义的改革，推动新经济的研究。

新时代中国需要“大同社会主义”—中欧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

文/ 王建铆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访问教授《中欧商业评论》

2017年4月17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全球217个经济体（不包括中国台湾）2016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GNI）的排名结果。在此基础上，通过排除所有人口不满百万的经济体，推算补齐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10个经济体的数据，并且计算人口加权的排名指数来纠正世行排名榜的“人口规模偏差”，中欧2016年全球经济发展排名榜出炉，囊括全世界160个人口百万以上的经济体和全世界99.8%的人口（附表列出前100名）。

新常态，新时代，新经济

2016年，中国的Atlas（三年平均名义汇率）人均GNI从2015年的7 820美元变为8 260美元，在217个经济体中的排名从96变为93，升3位。中国的PPP（购买力平价）人均GNI从14 160国际美元变为15 500国际美元，排名从107变为102，升5位。中国2016年的Atlas人均GNI排名指数为69.1%，PPP人均GNI排名指数为68.6%，表明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人口中，有将近70%排在了中国人后面。

2016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从2015年的6.9%变为6.7%，GNI增长率从6.4%变为6.7%。根据前三个季度的数据，中国2017年的增长率将与前两年大致持平，6.5%左右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基本确立。

以1980年为基点，中国的人均GNI在1997年实现了第一个翻两番，达到了下中等收入标准，实现了低水平的小康；在2013年实现了第二个翻两番，超过了高收入标准的一半，实现了高水平的小康，在33年内实现了邓小平当年设想在50年到70年内实现的目标。2013年，中国基本实现了工业化，大部分工业产品产量的全球份额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全球份额。然而，在2013年前后，由于改革滞后等原因，腐败、雾霾、贫富分化、产能过剩、消费畸低、留守儿童、城市化滞后、国民财富外流、出生性别比失衡等小康乱象严重到了顶点。在过去的5年，以上问题大都得到了初步解决。因此，可以说2013年是一个转折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起点。

表1 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

笔者2015年的排名榜文章指出，新常态6.5%的“年均增长底线”意味着2025年是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间底线。笔者的最新研究表明，2025年前后也是新经济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高潮的起点（见表1）。因此，新时代的中国面对着旧经济向新经济过渡的世界潮流。

正如旧经济第一次高潮开启了人类体力解放的新时代，新经济第一次高潮将开启人类脑力解放的新时代，这就将为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原则之一）开辟道路。

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实现社会主义？两千多年前的《礼记·礼运》给出了如下答案：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zhǎng），矜（guān）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是谓大同。

这段话是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政治、社会、经济内涵。

大同不是没有特色的全同，也不是没有共同宗旨和原则的大杂烩。大同社会主义包括各种具有共同宗旨和原则与不同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是大同社会主义的一种。

天下为公就是代表所有人的根本利益，所有人就是全人类，不仅包括当今世代有投票权的人，而且包括未来世代还没有投票权的人；不仅包括本国的人，而且包括其他国家的人。因此，不能掠夺他国和透支未来。选贤与能就是能够实现天下为公的决策制度和决策者。

Black Friday really started catching on in the 1980s and 1990s pushed by the growth of big box stores.

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大致相当于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老有所终相当于老有所养。壮有所用相当于劳有所得。幼有所长相当于幼有所育（健全的家庭）和学有所教（健全的教育）。健全家庭的第一要素就是未成年人和亲生父母共同生活。幼有所长还意味着下一代应该比上一代既质量更高又数量更多。对当今中国而言，这就意味着必须有效解决独生子女和留守儿童问题。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则相当于弱有所扶。

幼有所长才能劳有所得，劳有所得才能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由此可见，幼有所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之一。

当然，两千多年前的先哲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肯定是有缺失的。表2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对比有助于我们认识其缺失所在。

表2表明，没有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不存在人治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首先是有没有虚经济。

因此，完整的社会主义的宗旨和原则必须包括“虚无可逞”（不让虚经济泛滥成灾）。对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只有虚无可逞，才能住有所居；只有住有所居，才能幼有所长。由此可见，虚无可逞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这可以用以下对德国发展方式和美国发展方式的实例对比进一步说明。

表2 市场经济的分类

德、美的相同首先是比较健全的市场和法治。论PPP人均GNI，2016年德国为49 530国际美元，美国为58 030国际美元，都超过了高收入标准（23000国际美元）的两倍，德、美的差别主要是因为前东德部分拖了德国的后腿。按照笔者发表于去年排名榜文章的简化版的发展方式分析，在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和劳动报酬比重上，德、美相差不多，而且都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基本不变。

德、美的不同首先是人均自然资源占有水平的不同，德国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美国则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几倍甚至十几倍。人均年碳排放量，德国不到9吨，美国为16吨。

幼有所长的一个主要指标就是不健全家庭儿童比重，美国高于德国几倍。幼有所长的另一个主要指标就是高质量教育覆盖率，包括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三个阶段。

由于实现了世界上普及率最高和质量最高的职业教育，实现了升级版的幼有所长，德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是遍地开花的众多隐形冠军企业。美国新经济的主要形式则是集中在旧金山湾区、依赖海外人才资源输入的硅谷。

在劳动报酬的结构上，德国各阶层的差别明显小于美国。所有收入分配的指标（例如基尼系数）美国都明显差于德国。完全依赖政府救助生活的美国人口比重远远高于德国。

过度依赖补救性再分配必然导致国民收入超分配。德、美在储蓄缺口比重（发展方式的第三个维度）上相差悬殊。正因为美国有严重的储蓄缺口，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一直依赖金融资源的输入，已经积累成严重的债经济泡沫。

在虚无可逞方面，德国长期实行房地产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税率曾经高达40%。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德国在2009年初开始实行股票、基金等多种金融资产的利得税，实现了升级版的虚无可逞。美国只有股票的利得税。德、美在虚经济比重（发展方式的第四个维度）上相差悬殊。美国10年前的金融危机就是虚经济泡沫危机。

综上所述，德国发展方式是可持续的，而掠夺他国和透支未来的美国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正是在幼有所长和虚无可逞的基础上，德国实现了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为迎接新经济第一次高潮做好了初步准备。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就是中国人民向往和期待的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

即将得到普遍应用的智能技术和基因技术对幼有所长和虚无可逞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至少在短期内对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将构成更大的挑战。这对没有实现幼有所长和虚无可逞，并且医疗开支占GDP比重畸高的美国尤其如此。如果不能及时进行社会主义取向的改革，美国的债经济泡沫危机最迟将在21世纪第三个25年爆发。

由于欧盟的过度扩张，法治、市场等的相同和“幼有所长”、“虚无可逞”等的不同也类似地存在于欧盟内部，形成了一个欧盟、两种制度的局面。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充分暴露了社会主义欧洲和资本主义欧洲之间的深刻裂痕。欧盟的实例表明，只有一种制度、多种特色的大同社会主义才能统一欧洲。

即将得到普遍应用的智能技术和基因技术对“幼有所长”和“虚无可逞”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并且至少在短期内对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将构成更大的挑战。

利得税的新制度

早在一个世纪前，在领导了辛亥革命之后，近代中国智慧的杰出代表孙中山就预见到了中国的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及由此造成的土地增值和房地产投机的问题，并未雨绸缪地提出了名为平均地权、实为利得税的解决方案。

早在2008年1月9日，笔者就在《第一财经日报》发表过文章《学者建议开征房地产收益税（利得税的别称）为房市降温》。该文明确指出，各国实践证明，不对投机需求进行精确打击，单靠限制供给、限制价格、限制利润、限制房型、限制贷款、限制购房者身份，结果不是压不住投机需求，出现房地产市场过热和最终的硬着陆，就是连正常需求也压住了，导致房地产市场过冷。

在提出房地产利得税的具体原则和方案的同时，该文还建议进行配套的地方政府财政体制和国有土地管理体制的改革。

2010年7月10日，笔者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如何破解高房价困局》，再一次建议开征利得税，并进一步说明理由如下：

房产的增值实质上是土地的增值，因为建筑物本身的价值在完工以后只会折旧递减。而土地的增值则是全体人民从事创造财富活动所导致的，其主要形式是政府从全体人民创造财富活动中取得税收，投资于基础设施等提高土地价值的市政建设项目。

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在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土地价值增长速度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首先，中国巨大的人口和有限的宜城土地，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模式只能以节省土地的集中型城市化为主。其次，由于中国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长期实行抑制城市化的政策，城市化的起点低，城市化的进程是在短期内爆发式地进行的。

中国长期实行的限制储蓄的投资渠道、压低其投资回报的金融政策，进一步推高了家庭储蓄率，使大量家庭储蓄进入房产市场，导致大大超出正常水平的对房产的投资需求。

快速的土地增值和大大超出正常水平的投资需求必然招致投机需求的趁火打劫。最近的三轮房价快速上涨无一例外地都伴随着海外热钱的大量涌入，必将造成巨额的中国国民财富流失。

笔者还在《社会观察》杂志2011年3月号的文章《2011中国经济大势》中指出：如果不对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产生的巨大土地增值以制度化的方式进行公平分配，不仅会造成整个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也会使得巨额的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流失，而且还会重蹈当年日本、中国香港、美国等的覆辙，出现持续的房地产市场过热和最终的硬着陆。如果房价高到把全部低收入阶层和大部分中等收入阶层都排除在房产市场之外，房产市场实际上就是在起“劫贫济富”的作用，政府就是在纵容先富起来的人（包括外国富人）掠夺后富起来的和还没有富起来的人。

笔者在2011年10月25日的《环球时报》发表文章《中国金融改革，时机千载难逢》指出，需要开征普遍覆盖非固定收益资产（房地产、股票、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市场的利得税。历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之一就是固定收益资产市场本身没有导致危机，导致危机的往往是非固定收益资产市场的过度投机。

笔者在2012年5月21日的《东方财富网》发表谈话“房地产调控对投机资金应关门打狗”，就征收房产税的讨论指出：在2003～2007年的5年中，实行利得税的德国，其房地产市场没出现问题，尽管房产税仅占GDP的0.9%。而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的国家，都是只征房产税而不征利得税的国家——英国的房产税高达GDP的4.3%，美国的房产税高达GDP的3.1%，西班牙的房产税高达GDP的2.9%。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抑制房地产泡沫，征收房产税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然而，利得税改革的时机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错过。笔者2015年的排名榜文章指出，普遍覆盖非固定收益资产市场的利得税是全面深化改革不可或缺的一环，长期可以防范危机，但是短期却可能导致危机。在经济下行阶段，利得税的出台必然在短期内打压资产市场，使得经济加速下行，这也可能引爆金融危机，特别是在金融部门因为坏账而比较脆弱的情况下。

为了创造包括利得税改革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机，笔者2013年的排名榜文章指出：废除独生子女政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条件，只有这样才能明显提高消费并且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为全面深化改革争取时间和创造空间。笔者2015年的排名榜文章进一步指出：中国的最终需求结构高度扭曲，其主要原因是独生子女政策严重压低了居民消费率；必须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允许未成年子女赡养扣减，确保育龄夫妇平均生育二孩。中国经济如果想要成功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新方式和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居民消费率必须在10年内提高10个百分点。因此，对当今中国而言，只有幼有所长，才能虚无可逞。

中国2016年的居民消费率提高了1.2个百分点，创下21年来的最高纪录。如果及时出台个人所得税的未成年子女赡养扣减政策来延续经济增长和消费率提高的势头，利得税出台的时机就已经基本成熟。

实行利得税的德国，其房地产市场没出现问题。而房地产市场出问题的国家，都是只征房产税而不征利得税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抑制房地产泡沫，征收房产税所能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

改革的新思路、新方式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我们已经知道德国怎样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还必须知道为什么德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创新经济学的理论。

传统的分配理论中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再分配中又只有补救性再分配。实现幼有所长的高质量、全覆盖人力资本公共投资是零次分配，实现虚无可逞的利得税是预防性再分配，迄今为止都是理论的空白。

在没有零次分配和预防性再分配的情况下，初次分配的偏差往往达到GDP的百分之几十，而补救性再分配通常在发达国家只能达到GDP的百分之十几，在发展中国家只能达到GDP的百分之几。显然，只依靠补救性再分配来解决分配不公无异于扬汤止沸，实现共同富裕无异于缘木求鱼。零次分配和预防性再分配虽然通常只有GDP的百分之几，却能基本解决初次分配的偏差，从而大大降低补救性再分配的需求。预防性再分配的收入还可以提高零次分配和补救性再分配的供给。

改革的新思路就是釜底抽薪、标本兼治，这就需要创造釜底抽薪的条件。既是提高出生率的有效措施和实现幼有所长的必要前提，又是提高消费率的有效措施和出台利得税、实现虚无可逞的必要前提，个人所得税的未成年子女赡养扣减政策必须尽早出台。

按照完整版的四个维度的发展方式分析，中国在固定资产折旧比重、劳动报酬比重和虚经济比重三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问题。过去的五年，尽管旧经济泡沫有所缓解，但是腐败以外的虚经济泡沫却因为保增长而有所膨胀，因而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风险比去年排名榜文章分析的更为严重。如果旧经济泡沫危机和虚经济泡沫危机同时爆发，后果将不堪设想。

十九大报告4次提到理论创新。没有正确的理论就会丧失机遇、遭受挫折，有正确的理论就能创造机遇、避免挫折。中国的现代化在辛亥革命前一而再、再而三地痛失历史机遇，在改革开放前一而再、再而三地惨遭重大挫折。其他主要国家也不乏类似的实例。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断实事求是地深化对历史的认识，以历史的深度和全球的广度来达到理论的高度，根据创新的理论来改革制度、改造文化，为新经济做好准备。摸石头过河的改革方式早已过时。

十九大报告3次提到中国智慧。社会主义是一种智慧，是发源于中国的智慧，然而中国智慧不仅仅是社会主义。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知识是生产力，也是毁灭力。智能技术、基因技术、新能源技术必然催生智能武器、基因武器、新能源武器。因为只有智慧才能驾驭知识，所以新经济是知识经济，也必须是智慧经济。否则，新经济第一次高潮就会毁灭人类。因此，我们要继承中国智慧，学习外国智慧，发展人类智慧。

世界潮流，浩浩荡荡。十九大报告的结束语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开始。大道就是虚无可逞、幼有所长、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大同社会主义。今年的排名榜文章就是要认清新时代的国情，呼唤大同社会主义的改革，推动新经济和相关的新理论、新制度、新文化的研究。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我们已经知道德国怎样实现共同富裕，还必须知道为什么德国能够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