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波岸

茶筒是山里人的称呼，山外人叫热水瓶。我常常把茶筒和我的老师联系在一起：每当想起老师的时候，我会自然而然地想起那个茶筒；每当见到茶筒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我的老师——樊铁毅。她在那最美丽的花样年华，用一个茶筒温暖了我贫寒的青春年少，温暖我的梦想旅途，温暖我的今生今世。

那个正值大山收获的季节，我背着行囊挑着铺盖带着梦想，翻山过坳步行3个多小时的山路，再乘坐三轮车在烟尘滚滚的山岭间“嘟嘟嘟”狂奔10公里，在刁江边安放自己初中生活的苦乐年华。

在这里，我遇到了樊老师。她是我初中的第一任班主任，我们这个班级是她走上讲台执教所带的第一个班级。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樊老师，居住在一间简陋的泥土墙木瓦房里，那间不足50平方米的陋室，装着卧室、办公室、厨房和餐厅，还有她教书育人的理想与信念。

开学不久，我病了，全身无力，茶饭不思，只好请假拖着病恹恹的身体，到街上一家私人诊所看医生。我怯生生地走進诊所，那位面向大门坐在就诊台后面的医生，让我坐在一张独凳上，取出听筒在我瘦骨嶙峋的前胸和后背轮番听了一遍，让我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看看，翻开我的眼皮左瞧瞧右瞧瞧，给我号了号脉，然后说，“肝炎，你得的是肝炎。”

这个诊断结果把我给吓坏了。在山里人的心里，肝炎就是肝病，而肝病往往都是死人的。这位见惯生死的医生无暇顾及我的反应和表情，他一边忙着收拾听诊器一边头都不抬地对我说，“你身上带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