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希景+黄乐婷

在19世纪拍摄中国的摄影家中，英国旅行家和摄影师约翰·汤姆逊（1837年-1921年）无疑是最重要的摄影家之一。特别是1870年～1871年在福州和闽江的旅行和拍摄，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令他不吝溢美之词：“在所有通商口岸中，福州景色最美。”其中，他攝于1870年的永泰方广寺，至今保留完好，笔者循着前人的镜头，再去探了究竟。

访古寻幽方广寺

循着约翰·汤姆逊140年多前的足迹，2010年3月底，笔者首次游历了大樟溪边深山一隅的方广洞天。南方的早春生机盎然，刚生出嫩芽的绿树掩映下的山径向远处延伸，阳光透过树叶在石径岩壁的青苔间洒下斑斑点点，藤树间还不时闪现出不知名的山花，极目远眺，山峦叠嶂，奇石怪岩，石壁上时不时闪现出宋明清文人墨客的诗文题刻，历经千年的方广岩一路留下了丰厚的历史人文景观。

方广寺选址奇妙，建在巨岩（俗称“一片瓦”）下一个高180多米，宽约百米，进深50多米的大开口洞穴中，寺庙的前面部分是用木柱木梁悬空建在“一片瓦”下的悬崖上。福州近代诗人陈衍作了生动描述“片石成厂，壁立数十仞，袤广数十筵16，深十丈，浅者数丈，殆吾方广之所独也。”。进入方广寺，中为大雄宝殿，左为观音楼，右为脱凡楼，前面是天泉阁，天泉阁凌空架构，巨木顶托，几乎悬空。从南京黄建鹏先生收藏的一幅民国时期方广寺照片来看，现山门进口位置有一小木楼，楼顶为一木质舍利塔，不知为何现已不存。根据寺庙中的文字介绍，方广寺始建于宋建隆二年（公元961年），寺以佛经第十部类“方广”名之。现存建筑建于明代，借洞顶宽大岩壁俗称“一片瓦”遮风避雨，洞中寺院错落其中，巧妙利用了空间布局，而建筑屋顶也无需再添盖瓦片，正应了“方广洞天”“闽山福地”的题刻。

沿寺内殿后左侧岩壁凿出的石径可上观音窟，这是寺内最早的供奉，窟左隐约可找到“鸿山月照”的水痕字迹，每年中秋之夜“月照观音”令人称奇。遗憾的是，这尊观音前几年失窃，后来补放一尊新的。

寺右侧凿通的石栈道通羚羊洞，在此可观水卷珠帘中的方广寺，水帘直落深谷，雾气腾空，回声山洞，俯看两侧断崖壁立千尺，仰望洞寺凌空飞悬，惊险奇观。山门上元代翰林直学士林泉生撰写的对联“石室云开，见大地山河三千世界；水帘雾卷，露半天楼阁十二栏杆”概括了这一奇观，融自然景观和佛教偈语于一体，气势恢宏。而寺内联句“第一泉声传法力，无双山色悟禅机”“水卷珠帘光分五色，岩撑欲宇石悟三生”“一道水廉添法雨，半空岩洞釀慈云”“天垂宝盖岩千尺，泉散珠玑水一廉”等都是借此景致参禅悟道，奇洞、悬寺、水帘与沿途的古松并称方广四绝。此情此景，也就不难理解千百年来方广寺成为文人雅士和一方百姓登游之热点。

汤姆逊镜头中的方广寺今犹在

方广寺之游给约翰·汤姆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游历中拍摄了大半个中国，回到英国之后于1873年～1874年著述的《中国与中国人影像》中有专门一节谈到“永福的隐寺”，回顾了方广寺这一“极富浪漫色彩的寺址所在”及沿途景观。时隔15年之后写下的《镜头前的旧中国——约翰·汤姆逊游记》一书中，更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应在中国经商的外国商人的邀请巡游闽江的经历，特别提到“在福州附近有许多迷人的胜地，在我的印象中，‘元府寺院是个十分吸引人的地方。”在一个“雨夹雪的严寒天气”“访问了那僻静的隐居处”，进入闽江支流大樟溪后“在江水激流中行进了一小段距离后，我们登岸开始了去元府寺院的旅途。”约翰·汤姆逊曾留宿方广寺，并且详细叙述了方广岩的景致和这段行程：

“我的朋友们都随身带着轿子和轿夫；至于我，在附近村子里租了一架轿子，我的猎犬立刻习惯性地爬了上去，舒适地卧在座椅下面。这种轿椅是专门爬山用的，因此体积很小，使得我不得不坐在那狭窄、难以伸展的里面。我们来到一阶有四百多级的石梯前，当我们缓慢地拾级而上时，我好奇地数着石阶数。这是寺院下的一道沟壑，而寺院是我在这里所见到的最具浪漫色彩的一处景观。登上石阶，一条小路蜿蜒伸向密林深处，两边是茂密的蕨类植物和开满小花的灌木丛，小路最终在一个洞穴前嘎然而止。实际上，这个洞穴只是一个通道，穿过洞穴，便是一片深邃的幽谷。一个小佛像静立在右侧入口处的岩石脚下，佛座前供奉着燃烧的香火。当我们沿着一条在岩石层面上劈开的小路向上登攀时，寺院豁然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它是一座宽檐雕顶并带有装饰性栏杆的建筑，正好撑住了二百英尺之高的悬崖面，静立在可怕的深渊上，没有什么能比这看似纤弱的木梁结构物更经久耐用了。”

“寺院里住着三个僧侣，其中一个还是个孩子，另一个是身强力壮的年轻人，还有一个是这里的长者，年老体弱，而且是个盲人。我住进了一个用薄松木板建造又糊上一层石灰的房子，从这里居高临下，远处的山谷尽收眼底。房间里的桌椅和床都是松木的，床上同样摆着坚硬的木枕头，既便宜又实用。至于床架本身，是一种巧克力色的方形木架，我只能在这简陋的家伙上度过这极其寒冷的夜晚。我的苦力们都睡在了屋子的下方，他们为了使自己暖和一些，像沙丁鱼般紧缩在一起。每天黄昏，我的朋友穿起神父的礼服（指袈裟），到庙中去做祷告。当我发现念诵祷文对那些年轻的信徒们来说，已成了一种毫无意义的形式时，那充满激情的大段祷文在我眼中便大打折扣。在一个佛台上，我看见一尊称为“笑佛”的佛像，它是长寿之神。在这尊快活的佛像前，摆放着佛香棍计时装置，这种计时装置就是一把细香棍，平行地插放在一个青铜盒里的粘土层上，每一根香能燃烧十二个小时，当一根香将要燃尽时，即点燃另一根。这样，只要看一眼这香，便可确知白昼和夜晚的时间。那位年长的僧侣告诉我，这烛火就像罗马的女灶神一样，自在这里点燃以后，多少年来一直默默地燃烧不熄。”

当时，约翰·汤姆逊在美国传教士卢公明的陪同下游历方广寺，卢公明在他负责编辑的《教务杂志》中发表了一篇汤姆逊的文章，题为“永福寺一游”。据卢公明介绍，1870年12月，汤姆逊游览闽江并远至延平府（今南平市），两周内拍摄了60多张照片。就目前所见，有关方广寺的有8张。

约翰·汤姆逊关于方广岩行程的描述侧重于个人所体验的沿途地理景观、寺院建筑和僧侣生活，显然，这属于人类学家埃里克·哈休笔下的“第二风景”。由于文化上的差异，他自然无法了解前文所介绍的方广岩所承载的厚重的人文历史这一“第一风景”。所留下的8张照片从所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建筑面貌到僧侣的日常生活，进行了全方位的报道。这里既有方广岩洞窟外右侧拍摄的寺院所处地理位置和独特构造的全景，也有洞窟内右侧俯角度拍摄洞窟及寺院建筑的全景，还拍摄了精美的木雕门窗的局部及供奉的“笑佛”，还在方广寺左侧拍摄了方广寺的一角和右侧石壁和山路，这4幅照片相对完整地把寺院建筑及周围环境从不同角度做了交代。

在《中国与中国人影像》“永福的隐寺”这一节的最后，他特别交代，“寺里的水源是绝壁的一眼泉水，一根空竹管顺着岩壁架设，一端插入泉眼，另一端连着一个石缸。在照片的左边，我们能看到送水的竹管，泉水顺着竹管潺潺留下，源源不断地注入缸中。”从有关方广寺的文字描述来看，约翰·汤姆逊对于异域别样的景观特别感兴趣。另外四幅照片则从不同侧面记录了寺院僧人的生活。寺院的晨钟暮鼓，穿着袈裟僧人的“祷告”，炉边烧火做饭及在餐桌旁吃饭的。这8幅照片中有环境有人物，有人物之间关系，也有细节，构成了关于方广寺僧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相对完整的成组报道，管中窥豹，可以看出约翰·汤姆逊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纪实摄影家的拍摄的全面细致。

约翰·汤姆逊采用的是感光度比较低的玻璃湿版摄影法，设备笨重，还要架设帐篷作为临时暗房，马上涂布感光材料，马上拍摄并冲洗，即使熟练的摄影师，每天只能拍摄8幅至10幅照片，这也是他要每到一处都要停留一定时间拍摄的原因。在旅途中，约翰·汤姆逊还需要雇佣8个到10个苦役搬运摄影器材，福州方广寺、鼓山涌泉寺、北峰茶园等都处于偏远的高山深谷中，更增添了拍摄的难度，而寒冷的天气拍摄也给涂抹火棉胶液的涂布增加了难度。

到方广寺探访前，笔者特意复印了汤姆逊拍摄的有关照片，寻找对照着他曾经拍摄的位置。方广寺可以说是走过大半个中国的汤姆逊曾经拍摄的景点中唯一完整地保持原貌的建筑。在方广寺监院常仁师傅的指点下，从右侧山路到达右侧崖壁，对照着汤姆逊俯拍方广寺的拍摄点，可以看到，除了脱凡楼边加盖了厨房外，其他几乎与汤姆逊所拍摄的无异。

大雄宝殿大门前对联依旧，可是有着精美雕花的木门已经不见，常仁师傅说此门被盗很久了。后来，笔者收藏到几张文革后期工人到方广寺大雄宝殿前的合影照片后发现，这时的雕花木門还在，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的经济发展大潮中，收藏文物热兴起后，这些雕花木门才被盗了。后来，我还在厨房楼顶堆放的废品中找到了照片中的这张桌子。这种桌子是一对，两张并在一起是圆桌，也可以分开使用。

对照敲钟的照片，你会发现，现在挂着的钟已经不是原来的那口钟，原来那口是铜钟，现在换上了铸铁铸造的钟。

寻找在饭桌上吃饭的三个僧人的照片的拍摄点颇费周折，此后笔者又来了两三次，经过比对发现就在现在的厨房位置。寺院的整体建筑都保存完好，应是得益于隐身于荒山野岭，逃过了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也避过了十年浩劫的人为毁坏，依然保持着这份清净。

阿芳和同兴拍摄的方广寺

福州开辟为通商口岸后，成为摄影术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特别是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福州成为茶叶出口重镇后发展迅速，舍恩克、同兴和宜昌是这一时期福州的第一批照相馆。宜昌照相馆在福州的存在时间很短，舍恩克、同兴还有摄制风景照片，主要作为旅游纪念品出售，以到当地旅游或工作、生活过的外国人为主要销售对象。在1864年的《中国名录》中，福州还出现过一家由S·辛迪开办的照相馆。

在汤姆逊到福州拍摄之前，1859年开始在香港开设华芳摄影社的商业摄影师阿芳（黎芳）大约于1869年拍摄过方广寺，这是目前见到的最早的方广寺照片。

阿芳拍摄的照片主要作为商业销售，集中于福州和武夷山的茶园、茶商和茶女，以及福州到武夷山的沿途风光等。1870年4月，阿芳在《香港孖剌西报》上刊发广告：“现售大宗福州风景照，及闽江一带，远至星村。”据泰瑞·贝内特的考证和统计，阿芳在闽江两岸、福州和武夷山拍摄销售的照片目录有119张，其中有6幅方广寺及沿途风景。仝冰雪所收藏的一本早期相册中与福州有关的5张照片的文字说明都与茶叶联系在一起，这些说明符合外国人的东方想象和期待视野。

在汤姆逊之后，大量拍摄方广寺的是福州同兴照相馆，大约活跃于19世纪60年代末至19世纪70年代。哈佛-燕京图书馆收藏的，在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1877年作为礼物送给妻子的相册中，关于福建及其周边的48幅照片中，有6幅方广寺及沿途风景照片，这本相册是同兴照相馆拍摄的。2015年华辰春季拍卖中有一册《武夷全图》，48幅照片中大部分是武夷山的精美风景，也包括几张从马尾到武夷山的沿途风景。同时期的拍卖品中还有24张福州及闽江风景，其中包括方广寺和大樟溪风景照片。同兴照相馆拍摄的方广岩一带照片的很多角度都与黎芳拍摄的类似。

笔者一位朋友曾收藏过三本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福州及闽江代表性景点的相册，每册均粘贴48幅照片，每张照片边均用毛笔注明拍摄时间和地点。从同兴所拍摄的这些照片看，他无疑是这一时期最优秀的中国摄影师之一，在2015年华辰春季拍卖中，同兴照相馆拍摄的照片拍卖价也创出新高。

汤姆逊与其他摄影师所拍摄的方广寺不同的是，其他摄影师只拍摄风景照片，而汤姆逊留下的8张照片中，有四张记录了方广寺僧人的生活，从生火做饭、吃饭、敲钟到做完祷告后穿着袈裟在大雄宝殿前的留影。汤姆逊拍摄的福州与闽江，乃至全国各地的照片，都始终以其社会学和人类学视野在关注，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半世纪前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

在《镜头前的旧中国》的序言中，约翰·汤姆逊说道：“如果当年伟大的马可·波罗能用几张照片来说明他漫游古老中国的经历，那么他的美丽传说会更加动人。”确实，借由照片我们才得以窥见晚清的中国，但是，我们更应该感谢约翰·汤姆逊留下详尽的文字记录，我们才得以知道照片背后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穿越回到近一个半世纪前，更为深入地了解当时的中国，图文相结合的形式无疑具有更为强大的穿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