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铁钧

1935年，巴金任上海《文化生活丛刊》主编时，与茅盾一起参加一个文艺界举办的酒会。人们刚刚就座，一个叫袁豫鸿的画家突然发病，抱头叫痛。

袁豫鸿的朋友说：“他患脑神经痛多年，发作时必须立即吃止痛药，刚才还说来时匆忙忘了带药，不想真的发病了。”

巴金上前察看，說：“袁先生，我和你一样患有脑神经痛，我的止痛药十分奏效，吃一片马上就好。”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小瓶，倒出一片，让袁豫鸿吃了下去。

不一会儿，袁豫鸿的头果然不疼了，他抹一把额角的汗水，握着巴金的手连声道谢。

茅盾在一旁感到奇怪，他把巴金拉到僻静地方，问：“从没听说你有过脑神经痛，怎么会带止痛药呢？”

巴金神秘地笑笑，说：“他头痛多年，发作必须立即吃药，已形成依赖，我觉得是神经焦虑、紧张，吃下药心理得到安慰，神经会松弛，头也就自然不痛了；我给他的药不过是抑制胃酸的苏打片。”

巴金的话，让茅盾想起一个《中央日报》的记者朋友，他成天要遵照上司旨意胡编乱造假新闻，患上严重的焦虑症，烦躁失眠、眩晕头痛，历看名医，用遍药品都疗效甚微。后来，他辞职离开报社，不再绞尽脑汁撰伪造假，心安意顺、夜眠酣稳，不用任何药物，病症全消。

后来，茅盾将这段情节写进文章，说：“我们的许多病不是因为细菌感染，而是源于自身的焦躁，远离烦闷、紧张的环境，放松心绪，百倍胜过灵丹妙药。”

（摘自《做人与处世》2017年第14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