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

公 章，古称官印，是行使权力的信物，故又有“印信”的别名。从古书记载来看，官印的出现可以追溯到四千多年前的尧、舜时代。

关于官印起源，汉代《春秋合诚图》里有这样的记载：传说尧与太尉舜坐在舟中泛游，忽然，一只凤凰飞到他们面前，将背负的图书交给尧。这图书装在一个赤玉匣子中，长三尺，宽八寸，上有黄玉检斗，用绳子捆扎，两端用泥封固，并加盖了“天赤帝符玺”的印章。这自然是传说，但说明，印章最早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出现的。

当时人对官印的理解是官员之印，而非官府之印。印绶由官员随身佩带，除非因犯法、罢官等缘故例应追缴外，升官调职或告老病殁，都可带走。中央因某个治事官职有缺而另授新官时，通常总是另铸新印，所以官印上的文字书写不可能长期保持统一。

这种一官一印的颁授办法，一直到南朝宋时，才有尚书左丞孔琳之上书提出疑问。他说，既然皇帝公侯的玉玺都是历代递用，并不使人怀疑他们是否拥有行使权力的资格，臣僚又何必非要把印绶佩在身上呢？

宋武帝刘裕提倡节俭是出名的，便采纳了这个建议。“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官印移交制度，大抵就是从那个时候逐渐形成的。这种制度行之既久，给世人所带来的观念上的转变，就是官印乃某个部门某级机关行使权力的信物，这就同现代的“公章”概念贯通了，虽然在习惯上仍旧以“摘印”来指称罢官。

由于官印的特殊性，保管和使用都有严格规定。以唐代中书门下即政事堂的“堂印”为例，凡需要用印的公文，必须经主管长官判署、签押，并经誊写、校对后，再由“堂头”（相当于政事堂的办公厅主任）审核后，方可盖印。也因为如此，邪官想构陷清官，也常常在官印上做文章。

明朝宣德年间，御史李浚奉命赴浙江钱塘县督办粮储事宜。当地的县令不干净，就想办法暗中设计陷害李浚。

一次，县令将自己的一名心腹安插到李浚身边做仆役，仆役伺机偷走了官印。当李浚办公用印时才发现官印被盗，前思后想，他判断官印被盗定与县令脱不了干系。

为找回官印，李浚的属下提出带人到县令府中搜查，被其当即阻止。因为这本是件没有确凿证据的事儿，若兴师动众闹得满城风雨，极有可能逼迫对方将赃物隐藏得更深或干脆销赃灭迹。

冷静下来，李浚拿定了主意，他盛情邀请县令来府中摆宴庆贺。正当两人酒酣耳熟之际，院内浓烟突起，仆人惊慌通报，家中着火。李浚连忙起身进密室取出印盒交给县令并大声吩咐：“官印重要，请妥替保管，明日送还，眼下救火要紧……”说完不容县令推辞，离席救火而去。

自然，失火、救火都是李浚親手导演的一场戏，火势当然不大，不久便被扑灭。而捧着空印盒回家的县令却坐卧不宁，彻夜难眠，左右为难。若明日把空印盒原样返还，很难说清自己接受时印盒里面是空的。而弄丢了上司的官印，自己吃罪不起，势必还会祸及全家。

县令越想越怕，只得把那枚刚刚偷来的官印重新放回印盒之内，第二天完璧奉还。

次日清晨，当看到印盒中安放着那枚失而复得、毫发无损的官印，李浚与县令两人目光对视，心照不宣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