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伟

自2010年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五百强企业数仅次于美国，“中国制造”就成为热议名词。但是，我们在为“中国制造”自豪的同时，也意识到“中国制造”的不足。历史上，“美国制造”、“日本制造”与美国、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是同步的。而“中国制造”并未改变中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几乎成为共识。如何从现实出发，实现转型升级，培育世界一流企业呢？

“中国制造”緣何大而不强

“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在于“中国制造”与美国制造、日本制造的内涵不同。美国制造、日本制造的特点是自身拥有核心技术、知名品牌，附加值高，经济增长与收入提高是同步的。而“中国制造”仅表现为量的增长，缺乏核心技术与知名品牌，附加值低，收入水平仍处于低端。

“中国制造”附加值低，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及中国在整个产业链中的地位有关。由于国际分工与合作日趋发达，要素输出取代商品输出、资本输出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方式。比如在苹果手机的生产中，有日本、韩国的技术，中国台湾的资本，中国大陆的劳动力，以及美国的品牌与技术。但各种生产要素的地位与收益是不等的。在资本丰裕的今天，资本回报率在下降；而在流水线作业下，简单劳动的回报更低。掌握核心技术与知名品牌的企业，才会取得高回报。

尽管有人对苹果手机的分配不均表示不满，但在经济学却是一种必然。根据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的价格取决于其稀缺程度。在今天，核心技术与知名品牌才是稀缺要素，中国制造大而不强，就是因为缺乏核心技术与知名品牌，回报率低。低回报率导致低工资，而低工资又会导致消费不足，反过来迫使企业不得不进行低价营销，这进一步缩减了利润，企业更无力开发技术与打造品牌。

有学者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归因于“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从本质上讲并不是适龄劳力多，而是工资低。这种模式在资本缺乏的工业化初期是必须的，但将其视为长期经济增长的“法宝”则是危险的。依赖“低人权”优势，只能陷入长期贫困的局面。中国人民勤劳而不富裕，从根本上说就是这一发展模式导致的必然结果。为了说明这一论点，我们不妨举一个极端的案例。19世纪美国的“排华法案”，我们主要是从种族歧视的角度来解读的。但从当时美国人的反映来看，则是因为华工的“竞争优势”威胁到了“美国精神”：美国排斥华工，初期是因为华工待遇要求低，又不罢工，因而被美国工人阶级视为“工贼”。但后来精英阶层也意识到，如果华工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美国工人只有两种选择：要不接受华工的同等待遇，要不失业。长此下去，企业主满足于低成本而失去创新动力，最终的结果就是美国像中国一样陷入长期贫困。如果排除民族情绪的干扰，我们不得不承认，上述论断在逻辑上是自洽的，在事实上也是中国的历史可验的。

在经济日趋发达、价值追求多元化的今天，低工资更加难以长期维持。近年来出现的“用工荒”，并不是缺乏劳动力，而是年轻一代不愿意接受低工资。而工资的提升，则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转移。近年来，外资不断撤离中国，转移到工资水平更低的东南亚，中国经济增长由此进入“新常态”。

转型成功需天时地利人和

当经济发展达到中国目前的水平，实现产业转型是必须的、也是惟一合理的选择。历史上的日本制造和德国制造，都曾是“质次价廉”的代名词。“Made in Germany”曾是一个带有侮辱性色彩的符号。“八十年代前，在欧美消费者眼中，日本制造就是廉价、低质、低产品附加值、批量大规模生产。”但在现代社会，德国的机械制造、日本的电器，都是品质的象征，它们的成功转型造就了世界强国的地位。当然，要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非自然而然之事，它需要诸多条件的配合。

首先，新技术革命是后发国家的经济转型成功的前提。在技术未有突破的情况下，由于既有优势可以积累，后发国家很难实现超越。而一旦出现技术革命，后发国家就有了弯道超越的机会。美国取代英国成为第一经济强国，得益于内燃机对蒸汽机的替代。韩国电子产品取代日本，也与产品的数字化有关。当出现技术革命时，原有的强大企业将因“路径依赖”而缺乏改进动力，从而失去主导权，为后来者创造超越条件。微软在移动操作系统方面的乏力、诺基亚的突然崩溃，都是同样的道理。目前的信息化革命，对于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企业，无疑提供了契机。实际上，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即便是发达国家也在利用这一契机进行产业升级转型，比如美国制定了先进制造业伙伴关系计划，德国推出了“工业4.0”战略，日本发布了制造业竞争策略。这对中国既是压力，也是动力，抓住这一契机，就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2015年通过的《中国制造2025》，其着眼点就在于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这无疑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应对之举。

其次，产业升级需要企业家自身转型。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是企业，企业的核心是企业家，企业家的定位则决定了企业发展的层次与国家的发达程度。企业家的综合素质构成所谓的“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大体反映在两个方面：一为创新能力，二为价值超越。前现代时期资本稀缺，资本家（金融家）的地位要高于企业家，企业家的创新能力不如今天重要，企业的积累主要通过低工资实现，这一时期也是劳资矛盾最为尖锐的时期。但随着经济发展，这种零和博弈不但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而且因分配不均带来的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经济增长难以为继，所以才有后来的“福利社会”。但要实现高工资、高福利，创新就是必须的，只有创新才有高附加值。熊彼特强调“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正是这一特定时代的产物。中国当代企业家仍处于以低工资来维持企业发展阶段，但也有一批企业开始了转型。像华为就是以技术创新增加附加值，并对员工提供高工资待遇。格力则注重质量管理与品牌培养，在取得高营收的同时，大幅提高工人工资水平。新兴互联网企业如阿里、腾讯，均是不断创新与高福利并存的典型。这种状况以后会成为常态，只有创新才会有生命力，传统的依赖低工资模式将日益失去竞争力。至于价值超越，则强调企业家的社会责任。追求利润是企业家的责任，但不是惟一使命。我们尊重任正非，因为他切实为中国的技术创新做出了贡献。而任正非获得的尊重，是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实现。endprint

最后，政府在企业转型中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新古典自由主义强调市场的自我调节，对政府干预持消极否定态度。但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真正实现“自生自发秩序”的现代化国家，只有英国。单纯依賴商人进行制度构建，不但耗时甚久，而且非常脆弱。比如早就出现资本主义萌芽的意大利，由于缺乏统一国家的支持，始终未能取得突破。英国资产阶级的成功，事实上也是与王权、贵族妥协后才取得的。重商主义从本质上说就是工商资产阶级向国王提供财政支持，国王则对资产阶级提供特许经营权。对后发国家而言，由于有着现成的经验可学，没必要花费几百年时间自然演变出整套制度体系。由政府主导制度变迁，是一种更有效率的选择。像近现代成功实现转型的国家如德国、日本、韩国、智利等，政府在其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政府干预的方式应当调整

就中国而言，由于中国有着长期的中央集权历史，由政府主导产业转型更是惟一选择。因为高度中央集权必然意味着强政府、弱社会的权力格局，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在有先进经验可供借鉴的情况下，由政府主导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既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政府干预的侧重点应有不同。在实行现代化的初期，政府干预可以是直接的、强力的。但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政府干预的力度与重点亦应转移，应由直接参与转变为规则的制订与维护。比如德国早期的“拦路抢劫式的资本主义”，就是由国家掌握整个国民经济命脉，培育大型垄断企业，形成合力与英、法等国进行竞争。但在当代德国，国家职能转向制定规则、维护规则，而由具体的市场参与者开展经济活动，这就是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在日本，明治政府初期的“殖产兴业”，也是以政府主导的官办与官商合办企业为主体。但在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就选择了退出，于1880年发布“官业下放令”，将大量官营企业廉价处理给三井、三菱、川崎等私人资本。至于智利，则是由皮诺切特以血腥的独裁手段，推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取得了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中国政府的干预方式也应做出调整。行业垄断应该松动，产权亦应明晰。只有私营企业成为市场主体，才会有充分竞争，创新才有激励。而产权的明晰保障了私人资本的稳定预期，私人资本才会着意培育品牌，以追求长期利益。目前来看，中国在这方面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阿里、腾讯、京东等在金融领域的扩张与创新，没有政府的配合是不可能实现的。

总之，无论是从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以及从国际环境层面来看，实现企业转型，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都是必然选择。十九大上习总书记再次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求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无疑指明了正确的发展方向，只要按照习总书记的指示去做，中国的企业转型升级就一定成功。

作者供职于河南大学经济学院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