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鹤

“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是毛泽东对老师徐特立的评价。徐特立在反动派大肆屠杀共产党人的1927年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了南昌起义，1934年参加了长征，在延安时从事教育宣传事业。他培养出了毛泽东、蔡和森、李维汉、田汉等一大批优秀的革命和建设人才，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徐特立言传身教，也深深影响了自己的家人，树立了良好家风。

要以国家民族的事业为重，以天下的儿女为儿女

徐特立为了革命事业长期离家在外，尤其是从1927年到1949年的22年里，徐特立只有不到两年的时间与夫人团聚。而夫人熊立诚一直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悉心照顾着家庭。

1937年底，徐特立曾回长沙，夫人带着家人来看他。一家人一别就是10年，夫人不仅没有半点抱怨，还对徐特立说：“你就管好国家的事，我就管好家里的事。”这让徐特立很感动，他称赞夫人：“说得很好，很有见识！”

从徐特立的“破产读书计划”，到兴办学校，再到参加革命，他的每一步都有夫人的全力支持。徐特立深深理解夫人的辛苦，也从心里感激夫人，他说：“她支持了我的事业，也成全了我的事业。”

徐特立很爱自己的家庭，很尊重夫人，他时常教育子女要孝顺自己的母亲。在给女儿徐陌青的书信中，徐特立叮嘱：“她不独维持了一家，并且办高级小学共13年，造就了许多学生。她没有念过书，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业。许多读书识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你是她所生应该特别孝敬她。”

徐特立的次子徐厚本1938年在延安学习后被安排回长沙工作，途中不幸患上肠热症去世。徐特立万分悲痛，但他想到夫人曾因长子的去世痛苦不堪，担心夫人承受不了这一打击，便一直忍痛瞒着夫人说厚本去苏联学习了。后来，他时常开导夫人：“人的生长老死，都是自然的规律。儿女养育大了，就要让他们去干事业，为国家民族作贡献。他们在革命工作中，有时也会有牺牲，做父母的不能过于忧虑。要以国家民族的事业为重，以天下的儿女为儿女。”

徐特立12岁时便与夫人熊立诚相识相伴，二人相濡以沫70多年，被人称为“童偕到老”。从少年时的相伴，到老年时的相依，夫妇二人互相理解、互相支持，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熊立诚去世时，徐特立悲痛不已，他十分怀念夫人，将两人的合影装在随身的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

徐特立一生都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作风。他认为，生活过得俭朴一些，有助于保持同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坚定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所以，他对生活方面的要求极其简单，尽乎有些苛刻。

1949年底，徐特立让儿媳把夫人和孙女接到北京团聚。孙女回忆道：“到北京以后，祖父一直和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部分工作人员住在一起，房子较挤，我们回家只好睡在办公室的地板上。”

1952年，中央决定给徐特立盖几间房子，以便接待来访群众、保存图书资料。徐特立得知后一再反对，他说：“现在人民生活还有不少困难，我怎能为自己盖房子，花费人民的钱财呢？还是等将来生产、建设搞好了，人民生活富裕了再说吧！”后来，由于实在住不下，根据实际需要，有关部门坚持盖了几间房，但费用根据徐特立的意见缩减为原计划的一半。即便这样，徐特立还总说钱花多了，尤其多次批评窗帘布的使用，他说，窗帘能挡住光线就行，干嘛要用这么好的东西做，“当年我们在延安就没有窗帘，不是照样干革命嘛！可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必须继续保持和发扬小米加步枪的延安精神”。

徐特立戴的一顶灰布军帽，连后沿都磨破了，穿的灰布衣服，已经洗得发白，一件旧棉衣，后勤部门几次催他更换新的，他总不答应，说“农民一件棉衣要穿几十年，甚至一代传一代。我这件还可以再穿几年”。

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不久，徐特立收到人大代表补助费，他当即将钱退回，并让秘书回信：“我每月有薪金。人民代表应该为人民办事，不能增加人民的负担。以后不要再给我寄这批款了。”

1953年，徐特立在给女儿徐静涵（又名徐守珍）的信中写道：

守珍吾儿：

来信收到，知道你们夫妇已经解决了失业问题，希望你们努力工作，并关心其他失业的人们。你们虽然还不是共产主义者，不过是组织问题，首要的还是思想问题和行动问题，在这一方面做到了不一定要加入组织，做党外的积极分子最重要。我是五十一岁才加入党。我没有入党的要求，自以为资格不够，只是努力工作。在大革命失败后，有些动摇分子退出党，我党的负责人以我够党外的党员，于是才有人介绍我入党。我希望你们每一日每一时都不要只为自己着想，上半晚想自己的困难，下半晚一定要想群众的困难，以及政府的困难，机关负责人的困难。这样去做人，自己的个人苦恼没有了，脑怀开展了，就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前进分子，甚至成了一个非党的本质上无异于党员的积极分子。

要继承的不是财产，

而是前辈留下来的革命事业

徐特立一生以革命事业为重，也要求子女不要过多地想自己，而要多为社会做事。他说：“青年人任重道远，要继承的不是财产，而是前辈留下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业。”

徐特立希望孩子们能继承革命事业，也因此督促孩子们的学习和进步。在家人中，徐特立对徐乾的学习格外关心。徐乾原名刘萃英，是徐特立次子徐厚本的妻子。徐厚本病故后，刘萃英在医院因一时伤心过度，不慎摔伤，从此落下头疼症。面对这种情况，承受着老年丧子之痛的徐特立强忍着内心的悲痛，悉心关心、指导儿媳刘萃英的成长，将其收为干女并改名徐乾，使她从一个仅有初小文化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名心胸豁达、作风朴实、对事业忠心耿耿的革命干部。

在1944年6月給徐乾的信中，徐特立苦口婆心要求徐乾在学习上要坚持一个“恒”字：

徐乾：

……我不是以为你不行，而是认为你有远大的前途。可是文化太低，政治理论没有，又处在被人推尊你的环境，你的缺点不易被人发现，因为你还不负主要的责任，不会犯什么大错误。一天环境变化，你也有可能做妇女中的负责工作，尤其是与有常识经验的人们交往，就会发现自己的不足。我每一分钟都发现自己学问不够，写文章不敢下笔。过去替《解放日报》写文章半日可写一篇，现在一月还写不出一篇。我读书和工作整整五十年了，还只一个半通。你比之我还有一个距离，但你的学习机会百倍于我。我希望你从今日起把学习列为正式时间，不缺一分一秒。但可把时间减少到最少，哪怕一日从一刻到半点，只要有恒。一经决定决不中断，把它当做吃饭、睡觉，除非有病决不中断。你在一月就决定写日记，你试查你的日记，在这五个月中读了多少时间的政治书。你一查就会知道在学习上无计划性。我认为你应该下最后的决心学一个字，即是一个“恒”字。你是否还能进步到应到可能到的地步，是靠你自己下决心，兼能接受他人的批评……

在1946年给徐乾的信中，徐特立指出怎样才算是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

徐乾：

你只算是半布尔什维克，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还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一个共产党员应当什么都知，什么都能，什么都学，什么都干，什么人都交，什么生活都过得下去。在革命的复杂艰难困苦中，这种无条件的工作态度、无条件的生活方式是必要的。革命的另一相反方面是严格地选择，毫不妥协和动摇，把握原则。如果没有自己的终身志愿，忘记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在意识上无中心思想，在学习上无最后的目的，在工作上无专门技能，广交无基本群众，无得力干部，无崇拜的革命导师，肯干而无策略路线，无工作方法，只凭主观经验而无原则，而不了解情况，那么前面的一切都成为无效了。

良好的家风在徐特立的子女中传承了下来。他严格要求自己的家人，“你们如果需要我党录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产主义者的亲属”。他长大成人的四个子女都曾为革命作出贡献。儿子徐笃本、徐厚本青少年时期投身革命，都在战争时期去世。早年参加地下党的大女儿徐静涵与徐特立失散二十多年后，因父亲的“时局困难”“不望你北上”而没有留在北京。小女儿徐陌青曾在北京铁路总医院工作，直到退休一直是一名护士。

（邱宝珊荐自《中国纪检监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