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修文

摘要：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一部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小说，面对这样一部内容丰富、思想高深、充满文化符号小说，我们常常会作出不同的解答。在不同版本的解读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文化的不同层面，当然，这其中也带有片面的解读，例如2016年9月首演于美国的旧金山歌剧院版歌剧《红楼梦》。整体来说，此版歌剧《红楼梦》是从一个西方视角来审视作品本身的，其创作也处处体现着西方人的审美及其文化要义。

关键词：《红楼梦》 中国文化 歌剧 语境 误读

中图分类号：J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359（2017）21-0151-02

一、《红楼梦》的文化要义

《红楼梦》对于中国明清时代的封建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中国传统社会长期以来的儒释道精神都或多或少有所反映。虽说《红楼梦》“大旨谈情”，但我们容易忽略其作为中国文化的浓缩的要义。周汝昌先生重视《红楼梦》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称《红楼梦》为“文化小说”，而且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古往今来、绝无仅有的‘文化小说”[1]。周先生撇开了所谓的政治小说、历史小说、言情小说、性理小说等解读，单单从中国文化方面入手去解读《红楼梦》，这也为“红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更广阔的思维路径。

没错，《红楼梦》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是难以被忽略的，而如何解读，则又是一个难题。虽然王国维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主要是从中西方哲学、文学比较方面去解读的，但其对《红楼梦》中的中国精神及文化要义剖析得不无深刻。首先，《红楼梦》现存的版本有很多，每个人的审美喜好不同，如脂本、程高本等，都是流传面积较广的版本。版本的不同，导致解读的方向不同，甚至导致解读语境的不同。对于《红楼梦》的博大精深和解读的多面性，鲁迅也曾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冯其庸从另外两个角度概括了曹雪芹的思想，即“他把他对封建社会的批判奉献给了他自己的时代，而把对新的生活理想的追求奉献给了未来的世纪。”[2]显然，冯先生更喜欢后者。鲁迅与胡适等人大抵也认为《红楼梦》是带自传性质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当我们进行《红楼梦》的改编创作时，怎么对待曹雪芹家族破败的历程。历史是可以有的，但视角处置不当，我们就不是在解读“曹雪芹的《红楼梦》”，而是在解读“《红楼梦》的曹雪芹”，这就是小说和历史的混淆。片面性无益于《红楼梦》的解读，更无益于中国文化的解读。

二、《红楼梦》的舞台改编

《红楼梦》题材的舞台改编有很多种，包括戏曲、话剧、舞剧等，现在仍然常演不衰、产生较广影响的当属越剧了。这其中，基本上都是中国本土化的创作改编。而对于国外的改编，我们较为熟知的是东亚地区国家的改编，例如朝鲜的歌剧《红楼梦》，它曾多次来到中国演出，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人们观看朝鲜版歌剧《红楼梦》时，不得不产生以下的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歌剧版的《红楼梦》？为什么朝鲜能如此完整地解读中国的伟大名著《红楼梦》？

早在1927年，鲁迅就写了一篇关于《红楼梦》改编的话剧的评述小引。据说，也有作曲家就曾想让鲁迅执笔创作歌剧《红楼梦》的剧本[3]，后因鲁迅逝世而告终。再后来，很多人想把《红楼梦》改编成歌剧，都因种种原因作罢。对于《红楼梦》舞台作品的改编，它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把人物众多、故事复杂的原著浓缩成两个小时左右。此外，对于歌剧，其文化呈现上要面对中西文化审美的取向等很多复杂局面，最直接的体现就是故事（剧本）和音乐该怎么样呈现。总之，《红楼梦》的舞台改编，首要的，是对于中国文化的选择问题，其凸显出来的就是语境的问题。

三、西方语境下的歌剧《红楼梦》

创作语境的问题直接关乎到艺术审美的问题，更深一层是文化取舍问题。2016年，这部歌剧在美国的首演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相关报道中，在歌剧《红楼梦》的导演赖声川看来，他们“是在一个世界语汇里来做这个事情”，似乎是有意回避“中国”这个标签，这也或多或少影响到了中国文化的解读。对于“世界语汇”，这也难免让人生疑，民族的难道不可以是世界的嗎？

这一版歌剧《红楼梦》由盛宗亮和华裔黄哲伦联合编剧，黄哲伦对汉语并不熟悉，他善于英文创作，语言上的英文化，对于曹雪芹的文字魅力，就很难展现了。此剧在2017年9月在内地首演，北京观众并没有产生多少共鸣。当舞台上唱出或念“BaoYu”亦或其他剧中人名字的时候，观众都有笑场，数次笑场，对于语言文化的差异性，观众也只好“会心一笑”了。歌剧使用语言是英文，用旧金山歌剧院公共关系部经理的话说，这样“以便于将《红楼梦》呈献给没有读过这部原著的西方、特别是美国观众，让他们更好地了解18世纪的中国文化与社会。”[4]原著准确反映的是否是18世纪的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亟待商榷。如果过早这样下结论，那只能会片面解读《红楼梦》，甚至是误读，可以说，这部作品在语言上没有照顾到中国文化。

其次，也是核心部分，这就是故事的改编。此歌剧作曲家盛宗亮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已经说了：“如果你问10个红学家，会得到10种不同的回答。”主创者早已做好了被批评的准备，对于中国文化的解读，他们更难逃批评。全剧以僧人的太虚幻境开始，到太虚幻境结束，僧人其实也是宝玉的化身，这符合原著的叙述方式。而人物上，全剧被删减到了7个主要人物，有王夫人情有可原，可是多了宝钗的母亲，却没有王熙凤，王熙凤的缺失，让整个作品少了不少戏剧性、趣味性。再者，缺少丫鬟那些小人物的描写也是一大缺失，也抹去了原著中相当一部分的群体，例如金钏这个人物，她在越剧《红楼梦》中就相当受重视。对于宝玉的叛逆，其“顽石”的本性在歌剧中也没有那么凸显。

此版歌剧给人最大的感受是三角恋和宫廷贵族的智斗。正如作曲家盛宗亮所说的那样“故事的中心：爱情三角恋”，以及“强化了小说中贾府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并将之提升为一个笼罩着贾府的危机。”[5]以三个人的爱情为主线，到最后，笔锋一转，抛给观众的是封建社会的斗争与权谋。最后，皇帝俨然成了幕后主谋，操纵了爱情，迫害了家族。《红楼梦》的伟大之处，应该不至于是这种局面，直观又带有突转的故事似乎正合乎西方人的口味，至于中国文化的反映，恐怕也只是舞美和服装较多地呈现了出来。

音乐上，民族打击乐、古琴、沪剧的“紫竹調”……中国元素的加入多少让我们感觉到了亲切，音乐在盛宗亮的掌控下也极具他个人的风格——一个常年游走于欧美的，带着强烈的中国气质的现代作曲家形象。但纵观全剧来看，音乐的创作风格还是以西方音乐为主导，而且是偏现代性的音乐语言。

结尾的处理上：黛玉消逝，宝玉出家，逐渐安静的舞台把人带入了关乎结局的情境中。但这时主创没有罢休，又加入了合唱，合唱者以世人角度告诉我们“人生或是梦一场……”似乎有点多余了。曹雪芹的高明之处是他抛出问题而不做解答，对于结尾，茫茫的大雪中忽隐忽现的一抹红，那是宝玉披着袈裟在茫茫的大地上寻找、救赎……这才像《红楼梦》的意境，而不是众人的喧闹与说教。余秋雨先生说过，伟大的文学一般都有两难处境和未知结构，这在《红楼梦》中处处有体现。有时候，我们需要留给观众更多想象的空间、思考的空间。

四、解读中国文化的语境

在中国，越剧《红楼梦》和1987版电视剧《红楼梦》深得人心，朝鲜的歌剧《红楼梦》也尽显中国文化。也正因为这些作品中带有中国语境，才会深深烙上中国文化的记号，正因为这些记号，这样的作品才会长久不衰。

面对文化走出去，今天的中国文化，包括相关的作品，必须依靠确切的定义来解决“我是谁？”换句话说，就是中国文化需要中国语境来阐释自己。我们并不排除用带有西方的语境去剖析中国文化，但其中不能舍弃中国的语境，舍弃中国语境，就舍弃了解读中国文化的客观性，也就舍弃了中国文化本身。很显然，文中的此版《红楼梦》主要是站在西方的语境下进行改编的，这样的改编作品恐怕是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我们也不知道这样的“世界语汇”能走多远。即便是美国的好莱坞，也会站在含有中国语境的语境中去阐释中国文化的，只是叙事的方式做了更灵活的改变而已。例如他们在面对花木兰、面对大熊猫这样的中国元素时，并没有刻意加入“世界语汇”，但他们做得很成功，他们让世界观众看到了中国的精神和文化要义。

五、结语

对于《红楼梦》，我们期望，不管什么样的改编，不管作品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只要稍稍一看一听，便知，那就是曹雪芹。这才是改编的要义所在，扩大到中国文化方面，亦是如此。

参考文献：

[1]周汝昌.红楼梦与中华文化[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冯其庸.石头记脂本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3]赵国雄.鲁迅与歌剧《红楼梦》[J].鲁迅研究月刊，1995，（07）.

[4]韩显阳.歌剧《红楼梦》为何能在美国火[N].光明日报，2016-10-11：（12）.

[5]盛宗亮.语尽乐不尽 乐尽情不尽——歌剧《红楼梦》的创作点滴[J].人民音乐，201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