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家瑗

旧日重现
——回忆跟随张森水先生学习工作的时光

安家瑗

张森水先生离开我们十年了。

岁月匆匆，时光冉冉。时间总是那样的吝啬，不肯为我们停下来，哪怕只有一刻的时光。好在我们还有记忆，回忆可以把我们带到过去，让那旧日重现。

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是1988年秋天，在广东韶关马坝召开的纪念马坝人发现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议上。那时我刚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没几年，负责中国通史陈列旧石器时代的内容设计。张老师知道我从事与旧石器研究相关的工作后，非常高兴，他建议我参加1989年即将在北京召开的纪念北京猿人发现60周年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从广东回京不久，张老师就给我寄来了这次会议的邀请函。

第一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很兴奋，也很迷茫。不知该准备什么样的论文和怎样才能完成好论文？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办公室的宋兆麟先生，他给我出主意，让我用民族学的方法对小孤山遗址出土的骨鱼镖做进一步的研究，并教我如何构思这篇文章。当我完成这篇文章的初稿时，我送给张老师看，他不仅肯定了这篇文章，又在治学方法上对我提出了要求，特别强调了结合民族学方法去探讨旧石器文化现象是一个很好的途径。他还特别强调过去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希望你们年轻人今后能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会后，张老师亲自为我修改了这篇稿子，并推荐到《人类学学报》，于1991年发表了。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有关旧石器方面的论文。在拿到这本《人类学学报》时，我激动不已。第一篇旧石器文章能发表在国内人类学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对我这样的年轻人无疑是一个不小的鼓舞。其实我心里明白张老师对这篇文章花费的功夫，要比我大的多。

拜访张老师

与张老师在水洞沟遗址

张森水先生考察桐梓岩灰洞

后来，我发表的每一篇有关旧石器考古的文章几乎都得到张老师的指导和亲自修改，哪怕是一些通俗读物。2004年我接受天津古籍出版社之邀请，撰写一套丛书中的一本——《北京人的发现》，当完成初稿时，我请张老师审稿并提意见。记得那是7月份，正值北京的酷暑，张老师放下自己手中的活，用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字斟句酌地为我修改每一段文字。这是一本面向普通读者的科普读物，张老师依然是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张老师对学术的严谨态度和对读者负责的精神，让我十分感动，也格外内疚，如果我的初稿能写的更好一些，就不会耽误张老师那么多时间了。

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虽然我并非张老师名下正式的学生，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能得到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张森水先生的悉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不仅坚定了我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信心，也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有所进步。

1989年俞伟超馆长主持中国历史博物馆通史陈列修改，需要征调各个历史阶段的一些文物补充到新的陈列中。我拿着公函找到张老师，希望从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征调一些旧石器的标本。那时张老师是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人类学研究室的主任，他二话没说，很爽快地答应下来，并立即和各个办公室的同事商量，和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各级领导协调，选出一批既有观赏价值又有学术意义的典型标本。如虎头梁遗址出土的饰珠、赤铁矿、细石核；大荔遗址、许家窑遗址、小孤山遗址、观音洞遗址、穿洞等遗址出土的一些石器标本。这些标本后来都用于展览中，为那一版中国通史陈列旧石器时代部分增色不少。

在征调这批文物的时候，张老师对中国历史博物馆没有提任何物质方面的要求，只是希望馆里能让我参加1990年在贵州桐梓马鞍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的考古发掘。这样一方面可协助他的学生龙凤驤完成硕士论文的田野发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培养旧石器考古人才。可谓一举两得，完全是从发展事业和培养年轻人的目的出发。

1990年秋天，我和张老师、龙凤驤一起赴贵州桐梓，对马鞍山旧石器时代晚期洞穴遗址进行发掘。贵州省文化局还派出了黄泗亭先生和我们一起吃住在山下废弃酒厂的几间房屋里。那时张老师已经59岁，患有高血压，但他从没有把这些当回事。每天早上，张老师都会背着双手率领我们快步奔往遗址，师徒四人列成一队，前后行走在山上，有点像唐僧带领孙悟空等西天取经的画面。张老师布置、指导一天的发掘工作，仔细观察每天的发掘情况，然后独自一人回到住处，或整理发掘出土的标本，或写文章，随时等候解答我们提出的问题。张老师鼓励龙凤驤用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方法进行发掘。那次发掘的面积不大，但工作做得很细，每件发掘出土的标本都有三维坐标和文字记录，为后来对此遗址进行埋藏学和动物考古学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那时每天我们都收获大量的动物化石和石制品，张老师教我们辨认了许多动物化石。

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那次布方发掘一开始，我们清理了一个现代扰坑，里面出土了一具缺失头骨的比较完整的人类骨骼。在画图、照相和记录之后，张老师嘱我把骨骼全部收好，先放在我住的房间里，等以后带回去供刘武研究之用。我一听就急了，说张老师什么都可以放在我屋里，只是这个不能放，我怕半夜里这个无头尸骨诈尸，张老师说你学考古难道还怕这个？见我依然没有松动的口气，就说那好，把它放在我屋里吧。于是这人骨一直放在张老师的屋里，直到我们离开。

那次发掘张老师还经常抽出时间为当时的民工和中小学生讲课，普及旧石器考古这门学问，往往是有求必应。平时张老师就不怎么讲究穿着，总是穿一身旧的灰色中山服，但给中小学生讲课时，张老师还是很注意仪表。一次有个民工主动借给张老师一件黑色皮夹克，让他穿上去给小学生们讲课，张老师还真的穿上这件皮夹克给小学生们讲课了，从未见张老师那么精神过。

1995年10月至12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受国家文物局和三峡工程淹没区文物保护规划小组的委托，在高家镇举办了三峡工程淹没区旧石器时代考古培训班，当时张老师是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负责了这个培训班的策划、组织和教学工作。他邀请我参加这次培训班，说是给他当助教，我觉得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把年幼的孩子安排好就参加了这次培训班。培训班有28位学员全部来自库区，授课和主持发掘的老师有吴新智、叶祥奎、张森水、卫奇、林圣龙、许春华、李毅、陈琂等。那时每天上午授课，下午发掘。把所学的理论马上用于实践，恐怕是这次培训班最大的特点。张老师讲授旧石器时代考古，因为时间紧有时晚上还要组织学员们看标本，我协助张老师教学员们从石器标本上认识什么是人工痕迹，石器的类型等等。因为身为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成员，张老师还要参加北京的会议，奔波于北京和三峡之间。张老师那时已经64岁了，但在课堂上，在发掘工地以及在晚上的辅导班上都能看到张老师的身影，而且他总是满怀热情、精神饱满地投入工作之中，仿佛有使不完的劲儿。

2007年10月份，张老师在山东开会，我和祁国琴老师在宁夏整理战国时期墓葬出土的动物骨骼。10月底回到北京后，听说张老师病了住在人民医院。一天我去医院看望老人家，他躺在病床上，见到我仍然是笑呵呵的模样，好像并没有觉得自己的病有多么严重，唯一让他感到不安的是他觉得对不起女儿，说以后一定注意身体，否则一生病女儿们太受累了，说这话时他眼神里充满了愧疚，让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如果让我用寥寥几笔给张老师画像的话，我认为张老师是一位对事业充满热情的人，他勤奋工作不知疲倦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对后生、对学生无比热爱，不遗余力地去栽培、提携和帮助。对子女他更是一个伟大的父亲，像一棵大树，为孩子们遮风挡雨，却从不愿给她们增加一点负担。

张老师的这个形象一直都在我心中，在张老师去世十周年的日子，我仅以这篇小文表达对张老师的敬佩和爱戴：敬爱的张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