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旻

重探“抒情传统”的定义

周 旻

1950年代前后，“抒情传统”作为一种宏观地论述中国文学的诗学概念，被海外汉学界率先提出。以此为核心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主要集中于港台地区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大陆学界接触“抒情传统”理论有一定延迟。这不短不长的“时差”及其导致的接受语境的错位，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抒情传统”很难成为有效的资源。本文希望回到“抒情传统”被定义之初，观察不同的学术语境如何从历史中打捞、重组并合成了这一概念。

“抒情传统”的定义，大概有几种操作：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一种，是直截了当的、定名式的定义，从“诗言志”“诗缘情”到沾染结构主义诗学的“话语模式”（discourse）①“在我的观察里，抒情也可以扩展为叙事以及话语言说模式的一种。这里所谓的话语或言说，当然是意有所指，指的是福柯（Foucault）的discourse。言说或话语的形成或解散，总让我们想到隐含其中的知识谱系以及权力让渡的关系。”见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1页。。 在这一定义方式中，“抒情传统”似乎可大可小，既可以是只关于抒情诗这一诗歌文类的诗学，又可以说是联动着对整个文化的解读。

在以“抒情”的定义与再定义为基准展开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重要的两位是捷克汉学家普实克与旅美学者陈世骧，二人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先后提出了独具只眼的 “抒情论述”。不妨在此重新整理两位在命名“抒情”时的不同策略——“抒情精神”与“抒情传统”，以此观察概念定名时期的“洞见”与“不见”。

虽然普实克在中国学界被归属于 “现代文学”学科，但其批评模式却形构于他着手研究中国古代叙事性作品时，这一点陈国球在《“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一文中有详尽的梳理。文章讨论普实克1958年的论文《白居易诗歌札记》时概括道：“他以为白居易诗具备的‘抒情精神’的特点是：‘客观现实’与‘个人经验’的并置。”而这种“并置”，用普实克自己的话就是“结撰的统一”（compositional unity）②陈国球：《“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结构中国文学传统》，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第 60、61 页。。相较于略带历史感的“传统”（tradition）一词，普实克是以“结撰”（composition）来解读出现在中国古代文学现象中的“抒情精神”的，这源自他布拉格结构主义学派的学术背景。所谓“结撰”，是一种人工创造、合成的复合性“化合物”，“抒情精神”（lyricism）是它的命名，“抒情诗”（lyric）是合成的工具，“抒情的视阈”（lyrical vision）则承担合成目的的功能。从功能结构主义的观点看，与结构（structure）相比，结撰更像是被历史化、完成中的结构，结构更丰满和完整，趋向于一种实体，结撰则更抽象和理论化，趋向于一种未知的可能性。结撰与传统相比，就显得灵活得多，传统是一种表面有弹性、有吸附力，但自身稳定的线性概念。诉诸想象，传统像一条绵延的河流，结撰像一座井然的城池，它们都可以容纳新的东西，但河流始终是河流，它的形态不发生质的变化，而城池在扩张或紧缩的过程中，内部各要素的关系发生着变迁。在普实克的抒情论述中，可能潜在夸大了作者的能力，仿佛白居易无论对诗歌中的现实成分还是情感注入，都有十足的把控力。借用另一篇名文《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论断，那便是白居易具有超验的“主观主义”，可以游离于“诗”的传统而独在。这可能是比指摘“抒情精神”“把古典文学的各种特质及其间差异模糊化”①陈国球：《“抒情精神”与中国文学传统——普实克论中国文学》，《结构中国文学传统》，第64、65页。更“严重”的误会。这个美丽的误解却也是继承了布拉格学派文学史理论中将作家作为文学的动力的重要观点。

普实克另外一篇名为《中国与西方的史学与史诗》的文章，则为自己抒情论述中缺乏的对中国文学传统惯性的解析做出了一些补白。这篇文章从另一个角度——中国史学与文学的关系，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中国没有史诗。他发现，中国史家热衷于保存史料的原初形式，历史遂“主要诉诸于读者的直觉与情感”，并“唤起某种情绪”。②［捷］普实克：《中国与西方的史学与史诗》，李达三、罗钢编《中外比较文学的里程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4页。这与西方以史诗为编史方法，创造的文本只适用于一个场合的特殊性正相对。普实克明确了抒情诗在中国文脉中占据的中心位置，得出结论：“在中国，是通过对原始素材的自由联系去对历史事实作分类和系统化，这仍然是抒情诗的方法。”③同上，第236页。这个论述方式虽然不能得出“抒情传统”的结论，但已经承认“抒情精神”的结撰有未能触及到的部分。

同一个时期在北美汉学语境中提出“抒情传统”的陈世骧则不只需要回答 “抒情是什么”或“中国有没有史诗”等纯粹文学的问题。这一概念的应运而生，属于一种参照式、回应式的定义方式。陈国球在《“抒情传统论”以前——陈世骧早期文学论初探》中为这一过程的“前史”做了非常详实丰富的补充，从中我们看到陈世骧去国前的师从、交游、思想资源等，都似乎可以成为开启“抒情传统”论述的参照。而他将“情”译作ordeal（试炼）而不是feeling或situation，更是浓缩了他对“抒情传统”的核心体认，与其说是抒情，不如说是抒痛，这部“痛史”也隐约投射着他自身遭际与时代风云、历史变化的关联。1971年陈世骧骤然离世，生前并未留下系统性著作，其学术思想散落在十余篇论文中。隔年他的学生在台湾出版《陈世骧文存》，两篇序言分别由同在美国学院的杨联陞和夏志清撰写。杨、夏的两篇序言为我们还原了他们在美国从事中国文学研究时的境况，引用杨联陞给陈世骧写的一封信中所言，就是“我辈久羁异国，‘虽信美而非吾土’，自亦不可谓逢时”④杨联陞：《序一》，陈世骧著，陈子善编《陈世骧文存》，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信中又引陈寅恪论《再生缘》和梁启超1907年流亡时所写《既雨》一诗寄托怀抱，颇有些凄风苦雨、生不逢时的情绪。然而反观陈世骧写给杨联陞的信，则是另一种情态。他说自己最近新写了一篇关于《楚辞》的论文，“故意着笔于荦荦大端”，试图将其“复纳于文史哲大传统中”。这篇《论时：屈原发微》⑤陈世骧：《论时：屈原发微》，萧驰、柯庆明编《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下），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9年版，第385－435页。长达70多页，据夏志清的回忆，在学术会议上发表时，曾引发评议人吉川幸次郎的批评。从陈的信里不难读出，他的故意为之、“闲谈情趣”背后多有东西方学术脉络碰撞的思考，但那份“年近老迈，更不抱野心，惟觉有欲言者，今便言之”的热忱却多少冲淡和慰藉了一些他乡的冷遇。也许“羁旅”是他们共有的语境，但陈世骧用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立场和担当打破了这种“贞士羁穷”的困境。在这样的环境和心境中提出“抒情传统”，一方面是贯彻自己“惟求制要以宏通”的立言标准，一方面是有些要在西方学界完成对中国文学的自我书写的倔强。

陈世骧在给 《夏济安选集》写的序言中，有“新潮”一说，较能概括他于中西古今际会之间投身学术的抱负。他先借《选集》列入的“新潮丛书”的《弁言》——“这个时代的文化是彼此撞击互相建设的文化，我们肯定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⑥陈世骧：《〈夏济安选集〉序》，《陈世骧文存》，第190页。——宣布：“新潮”有借鉴、对照、消融“西潮”的自信，“我们”既能相得亦可益彰。就“新潮”的具体内容而言，则与文中回忆夏济安自1956年起在台北办《文学杂志》有关。这份刊物立意在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而方法上则从一开始胡适定调的“多翻译些西洋名著看看”，逐渐转向以西方的理论眼光返回中国文学内部寻找资源。①关于这份杂志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数种成果。可参考梅家玲：《夏济安、〈文学杂志〉与台湾大学——兼论台湾“学院派”文学杂志及其与“文化场域”和“教育空间”的互涉》，《台湾文学研究季刊》创刊号，2006年2月，第1－33页；陈国球：《情迷中国——香港五、六十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运动面向》，收入《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1－310页；张春田、郑蕾：《“现代主义”在台湾——从〈文学杂志〉到〈现代文学〉》，《枣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这样的姿态与当时台湾社会白色恐怖的背景有很大的关系，以台湾大学文科学院为核心的作者群，希望能以更纯然的态度讨论文学，古典中国与西方现代主义、新批评理论，几乎成为这本刊物的两大坐标。在这种传统被创造性转换的过程中，“新文学”是策略性地缺席的。

陈世骧自己也参与到这场思潮中。这种指归自身的观照，一切以“新生的广义的中国文明更站起来”为目的，新角度、多源头、西方的方法、古典的文化，不拘而宏通。“新潮”的治学抱负，他晚年以一本书的计划来呈现。这个计划准备为《诗经》《楚辞》以及乐府、赋四类各作一篇长论，开拓处在于他的视野越过故典浩瀚而“助使中国古诗文纳入今世文学巨流也”②夏志清：《序二》，《陈世骧文存》。。他邀请专治中国现代文学的夏志清加入自己的计划，形成最古与最今的“合围”。从这一层面，可以说“抒情传统”是一个极富语境感的批评话语模式，它代表着一种充满自信的、开拓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的发轫，尤为难得的是，它诞生在一段充满离散气氛的历史时段中。

随着陈世骧“抒情传统”论述的流播和发展，至今，又出现另一种定义方式。先看萧驰在《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的《导言》中如何整理“抒情传统”：

显然，所谓“抒情传统”并非一个严格意义的学派，因为它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学术纲领，学者之间因辈分、地域的差异，更遑论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然而又确乎有相似的学术话语和关注。我们以此遂将“中国抒情传统”界定为：承陈（陈世骧）、高（高友工）的学术思路而来，自中国思想文化的大历史脉络，或比较文化的背景去对以抒情诗为主体的中国文学艺术传统进行的具理论意义的探讨。③萧驰：《导言》，《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上），第6页。

他认为“抒情传统”是一种学术型态，不仅仅是学理的问题，而且是学术史的问题，可谓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收入此书的颜昆阳的论文则称“抒情传统”为“一个最具有社群互动与历史传承的论题”④颜昆阳：《从反思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之建构以论“诗美典”的多面向变迁与丛聚状结构》，《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下），第728页。，他强调，这个问题的论述必须放置在学术史的脉络中，定其位置，得其价值。这里的社群互动是指台北“月涵堂”学术圈，或称之为“学术共同体”更恰当。柯庆明在该书序言中回溯了这个学人共同体的起点，就在1958年陈世骧来台演讲之际，夏济安《文学杂志》所营造的“新潮”，为两代文学研究从业者所共享。只是经历过新文学余波的陈世骧和夏济安，将“西方”作为直接对话的对象，身处其间，多了一份沉重和反省；而在初出茅庐的1970、1980年代学者们的眼中，则更多是借鉴和行之有效的方法。在这样一个一词多义的起点上，两代学人于“抒情传统”也发生了有意味的位移。

柯庆明和萧驰编的这本论文集，就很好地阐释了第三种定义，即作为学术型态、知识型态、社群互动的“抒情传统”。这本论文集还暗示了一个很有意味的问题，就是“抒情传统”的论述，是不是有地域的、时代的？比如“月涵堂”众人的讨论放弃了陈世骧视野中古今互通、形成“合围”的计划，仅“集中在中国古典诗学的探讨与诗歌的诠释上”⑤柯庆明：《序》，《中国抒情传统的再发现——一个现代学术思潮的论文选集》（上），第4页。，这么做的原因自然有中国现代文学在彼时台湾地区的封锁和噤声，是时代造成了遮蔽。再比如，王德威曾批评陈世骧、高友工的“抒情传统”是“在审美的超越前提下”，“预设了一个无限推演出一个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精妙存在”①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第349页。，那么，对于“抒情传统”的全盘接纳，是否也暗含着对超越前提的“超越性”认同？龚鹏程曾戏称“抒情传统”是台湾特产，它的出笼，回应的其实是台湾问题。这虽是戏言，但同时提醒后来者提防去历史化引出的陷阱。

这本台湾学人编辑的论文集出版于2009年，其后，陈国球与王德威共同编辑出版了另一部论文集《抒情之现代性：”抒情传统“论述与中国文学研究》。两部选集收录文章多有重合，也有明显出入，相比之下似乎前者真有点台湾特产的嫌疑，但作为对第三种定义特别是社群互动产生的思潮的“打扫战场”式的整理，还是非常有意义的。陈、王二人的这本选集也采取了将“抒情传统”的定义历史化的处理方式，并不事先预设一种前提性或应然的定义，而是在不同的时代寻找不同的回应，宛如一部“抒情传统”小史，同时它也像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不同身世、境遇、遭际、心情、学科背景，身处不同时段的知识分子，似乎都可以沉湎于抒情传统所营造的一种纯粹文学的快感中，为己身也为前辈后继寻获一些可供慰藉的确切的光亮。就像陈世骧所形容的，“文学成为对抗黑暗的光”。

从“抒情传统”发端，到现如今，正向地扩展领土、应用发挥的研究成果不胜枚举，其中也包括对现代文学研究影响颇深的王德威的《“有情”的历史》；反思乃至批判的论述也非常多。在对待这种质疑的声音时，“抒情传统”论述展现了另一种质素。举个例子，柯庆明、萧驰编的文集中的第八辑“抒情传统的建构与再构”，是作为“广论篇”中很重要的一辑，收入龚鹏程的《从〈吕氏春秋〉到〈文心雕龙〉》和张淑香的《抒情传统的本体意识——从理论的“演出”解读〈兰亭集序〉》。编者认为龚的论文是建构性的，原本想放在“原论篇”以开宗明义，作为“抒情传统的文化渊源”，只因涉及对象不止诗骚，才放到了此辑；而张的论文则对应着“再构”或解构，有点唱反调的意思。同样的两篇论文，在陈、王合编本中被分置于“理论演出”和“颠覆传统”两个部分，而位置刚好互调，龚鹏程的论文是颠覆，张淑香的论文是延续性的“演出”。两位编者的眼光各有理由，都可自圆其说，并不存在孰是孰非的问题。我想指出的是，如果一种研究范式、理论、框架，能够将学者对它提出的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再构、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等等，逐渐纳入到自我的体系中，创造性地转换“反调”为“复调”，那么打个比方，它的形态就不是固态的，而是液态的，带点反理论化的倾向。它的劣性就是液态的无边界，有可能演变成批评者口中说的覆盖性、唯一性、遮蔽多元化的情况。

对于“抒情传统”论述，想要批评并不困难，单是关于抒情主体，就可以提出很多质疑，关键在于如何理解，以及从哪一个角度去使用。我给出的三种定义的操作，也许略显粗糙，但也不妨视作一种“元批评”。如果当我们讨论“抒情传统”时，回归到普实克结构主义层面的“结撰”，或是回归到陈世骧富于个人情志的“传统”，或是回归到台湾1980年代语境的“思潮”，坦诚地放弃一些成见，那么作为批评话语模式的“抒情传统”，就能发挥其液体形态的优势，为文学研究缝隙的出现提供更多可能。

【责任编辑 穆海亮】

周旻，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近代文学与文化、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