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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少先队仪式的政治教育功能

2017-12-15杨湾

中国德育 2017年21期
关键词:少先队员社会化少先队

摘要少先队仪式教育是少先队组织以少先队仪式为载体,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少先队员的思想意识施加影响,帮助少年儿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活动。但在现实操演中,少先队工作者们多注重仪式形式美、程序美的展示,而忽略了少先队仪式真正的政治教育价值。少先队仪式应从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行为这四个方面对少先队员进行教育,帮助少先队员逐步实现政治社会化。

关键词杨湾,华中师范大學少年儿童组织与思想意识教育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少先队仪式教育是少先队组织以少先队仪式为载体,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少先队员的思想意识施加影响,帮助少年儿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活动。政治教育功能是少先队仪式教育区别于学校其他仪式教育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但学界对此研究甚少。本文从政治知识、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行为这四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少先队仪式的政治社会化功能,以期为广大一线少先队工作者们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使少先队仪式真正发挥出教育价值。

政治社会化是个体由“自然人”转变成“政治人”的必经阶段,贯穿着人的一生。有鉴于少先队组织所服务的对象年龄均为6~14周岁的少年儿童,本文所谈论的政治社会化也以儿童的政治社会化为主。儿童时期的政治社会化一般以政治认同、政治归附、政治忠诚、政治服从等带着情感性的政治认知和情感培养为主要内容,以直观的、感性的、形象的政治事物和政治行为作为学习对象,以服从和直接模仿为学习方式。[1]概言之,儿童的政治社会化是儿童通过学习与实践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行为等方面获得改变的过程。

一、传授政治知识

少先队仪式是由队旗、红领巾、队歌、队礼、呼号、宣誓、鼓号音乐、队服、队干部标志等少先队特有的礼仪综合而成的一套系列化、程序化的模式,一般可以分为三种:新队员入队仪式(含少先队大、中队建队授旗)、队会仪式、少先队检阅仪式。[2]随着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少先队仪式也逐渐丰富起来,初中建队仪式、离队仪式、雏鹰奖章颁章仪式、升旗仪式、祭奠先烈仪式等也先后被囊括进少先队的仪式体系之中。仪式中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与行为,形象、具体、富有深意,承载着向少先队员传授政治知识的任务。

(一)仪式中的符号

队旗、队徽、队歌、红领巾、队干部标志等这些少先队的符号都带有不同的政治寓意。队旗上的五角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火炬象征光明,红旗象征革命胜利。红领巾是中队旗缺失的那一角,意味着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是队集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红领巾的“红”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就的,提醒少先队员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队歌开宗明义指出每一个少先队员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队歌还宣扬了革命先烈“爱祖国、爱人民”“不怕困难”“不怕敌人”“勇敢前进”的优良传统。队干部需佩戴与自身身份相符的队干部标志,由白底、红杠组成,红杠长4厘米、宽1厘米,红杠之间相隔1厘米,红杠与白底边缘左右各相距1厘米。大队委的标志是3道杠,中队委的标志是2道杠,小队长的标志是1道杠。队干部应将标志佩戴于左臂,距肩膀一拳处。队干部标志象征着荣誉和责任,任何不符合规定的标志和不符合标准的佩戴都是对自身荣誉的亵渎。同时,佩戴队干部标志也方便其他少先队员对队干部进行监督,让少先队员们在队组织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

少先队仪式以各种形象的符号为依托,将抽象的政治知识固定在这些鲜明、具体的符号之中,契合儿童的认知习惯。

(二)仪式中的行为

队礼是少先队员的基本礼仪。《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明确表述:“我们的队礼,右手五指并拢,高举头上。它表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每一次队活动都会以“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呼号结束,或许少先队员们还不懂什么是“共产主义”,但这四个字已经于反反复复间在他们的心里留下烙印。随着年月的推移,他们会慢慢明白,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无论将来身为群众还是党员,“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都是他们无可推卸的政治使命。少先队列队仪式中的三级汇报制度(小队、中队、大队逐级报告人数,大、中队长向大、中队少先队辅导员报告人数并请求给予指导)反映了上下级组织、队长间的关系以及少先队员对自己指导者的尊重。少先队仪式中旗帜排列的顺序具有明显的政治立场的引导。仪式中一般都是党旗在前、团旗居中、队旗最末,佐证了“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也昭示着我国独特的队—团—党的政治进阶路径。建队仪式中,由共青团组织的代表向各中队授予旗帜,表明共青团对少先队的直接领导地位。这些都为少年儿童提供了清晰的政治道路的选择。仪式中的行为把枯燥的政治知识情景化,让政治理念变得生动起来,更易被儿童接受。

二、培育政治情感

格林斯坦的研究显示,“儿童的政治情感的发展要先于政治认知”[3],因此,在儿童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要十分重视对儿童积极政治情感的培育。鉴于儿童所处的认知水平较低,他们还无法对国家和政党形成理性的认知,并以此为基础对政党组织生发忠诚、依恋的情感,他们只是单纯地凭借感性的体验决定自身的好恶。仪式这种体验式的群体活动则为培育儿童对政党组织的良好情感提供了契机。

(一)归属感的获得

仪式创设出的一致性让儿童从中发现自身与他人一体化的存在,从而找到一种归属感。以入队仪式为例,每一个儿童在加入少先队时都需经过入队仪式的洗礼,在仪式中,新加入的队员会被统一授予少先队的标志——红领巾,并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在众多老队员面前宣誓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共产党。“个体通过接受与组织相关的象征,感觉自己成为组织的一分子,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他也被组织中的其他成员视作伙伴。”[4]22红领巾的佩戴让儿童感觉到自己与组织中的其他成员保持着一致,包括在仪式中,队员们遵循同样的行为规范、对着同一对象喊着相同的口号,凡此种种都让他们觉得自己与周围的人是一体的,真切地感受到自己被少先队这个组织所接纳,是这个组织中的一员,因而获得一种归属感。endprint

(二)认同感的产生

仪式的一个重要的政治功能就是“仪式能够在缺乏共同信仰的情况下为政治组织提供团结的纽带”[4]79,团结让组织成员之间彼此亲近、信任,并进一步将这样的情感迁移到更大范围内对组织的亲近、信任中去,成员对于政党组织的认同感油然而生。现代儿童占有丰富的资讯,拥有多元的价值选择,这让他们在思想上常常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参与共同的少先队仪式则弥合了他们思想中的某些割裂。主题鲜明、定期举行的少先队仪式给予儿童共同的思想和价值理念,并一再强调这种共同价值,让儿童在关于政治和历史的认识和选择上趋同,从而走向团结。正如涂尔干所言:“任何社会都需要定期地维持与确认集体的情感和理念,这种情感和理念是社会的统一性和特殊性所在。”[4]72记忆的相合与行为的一致在儿童内部形成一股强劲的凝聚力,他们认可组织中与自己有众多相似点的伙伴,认同伙伴的观点,赞同伙伴的行为。因为对伙伴的认同即是对自己言行的肯定,而这众多的相似性都是在组织中产生、发展而来的,故而,对群体的认同感也会扩大到对组织的认同中去。

三、形塑政治态度

政治态度是“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与政治行为倾向共同组成的一种心理或生理组织,用以引导或影响个人对有关政治目标、政治情境的反应”[5]。主流政治文化的濡染对政治态度的形成有着极大的影响。[6]少先队纪念仪式就是一种目的性极强的宣传国家主流政治文化的活动,在儿童政治态度养成的过程中作用不容小觑。

(一)学会服从

少先队纪念仪式是以祭奠英雄人物、回顾英雄事迹、再现革命历史为主要内容的一种仪式活动,是对少先队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纪念仪式中引发的强烈爱国情感能在仪式参与者中引发一种对组织的自愿遵从。“当群体以名誉、光荣和爱国主义作为号召时,最有可能对群体中的个人产生影响,甚至达到让他慷慨赴死的地步。”[7]当听过那些艰苦卓绝的革命奋斗史后,在看过英雄人物舍生取义的感人故事后,儿童会不由自主地对祖国生出一种依恋之情,对中国共产党生出一股崇敬之意。有了情感赋予行动的意义后,仪式中所应遵循的规范,如肃静、行队礼、行注目礼、默哀等,都变成了自然而然的服从,而不再是机械地听从于老师的指示行事。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情感体验还会延续到下一次,久而久之,他们处于类似的情境中时,服从也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二)坚定立场

少先队纪念仪式不仅有对过往的回望,还有对未来的展望。纪念仪式里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推进、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蓝图的构建,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纪念仪式中,少先队员们不仅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所付出的艱辛,还能见证中国共产党是怎样让中国一点点进步、一步步发展,从而赢得了如今的国际地位。仪式向组织成员们表明,那些描绘过的美好画面正在实现,而非空谈。在仪式活动的反复展现中,中国共产党让人民信服、值得被人民依赖的形象渐渐清晰,相信党的领导、跟着党的步伐将慢慢变成每一个少先队员坚定不移的选择。

四、规范政治行为

涂尔干认为“仪式是一些行动法则,规定一个人如何令自己的行动与神圣事物保持一致”[4]11。少先队仪式亦是一系列行为规范的集合,遵循仪式中的各项行为规范是儿童由“自然人”向“政治人”转变的开始,是儿童实现政治社会化的显性指标之一。

(一)反复操演

仪式通过反复操演的方式,将繁琐的行动步骤变成了儿童的自动化行为。整理妆容、注重仪表,穿戴规定的服饰、行适当的礼节、保持仪式中庄严肃穆的氛围是政治场合里最基本的礼仪。每一个成人在参与政治活动时都会自觉遵守,但这些对儿童阶段的少先队员,尤其是低龄的少先队员来说却非易事,因此需要反复操演。在这一过程中,少先队员化生硬的模仿为熟练的程序化操作,并将这些行为规范渐渐变成少先队员自动化的行动反应,在反复实践中,儿童逐渐明晰正确的政治礼仪与行动标准。

(二)集体约束

除却重复式的操演方式,仪式还利用集体的力量来约束儿童的行动。如前文中所提到的那样,仪式擅长创设一致性的情境,当儿童发现仪式中的其他人都在遵循相同的行动法则、遵从同样的礼仪规范时,他会明白只有与他人保持一致才能让自己在集体中显得不那么突兀,同时又能寻获一种安全感与归属感。诚然,无论是重复的操演还是集体的约束,儿童最初是迫于外界的压力来抵抗天性中的某些不足而服从这些法则,但久而久之,当他们成长到一定阶段,理性成为思维的主导时,他们就会在理解的基础上将行为的被动约束转变为自然遵从,自觉地遵循普遍的政治行为规范。至此,少先队仪式也就实现了规范儿童政治行为的目的。就单纯的行为规训而言,理性的指导还需以最初机械的模仿、被动的遵从为基础。

少先队仪式教育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让其有别于一般的学校仪式教育而意义重大,少先队工作者们若是把握不住这一点,则会让少先队仪式教育的价值尽失,剩下的无非是对上级、对自身工作要求的机械应对和敷衍应付。因此,我们应在理论的高度上对少先队仪式教育进行深入剖析,然后回归实践,去展现仪式的教育力量。

参考文献:

[1]燕继荣.政治学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247.

[2]张先翱.张先翱少先队教育文集[M].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4:361.

[3]季乃礼.儿童政治社会化中的理想化研究评述[J].山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1):26-28.

[4]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5]Allport Gordon.A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M].Worcester Mass:Clark University Press,1953:802.

[6]马振清.当代政治社会化基本理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7:80.

[7]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M].戴光年,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0:55.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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