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述视角探究《上海女孩》的生存伦理构建

2017-12-11张冉冉董晓烨

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 2017年11期

张冉冉++董晓烨

doi：10.3969/j.issn.10017836.2017.11.037

收稿日期：20170925

作者简介：张冉冉（1991—），女，河北邢台人，在读博士生，从事英美文学研究；董晓烨（1978—），女，副教授，博士，从事美国小说和叙事学研究。

摘要：《上海女孩》是邝丽莎的代表作品之一。在这部作品中邝丽莎通过第一人称“我”的眼睛向读者展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人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和生存伦理。在叙述过程中，邝丽莎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相互切换的叙述方式，邀请读者参与到叙述阐释的过程之中，并引导读者对华人的生存伦理做出特定的判断。

关键词：叙事伦理；叙述视角；生存伦理；《上海女孩》

中图分类号：I24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7）11010803

一、作者及其作品简介

邝丽莎是目前美国文坛十分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她只有1/8的中国血统，却对中国文化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了解，并将自己定义为一位美国华裔作家。童年时期，由于父母离异，邝丽莎曾跟随爷爷奶奶在唐人街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这一经历使邝丽莎与唐人街的华人和华裔有了近距离的接触，由此得以了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身上所蕴含的中国文化，并从中找到了归属感。邝丽莎曾经说：“在妈妈家里的感觉是杂乱的、无序的，但在唐人街的爷爷奶奶那里，我却找到了生活的中心。我比较认同我中国的一面，因为它有趣，浪漫，而且真实。”[1]因此，邝丽莎开始她的写作之路，探究不为人知的家族历史，充满神秘的中国文化以女性之间的特殊情谊，《上海女孩》便是邝丽莎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小说一经发表，便轰动美国文坛，并连续数周荣登《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前几位。

在《上海女孩》中，珍珠和梅是生活在上海富足家庭的两姐妹，蔑视传统，思想先进，向往自由和平等的恋爱与婚姻。然而，嗜赌成性的父亲却为还清赌债，擅自将珍珠和梅许配给从美国旧金山来的华人——路先生的两个儿子。珍珠和梅最初拒绝服从父亲的安排，但是，由于债主紧追不舍，父亲消失无踪，日本入侵中国，母亲不幸去世，两姐妹被迫前往美国，寻找她们的丈夫，以谋求生存。然而，旧金山唐人街的生活与她们的想象相差甚远。唐人街并非遍地黄金，而是环境恶劣，工作劳累，父权独霸。珍珠最初将自己与外人隔绝开来，生活在痛苦与不幸之中。但是，在了解了丈夫的经历之后，珍珠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了坚强、乐观和爱护，于是，珍珠开始鼓足勇气，为幸福生活而努力奋斗。

在这一故事的叙述过程中，邝丽莎通过第一人“我”的叙述视角，向读者讲述了华人女性是如何在父权制依旧盛行的唐人街谋求生存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或者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内视角直接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了解“我”对其他人物的判断。但是这一判断往往带有“我”的主观色彩，因此“我”的判断可能具有不可靠性；或者读者通过第一人称“我”的外视角客观地观察其他人物的言行，不受“我”的主观干扰。这时，读者得以从另一个角度了解其他人物，并可与“我”之前对这一人物的判断进行对比，从而整合信息，做出自己对这一人物的价值判断。由此，邝丽莎邀请读者参与到叙述进程之中，引导读者通过分析“我”的主观叙述和客观观察来了解故事的真相和人物的全貌，并在这一分析的过程中对华人的生存伦理做出自己的判断。

二、叙述视角与叙事伦理

20世纪80年代，文学研究领域出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向，即“叙事转向”和“伦理转向”。叙事学不再局限于研究纯文本的普遍叙事规律，开始关注叙事文本的社会历史语境，并出现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跨学科研究。恰在此时，沉寂多年的文学伦理学批评也在20世纪80年代再次受到关注，人们开始“将文学看成一个探讨特定场景下人类价值如何起作用（或没有起作用）的场所，这包括承認文学经常展示价值冲突，提出不同的价值选择及伦理判断的终极立场等问题”[2]。一些学者开始将叙事策略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深入探讨作者采用何种策略和手段反映自己的伦理思考，实现与叙述者、读者的互动，并邀请读者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3]。

“叙事伦理”这一文学理论术语最先是由查克里·纽顿（Adam Zachary Newton）在《叙事伦理》（Narrative Ethics， 1995）一书中明确提出来的。在该书中，纽顿提出：“讲述本身就蕴含了伦理本质，因此所有叙事都是伦理性的。”[4]7叙事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一种交流方式，因此，叙事不仅仅是对一个故事的叙述，还蕴含着作者独特的生命思考和感悟。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除了会被作品中的人物和情节所感动外，更会被人物和情节所体现出的某些价值理念所感染。因此，将叙事伦理学引入国内的刘小枫先生在《沉重的肉身》（2007）中写道：“叙事伦理学的道德实践力量就在于，一个人进入某种叙事的时间和空间，他（她）的生活可能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5]由此可见，叙事的伦理性是不容忽视的。此外，在现代性叙事伦理研究中，除了从故事层面对叙事伦理进行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专注于探究叙述与伦理的关系。伍茂国先生在《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2013）一书中明确提出：“就文学艺术而言，叙事伦理包括有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故事伦理和叙述伦理”，“叙述伦理指叙事过程、叙事技巧、叙事形式如何展现伦理意蕴以及叙事中伦理意识与叙事呈现之间、作者与读者、作者与叙事人之间的伦理意识在叙事中的互动关系。”[6]因此，叙事伦理并非如传统伦理学那样仅研究作者是如何通过故事来对读者进行伦理说教，而是着重聚焦于小说的叙事策略、读者的阐释经验与伦理之间的动态关系，比如作者是如何通过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安排来影响读者的，以使读者在阅读阐释作品的过程中做出某种伦理判断。

叙述视角是叙述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策略之一，是指叙述时叙述者观察故事的角度，通过分析作者叙述视角的选择能够窥视到作者想表达的伦理思想。叙述者选择什么样的角度给读者讲述故事，不仅决定了叙述者的叙述内容，而且决定了读者对小说中故事信息的接受方式，对不同人物的态度和对叙事伦理的判断。“视角蕴含着小说的价值体系和各种态度的集合”[7]，“对视角的分析不只具有描写力，它是小说修辞的一种新探索，正是对视角的分析使批评家们意识到，对人物的同情不是一个鲜明的道德判断问题，而是由小说视角中新出现的这些可描述的技巧所制造并控制的”[8]。通过对叙述视角的控制，作者既可以通过叙述者的全知视角向读者展现故事和人物，在叙述的过程中加入判断和评价，清晰地建立自己的伦理标准；作者也可以采用故事中人物的有限视角，让读者通过人物的眼睛观察故事和人物，引导读者参与对故事的分析和人物的评价，并做出自己的伦理判断。endprint

三、《上海女孩》的叙述视角与叙事伦理

在《上海女孩》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由于“我”——珍珠，既是故事的叙述者，又是故事中的人物，因此出现叙述声音和叙述眼光的分离。申丹根据第一人称叙述的这种特点，在《叙述学和小说文体学研究》中对第一人称叙述做了进一步的切分，将第一人称“我”作为故事中的人物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归入“第一人称内视角”，将第一人称“我”从目前的角度追忆往事的眼光和第一人称“我”作为见证人观察旁人的眼光归入“第一人称外视角”。在《上海女孩》中，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内外视角相互切换的叙述方法。“叙述视角是事件被感知的方式”[9]49，当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时，“我”以故事中人物的眼光来聚焦，此时“我”的视角是有限的，无法知晓故事和人物的全貌，因此只能凭借自己的经历和当时所了解的事实进行主观叙述。当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时，“我”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不进行评价，而是客观地描述人物的言行，与“我”在以第一人称内视角聚焦时所做的主观评价形成鲜明对比。

叙述视角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是作者把体验到的世界转化为语言叙事世界的基本角度，同时也是读者进入这个语言叙述世界，打开作者心灵窗扉的钥匙”[10]。在《上海女孩》中，邝丽莎运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内外视角向读者展现了华人女性是如何在父权制依旧盛行的唐人街谋求生存的，这一叙述视角的选择也蕴含着作者希望传达给读者的价值和伦理预期。

在这一小说中，叙述视角是“揭露人物自己性格的窗口”[9]71。当“我”——珍珠以第一人称的内视角叙事时，“我”处于当时正在发生的事件中，这时“我”的视角是有限的，我不能窥见别人的过去。因此，在“我”不完全了解一个人的情况下，“我”并未主动了解和沟通，而是凭自己的主观来判断他人。在“我”与山姆相互吐露过往与心意之前，“我”一直不知道山姆是借路老爹的钱买了“纸儿子”的名额才来到美国的，山姆其实出生在贫穷的农村，曾经当过黄包车夫，为了生存和改变命运去黄包车行会办的学校学习吴语和英语。由于对山姆这些经历的不了解，“我”凭借自己的主观臆想对山姆做出了错误的评判：“我”认为山姆的红头发不是因为众所周知的营养不良造成的；认为山姆几乎每天都不怎么跟“我”说话是因为冷漠和讨厌“我”；认为山姆有时下午不在饭店干活是去外面寻欢作乐。

由于作者在这一叙述中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读者只能够通过珍珠的眼睛来了解故事和其他人物，因此读者也不能在“我”与山姆相互吐露过往之前了解山姆的经历和真实想法。并且这一叙事方式能够引导读者进入“我”的内心世界，让读者直接体会到“我”在刚刚来到美国时对山姆的失望，以及这种失望给“我”的生活带来的压抑感和绝望感。在这种情况下，当读者得知山姆并非是“我”想象中的那样，“我”对山姆的那些看法只是“我”在不了解山姆的情况下做出的有失偏颇的主观判断，而这种不符合事实真相的臆断则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误会和不幸。这一事实意味着在那个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伤痛的华人生活中，人们彼此之间不能够拒绝交流，把自己封闭在自己的世界里，凭主观意愿来评判一个自己并不了解的人，这只会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误会，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不幸。

作者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叙述时，叙述者对事实的详述或概述都可能有误，也可能在进行判断时出现偏差[11]。第一人称内视角的这种有限性和主观性逐渐将“我”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矛盾推到顶点。这时，作者切换叙述视角，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敘事，此时“我”不再对周围的事情和人物发表主观看法，而是采用客观的方式观察和记录其他人物的言行。例如在第十四章中，“我”以客观的眼光向读者展现了山姆和路老爹的争吵以及“我”和山姆之间的对话：“我”看到路老爹居高临下地望着山姆，喝道：“你是黄包车夫，还属牛，所以我才把你带到这里。”[12]163；山姆用颤抖的声音说：“我不会替你拉黄包车，现在不会，永远不会。”[12]163此时读者可以从“我”的客观描述中得知山姆竟然是黄包车夫，并对这一事实产生疑问。而随后“我”和山姆之间的对话则让“我”和读者有机会亲耳从山姆口中听到他的真实经历和想法：山姆只是路老爹的纸儿子，他其实出生在一个很穷的农村，为了生存在上海做黄包车夫，“纸儿子”的名额是他借路老爹的钱买来的，这就是他每天努力工作却没有工资的原因；山姆对“我”不是冷漠，只是毕恭毕敬，因为“他没有把我当妻子，而是当成乘坐他黄包车的顾客”[12]167；他现在努力干活不仅是还他自己的债，而且是要替“我”和乔伊还债，希望能够让我们过上幸福的生活；山姆有时下午不在饭店干活，并不是去寻欢作乐，而是去祭拜“我”和他的家人。

在这一第一人称外视角的叙述中，“我”只是一个旁观的观察者和记录者，此时“我”不再活在自己想象的世界中，以自己的主观眼光来评价他人，而是开始客观地观察和耐心地倾听。这时读者也随着“我”的叙述视角的转换，得以和“我”一起了解他人。而在倾听山姆的诉说中，“我”了解到“自己对他了解得何其少”[12]167，而且“我”听“山姆讲的越多，我的心向他敞开的越多”[12]167。并且，在得知山姆对“我”和乔伊的爱以及他在为我们的幸福而不断努力时，“我”也逐渐地重新拾起了对生活的希望，打算出去找一份工作。这时读者通过“我”对山姆倾诉的客观记录也可以深深地体会到“我”之前对山姆的态度和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而“我”在与山姆进行有效沟通之后的改变也让读者感到沟通和了解对于“我”的重要性。由此作者向读者传达了她对华人生存伦理的看法：华人在美国生活的过程中，有时候人们会把自己孤立于他人之外，拒绝沟通和了解，与此同时又由于人们的视角是有限的，无法越过沟通来了解别人的过往经历和内心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倾向于用自己的主观臆想来评判他人，而这种评判往往是不正确的，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会出现矛盾，给生活带来烦恼和不快。此时，人们需要走出自己的孤立世界，与他人进行沟通；人们需要做的是客观地观察和耐心地聆听，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地了解他人，消除误会，体会到生活中的爱与美好，获得为生活不断努力奋斗的希望和勇气。endprint

四、结束语

“叙事伦理”一方面指赋予叙事话语各种伦理取向，一方面指伦理话语依赖叙事结构的方式[4]8。在《上海女孩》中，邝丽莎采用第一人称内视角和第一人称外视角切换的叙述模式。在叙述的过程中，第一人称内视角叙事邀请读者直接进入“我”的内心世界，体会到“我”由于凭借主观臆想而不是客观了解，而对山姆做出的主观而有失偏颇的判断，例如“我”曾经认为山姆的几缕红色头发是因为在美国吃的太好而不是像中国人那样由于营养不良而产生的；猜测山姆经常低着头不与“我”说话是因为不在乎“我”；想象山姆有时会消失半天，是因为“我”不同意与他做夫妻那些事，而去外面寻花问柳去了。“我”的这些不客观不正确的主观臆断给“我”和山姆之间带来了许多误会，并且让“我”觉得生活中充满不幸。由此读者可以领会到华人在美国生活的过程中，彼此之间的主观判断和不合理沟通会给生活带来痛苦。

而第一人称外视角的使用，则让读者与“我”一起客观地观察人物的行动、倾听到人物的声音。“我”在山姆与路老爹的一次争吵中，得知山姆是路老爹的“纸儿子”之后，与山姆展开了一次理性的详细对话。在这次的对话中，“我”和“读者”都成为山姆的聆听者。山姆通过与“我”对话，亲自向“我”和读者讲述了他的过往经历和內心的真实想法，例如他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做过黄包车夫；每周会去祭拜他和珍珠的祖先；正在攒钱，希望能让珍珠和他们的女儿生活幸福等。此时，“我”对山姆的误会在这次有效的沟通之后，已经消除，“我”意识到自己之前对山姆的看法是自己主观的错误判断。此外，“我”在了解了山姆的经历和内心真实的想法之后，体会到了山姆对“我”的关心和爱护，并重拾对生活的勇气的信心，决定和山姆一起为了更加幸福的生活而努力。至此，读者通过作者的叙述引导，形成了自己的伦理判断：沟通了解是华人获得努力生活的勇气与动力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卢俊.打开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美国华裔作家邝丽莎和她的作品[J].意林，2011（4）：208.

[2]詹姆斯·费伦，唐伟胜.“伦理转向”与修辞叙事伦理[J].四川外国语学院报，2008（5）：2.

[3]詹姆斯·费伦，申丹.叙事判断与修辞性叙事理论[J].江西师范科学，2007（1）：28.

[4]Adam Zachary.Narrative Ethics[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5]刘小枫.沉重的肉身：现代性伦理的叙事维语[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3.

[6]伍茂国.从叙事走向伦理：叙事伦理理论与实践[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24.

[7]Peter Stevick.The Theory and the Novel[M].New York：The Free Press， 1967：86.

[8]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2.

[9]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10]里蒙·凯南.叙事虚构作品[M].姚锦清，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9.

[11]申丹.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