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青春之歌》肯定家庭的正面价值，家庭作为传统话语的核心组成部分，以称谓、血缘的形态和爱、复仇的母题多次在文中出现。从革命话语对家庭话语的征用与重建这个角度，论证革命叙事文学对传统话语的重视。

关键词：家庭话语；革命话语；征用与重建

古代中国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导，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深深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新中国是建立在共同情感和想象基础上的现代性政治组织，家庭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组织。在中国由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艰难转型中，为了建立现代的“国家”共同体的意识、情感和想象，革命文学对家庭这一传统的社会组织，一方面采用征用的方式实现家庭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转型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向民间社会的渗透，另一方面采用重建的话语方式，促使其由传统向现代转变，打破家庭的血缘束缚，使之成为向民族国家开放的社会组织。革命叙事借助家庭话语，用非暴力的方式向个人灌输国家意识，以获得社会公民的支持和拥护，家庭成了连接国家和个人的桥梁。作为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经典，《青春之歌》包含大量家庭话语以及有关家庭生活的叙事，承认家庭伦理，对传统话语极度重视。我们希望透过这部作品，挖掘革命文学更多的文学价值。

1形态：称谓、血缘

1.1称谓

一个家庭、亲戚之间，历史形成了传统的亲族传承关系，互相之间根据辈分沿袭而固定成各种称谓。这种称谓即家庭称谓，它从外部形态上直观地体现家庭成员关系，是家庭话语的形态之一。小说中血缘亲人使用的家庭称谓有：祖父、父亲、妈妈、姑母、儿子、孩子、姐姐、妹妹、弟弟等。无血缘关系的同志间高频使用的家庭称谓有：妈妈、姨妈、姑母、闺女、大姐、弟弟、表哥、二哥、四妹等。小说将孝悌人伦寓于革命同志间日常生活琐事的叙述之中，革命追随者对革命领导者的感情，恰似家庭关系中晚辈对长辈般自发地充满崇敬：林道静敬仰卢嘉川有刚强、坚定的男性气质以及领袖气质，尊称他为卢兄；林道静称年长的女性革命者和爱护自己的佣人为妈妈；王鸿宾、郑德富等非革命者视思想觉悟更高的道静如女儿；许宁敬支援红军的罗大方为哥哥。

一般来说，革命队伍中的战士们是同志关系，靠钢铁般坚不可摧的军队纪律组成集体，自带强迫性和压制感。在同志关系中加入家庭话语，将纪律凝结在一起的同志关系换成兄妹、父女、母女关系，更显亲切、温暖，易让人产生归属感，无形之中增强了集体的凝聚力。

1.2血缘

家庭话语的第二个形态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小说承继了五四以来文学中对血缘家庭的排斥，出现林道静与漠视家庭的生父林伯唐脱离关系、主张革命的罗大方与即将去南京任职的父亲决裂等情节。但《青春之歌》更重视对完整的、温馨的血缘家庭日常生活的描写，将家庭看做温暖的归宿和救赎的力量。

王晓燕一家五口是血缘家庭的典型代表，温馨的氛围使家庭成员的思想朝同一方向发展。王鸿宾视晓燕为掌上明珠，愿冒危险解救女儿的好友，当看到埋头书案温文尔雅的女儿站在高台激昂地鼓励青年反抗国民党时，忠于祖国却一直不谈政治的父亲被震撼了，从认可女儿的信仰发展到加入革命。温顺柔弱的王夫人在危急关头克服胆怯，与挚爱之人并肩面对流血的斗争。个人和革命信仰在血缘伦理中得到了统一，类似的情况还有李永光一家都为革命事业奋斗，王先生一家都是热爱共产党的可靠群众。

小说打破血缘和婚姻在家庭构成中的限定作用，革命组织开始嵌入家庭结构模式，以革命为纽带建立的信仰关系取代了血缘，成为拉近距离、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靠近创造公共文化的群体重新组合成新的革命家庭。家庭破裂的林道静结识了众多革命者，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丰富的卢兄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充当“代父”的功能，对她的人生进行引导，使她感受到从未有过的“父兄”般的关怀，而年长的女性革命者使她尝到母爱的温暖。革命者的精神在营造家庭氛围的过程中得到慰藉。

2母题：爱、复仇

母题是人类过去不断重复，今后也还将继续重复的精神现象。母题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爱、复仇母题频繁地在现代小说中被予以深刻演绎，《青春之歌》也沿用了这两种母题。

2.1爱

由于家庭成员有着极为亲密的共同生活，每个成员在感情基础上进行着广泛、深入地交往，这使他们之间呈现出特殊的互动关系，包括情感交流、道德责任等方面。家人相互关爱包括温情脉脉的舐犊之爱。小说中年长的女性革命者多次出现，她们是革命队伍中的生命力，是坚实的群众力量，更是家庭中的好妻子，是慈爱的母亲，也正是这双重身份，林道静总是亲切的称呼她们为妈妈。刘大姐、李永光的妈妈都慈祥、温柔，如母亲般无微不至的关照道静的生活，无时无刻不保护她的安全。

家人相互关爱还包括亲密无间的手足之爱。林道静以妹妹之名探望被关押在北平看守所的许宁，二哥许宁支援陕北革命前安心的将独自在家的母亲托付给四妹道静，大姐王晓燕冒着危险帮道静分发传单。他们彼此依赖、共赡老人、生死与共，由革命信仰凝聚的感情丝毫不输血缘亲情。

小说也提及相濡以沫的夫妻之情。郑瑾和丈夫李伟因在苏联学习相识、相爱，大革命失败后一起回国，丈夫在上海做党的地下机关工作，妻子就在上海纱厂里做女工工作。

小说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家庭，将毫无血缘关系的个体组合在一起。现代组织中强调分工与合作，注重科学与理性思维，个体处于被动地位，组织内部分散，而“家国一体”的模式能使个人无私的付出，使革命家庭更加团结。

2.2复仇

儒家文化的整体建构是以血缘为基点，从血缘的远近来判断关系的亲疏，建立家庭、家族和国家的。故只要当家族成员受到伤害甚至被毁灭时，个人的复仇使命意识便立即被激发出来。刘大姐的丈夫被敌人残害，独子送人抚养却失联，姑母的丈夫和儿子牺牲于斗争。她们忍住心中丧夫失子之痛，将对敌对势力的恨转为投身革命斗争的信念，铭记革命胜利之日即大仇得报之时。刘大姐、李光华的母亲由自发自觉的个体反抗转向阶级的革命战斗，而抗争敌对势力的血亲复仇极大地传播了革命思想，革命身份与家庭身份创造性的融为一体。一方面，革命的传承体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传承，代际传承以血缘伦理为基础，当革命者流淌着同样的血统时，革命就意味着一种血缘关系的确立，血缘关系正是家庭最可靠的证明。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有着密切的共同生活，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文化会影响家庭伦理的内容。家庭话语与革命话语不谋而合，两者在碰撞交流中革命话语得到强化。

此外，革命话语还为家庭伦理融入时代元素，使之更丰富。儒家伦理强调宗法等级，复仇作为孝悌观念的延伸，只需子报父仇、妻报夫仇。因革命领导者是斗争中的中流砥柱，革命觉悟高重于家庭等级高，小说出现异于传统的父报子仇情节。任玉彬在“二·七”罢工中被吴佩孚枪杀，任老伯忍受丧子之痛却找不到出路，继赵毓青死前托付血衣后，道静与二儿子交流政治一事使他醒悟，参加革命与迫害儿子的势力做斗争，复仇之路使老人的生活焕发生机。

3征用与重建

中国历来崇尚家本位的观念，这决定了十七年文学会通过革命认同家，人们认同家的思维惯例达到人们认同革命、认同新中国政权的目的。建立之后的新中国为了在短时间内对民众修复精神危机，统一政治信仰，启用了作为“民族生命之源”的血缘家庭资源，国家和个人通过家庭这个中介性的社会组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家庭不再是个人需要克服的“私”字源头和需要抵御的亲情诱惑。国家把个人归还给家庭，个人也把家庭当作生命和情感的归属地。

《青春之歌》借助民众对家庭的理解和认同，利用传统资源对家庭话语进行创造性的征用，使家庭中尊重的观念在革命中同样受尊重。家庭话语始终与革命话语交流互动，通过相同结构和指称之下两种不同家庭组合方式，将革命叙事纳入传统话语的框架中，对革命以及革命产生的新的国家进行合法性论证，动员全体国家成员对新的政权的高度認可并产生归依感。

参考文献：

[1]杨沫.青春之歌[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2]杨厚均.革命历史图景与民族国家想象[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

[3]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M].当代作家评论，2001.

作者简介：

郭盈盈（1993.12.13—），女，湖南省娄底市，湖南理工学院，在读研究生，现当代文学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