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

李贽是何许人？明代著名的思想家，阳明心学泰州学派的一代宗师。我这样中文系出身的，学古代文艺理论必读过他的《童心说》。他鼓吹“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而众多读者，是从黄仁宇那本畅销的历史著作《万历十五年》知道李贽的。这本结构别致的断代史，通过七章五个人物来展示那个悲剧性的时代。这五个人物除了万历皇帝、首辅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就是“自相冲突的哲学家”李贽。由此可见，李贽在那个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代表性和影响力。

事实上，李贽以四品高官而退休的身份、七十六岁的高龄，被皇帝下旨从寓居通州马家庄的病榻上逮进诏狱受审，也正是他的影响力太大了！礼科都给事中（七品言官）张问达弹劾李贽的奏疏写得明白：“（他）壮岁为官，晚年削发，近又刻《藏书》《焚书》《卓吾大德》等书，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倘一入都门，招致蛊惑，又为麻城之续……”

他的思想为什么会“流行海内，惑乱人心”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他追求思想自由，敢想敢说敢写，道出了前人和别人未曾想到或想到了也不敢形诸笔墨的观点。说我是“异端”，那我就做“异端”吧！其实，他不过是反对“咸（全）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深信“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人也，亦无定论”，孔子要是活到当朝，很多看法也会变化，“与时俱进”嘛。“以卓文君（同司马相如私奔）为善择佳偶”，是张问达列举的李贽“狂诞悖戾”的罪状之一，今天看来不就是婚恋观超前了一点吗？李贽何尝像万历皇帝批示的“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他在《童心说》里还赞美过“今之举子业”，他坚信自己的著述有一天将作为给皇帝上课的“经筵”的教材呢！尽管如此，破除陈陈相因的思想禁区，比同代人的思想超前那么一点点，也是很了不起，很有吸引力的。

其次，李贽的影响力之所以那么大，与晚明刻印行业的发达，有很大的关系。他著述丰富，品类繁杂，基本上是写毕即有印刷，风行于世。所谓“焚书”“藏书”，只是表明他意识到出版风险，倒像一个推销其挑战性的广告。

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众多知识精英对他的推崇备至。他寓居湖广黄安（今名红安）、麻城这样的山区小县，当地固然有不少奉他为宗师的信徒，而到了留都南京这样的大都会，也像大明星一样受追捧。年轻的汤显祖也曾去听李贽讲学，在李贽自刎诏狱后所作的哀悼诗文中，他赞道“寻其吐属，如获美剑”。

本文特别想说的是，我研读李贽过程中最深的一点感慨：李贽居然有那么多“学位”比他高、官阶比他高的“铁杆粉丝”！对，是“粉丝”，即仰慕者，而不是心理上完全处于平等地位的“朋友”。

明代很看重“学位”，科举制度在明代达到历史上最完善的程度。“进士”是最高的“学位”，而明英宗之后，非进士不能入翰林院学习，非翰林不能入内阁。同一届举进士的人不分年龄大小互称“同年”，结成互相关照的小圈子，这叫“年谊”。

由于家境贫困，急于求职养家，李贽中举取得做官的起码资格后，便放弃了进京会试，到河南辉县做了县学教谕。尽管他的“学位”只是举人，但崇敬他的人里却不乏进士与翰林。这些高“学位”的粉丝里，现在最知名的当然是“公安三袁”。万历二十一年夏天，三兄弟同他们的启蒙老师一起从家乡专程到麻城去拜会李贽时，老二袁宏道已“举万历二十年進士，归家下帷读书”，而这是他第二次到麻城访学于李贽；老大袁宗道，是“万历十四年会试第一，授庶吉士，进（翰林院）编修”。老三袁中道，虽然是在李贽逝世后的次年才举进士，但又编书又写诗文追记李贽，那种崇敬是发自心底的。

另一个“粉丝”陶望龄，万历十七年以会试第一、廷试第三的成绩，授职翰林院编修，曾任给皇帝上课的“侍讲”及国子监祭酒（校长）；平生以“自得于心”为宗旨做学问，著作等身。

最相契的是状元出身的焦竑。此公是晚明杰出的学者、著作家和藏书家，其“澹园”藏书楼一直传存到1994年，南京修建同仁大厦才被拆。他比李贽年轻15岁，是耿定向的得意门生，“定向（官督学时）遴十四郡名士读书崇正书院，以竑为之长。及定向（回湖广黄安县）里居，复往从之”。就是在黄安县耿家大院，焦、李相识。及至“万历十七年，（焦竑）始以殿试第一人，官翰林修撰”，此时李贽与焦的恩师耿定向已分道扬镳成为论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焦、李二人的关系，真乃“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今天我们到北京通州区的西海子公园，所看到的“李卓吾先生墓”题碑，就是焦竑的手迹。

就官位而言，李贽54岁辞官归隐时，最高职位是四品知府，这在当时虽属任免陟黜必须皇帝御批的“高干”，但是高干阶层里级别最低的。而他的“铁粉”里至少有四个是总督，且都是进士出身，刘、梅、顾三人《明史》里有正传。

第一个刘东星。两人相识于武昌，李贽被论敌耿氏的门徒雇用的流氓围攻于黄鹤楼下，时任湖广左布政使的刘东星将他接到衙署保护。后来刘升任河道及漕运总督，驻节山东济宁时又请李贽去暂住。自从武昌相识，刘升就请李贽辅导其子刘肖川读书；在他居留山西沁水老家时，请李贽到山西供养，切磋学问，二人可谓亦师亦友，情逾兄弟。

第二个是梅国桢，湖广麻城望族。有人诋毁李贽与他寡居学佛的女儿梅澹然有染，他不仅不迁怒，还邀请李贽到他的总督（宣府、大同及山西军务）府做客讲学。

第三个是汪可受。他去刘东星家乡拜访李贽时，还只是山西学政，他总督蓟辽时，李贽已去世。多年后他到通州凭吊李贽，与友人商议怎么纪念这位横死的钦犯，这种发自内心的真情非寻常人可比。

还有一个叫顾养谦，是李贽在云南做知府时的上司。李贽退休后在湖广处境不顺时，他曾邀请李到镇江焦山相聚，发倔的李贽不甘示弱于人，谢绝了邀请。

这几位总督都是有良好政绩政声、有著述传世的人物。冯梦龙的《智囊全集》载有梅国桢巧治宦官的故事；《聊斋志异》有汪可受三次转世的传说，今天我们到西安参观“关中书院”旧址（一间中学），仍可见汪可受题名的手迹。

这些“高知”和高官对李贽真心的尊崇称誉，以及他们为李贽刻书的慷慨解囊，对李贽思想的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其作用之巨是不言而喻的。

《孔子家语》上说：“不知其人视其友”，“不知其地视其草木”。了解李贽的这些“铁粉”，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李贽及其朋友的人品与思想，也可以帮助我们体认晚明文化界乃至官场的风气。第一，士大夫们非常看重学问，即使他们缺乏学术宽容态度，会因为门户之见而互相倾轧得你死我活；第二，他们并不认同官大就学问大——李贽辞官后投奔湖广黄安县耿家，是冲着布衣学者老二耿定理去的，与曾任巡抚的老大耿定向及其门徒论战时，他曾自豪地说，若官大学问大，则孔孟不得开口！

纵观明朝，是中国皇权专制达到最极端的时代，朱元璋之后根本不设宰相，“刑不上大夫”变成了可以在午门打大臣的屁股。分析朱明王朝为何会初亡于草寇李自成，终亡于少数民族政权后金，不是本文任务。然而明代的另一面也是事实，士大夫重节操，直言敢谏之士前仆后继，不惧撄逆鳞的何止一个海瑞！士大夫不敬官位敬学问，所以才有煮盐工出身的王艮，初见巡抚王守仁而不肯下拜，最终成了阳明心学的首席大弟子；所以，才有李贽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如此被众多高知加高官推重。

无论如何，一个社会不只看重官位，而更尊重有独特见解的思想者，总是可取的吧？

（摘自《文史天地》）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