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孙杰 编辑/张美思

欧洲经济直面三大挑战

文/孙杰 编辑/张美思

欧洲应共同推进结构改革，调整政策理念，把握政策平衡；同时，还应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以及联盟内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一体化的方向和进度。

与其他经济体相比，影响欧洲经济的因素相对更复杂一些。这使得对欧洲经济的分析不能仅限于纯经济因素，欧洲的政局及其背后的社会思潮对欧洲经济一体化走势的影响也是必须加以关注的问题，更不能缺少对欧洲经济政策的评估。目前看，虽然欧洲经济总体向好，但长期稳定增长的基础并不牢固。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一体化进程受阻和经济结构改革迟缓三大因素，是当前欧洲面临的主要挑战。

主权债务危机的持续影响

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欧洲经济的增长一直比较缓慢，且波动较大，经济活力不足。正是由于欧洲经济自身存在体制僵化、韧性不足等问题，金融危机中才会受到较大冲击，不仅经济衰退程度甚于美国，且在随后的全球性反弹中也明显复苏乏力，不仅低于美国，甚至远远低于日本。

遭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后，欧洲一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隐患开始显现。尽管最初债务危机只是出现在一些小国，市场影响虽大而实际影响有限，但由于欧盟出于保守性的本能反应，采取了标准的强调财政紧固的应对政策，与美国通过超常规货币政策进行强力刺激的政策理念形成了鲜明对照，最终导致了欧美经济走势的分化。

从历史经验看，虽然在应对主权债务问题时采取财政紧缩也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在刚刚经过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增长的基本面还远未牢固的情况下，针对主权债务危机采取压缩财政支出的财政紧缩政策则会抑制危机后宏观经济的复苏，进而会限制财政收入的增长，对冲掉压缩财政支出在降低财政赤字和公共债务增长方面的作用。事实上，欧洲经济在2012年和2013年也确实连续两年出现了负增长，并因财政紧缩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更重要的是，主权债务问题不仅没有得到抑制，而且出现了进一步扩散的趋势。

欧洲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并且与银行系统的危机常常纠结在一起，时刻威胁着欧洲宏观经济的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欧盟的经济政策开始出现了转变。先是欧洲中央银行在长期再融资基础上，开始向以OMT为标志的宽松货币政策转型，同时辅以各种旨在稳定欧洲金融市场的救助机制和改革措施。此后，负利率政策和欧版量化宽松措施相继出台，欧洲的宏观经济政策开始全面转向美国式的危机应对模式。

自欧洲经济政策从紧缩转向宽松以后，流动性问题和市场得以稳定，经济基本面数据发生了好转，失业率明显下降，经济增长呈现出回升态势。虽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的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与美国仍然显示出一定的分化走势，但也正是由于实施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才使欧洲的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也使得欧洲有可能在美国加息可能提速的背景下，开始考虑终止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

不过，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没有提升欧洲自主投资的需求，欧洲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债务问题，并且与银行系统的危机常常纠结在一起，时刻威胁着欧洲宏观经济的稳定。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仍不时有风吹草动，意大利银行业危机的风险也是一大隐患。

一体化给欧洲带来的挑战

上世纪50年代以来，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使得规模与协同优势成为促进欧洲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不过，欧洲各国对于一体化的态度一直存有差异，且在不断扩大，再加上当前逆全球化又在欧洲兴起，推进一体化还是脱离欧盟，正成为当前欧洲各国纠结的一个难题。欧洲一体化的进程正在受到极大的挑战，并会对欧洲的经济前景产生重大的影响。

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对一体化的共识差异

欧洲各国对经济一体化的看法的差异由来已久，且在不断扩大。尤其对于一些小国而言，统一的政策对其产生的影响往往与大国受到的影响不同。

首先，统一的关税给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不同的国家所带来的影响显然是不同的，在使得一些国家受益的同时，也必然会造成另外一些国家受损。希腊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经济结构上，欧元区的主要国家如德国制造业比较发达，而希腊主要依靠旅游收入。而当欧元区，主要是德国的出口比较强劲时，欧元币值会趋于稳定甚至呈现升值趋势，这会直接打击希腊的旅游业。

其次，欧元区统一的货币政策的影响对不同的成员国而言也不尽相同。货币政策的统一不仅意味着各成员国丧失了根据本国情况确定独立的货币政策以及调整汇率和利率水平的可能性，甚至可能出现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本国经济形势背道而驰的情况。这是因为欧元区的货币政策是根据欧元区总体经济形势决定的，而欧元区总体的经济形势显然主要取决于欧元区大国的经济走势，小国的影响则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只能依靠财政政策来调整经济，维持趋同，从而造成财政赤字上升，并最终导致了债务危机。

整体而言，尽管一些小国加入欧盟和欧元区获得了货币增信和区内贸易便利等诸多好处，但是受到统一经济政策的束缚，各国经济之间的不平衡也在逐渐加剧。当然，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应该是进一步深化一体化的程度。金融危机以后，欧洲提出了银行业联盟、财政联盟甚至政治联盟的框架和概念，以便进一步统一规则、应对危机、消弭分歧。但是，这些设想显然不是短期就能够实现的。众所周知，欧洲经济一体化如果仅仅有货币联盟的护航而没有财政联盟的支持，是行不通的。但要形成财政联盟则意味着成员国政府权力的进一步让渡，因此必定会困难重重，短期内难以实现。

逆全球化在欧洲的兴起

当推进欧洲一体化的速度缓慢下来以后，一些大国也开始重新评估一体化给本国经济带来的利弊得失，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在欧洲兴起。

从英国决定举行脱欧公投开始，卡梅伦政府尽管有安抚国内疑欧派并避免保守党内部的进一步分裂的需要，但其以“退欧”为谈判筹码，胁迫欧盟赋予英国在欧盟更多的差异性权利的目的，即暴露出差异化是当前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特征。这就引出了同步一体化和差异一体化的问题。

所谓同步一体化，是指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步推进一体化进程。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经济结构等方面的差异，各欧盟成员国在一体化意愿或能力方面不尽相同，难以实现同步一体化，只能有所不同。由此则产生了差异一体化，即允许欧盟法规在不同成员国的适用性存在差异。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差异化，欧盟成员国之间几乎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

事实上，随着欧洲一体化程度的不断深化，成员国之间异质性越来越明显。具体就英国而言，例外主义的欧洲观是英国脱欧的深层次历史和文化根源。他们在货币主权和司法政策方面更强调自主，因此对待欧盟宪章方面也比较保守。欧债危机之后，英国政府多次表示主权债务问题应该由各国自己解决。与此同时，英国的特殊例外安排也显著增加，包括选择不参加财政契约等。当然，在这些态度背后，主要还是出于对留欧成本与收益的考量，以及对欧盟一些政策，比如移民政策的不满。

作为欧盟中最具影响力的三大国之一，英国脱欧将对欧洲一体化的路径和前途产生深远影响；同时，也表明欧盟内部围绕一体化的目标存在根本分歧。甚至可以说，欧洲的集体认同并未随着一体化的发展而强化，民族认同感仍然根深蒂固。一方面，差异性一体化反映了欧盟统一政策与欧盟内部异质性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差异性一体化又加剧了欧盟政策的复杂性和碎片化。

更重要的是，英国脱欧和差异性一体化还具有溢出效应。受到英国的影响，其他成员国的例外诉求可能会逐渐增多。这种差异性一体化的溢出效应可能从一个政策领域外溢到其余政策领域，还可能从一个成员国扩散到其他成员国，加剧欧盟内部的离心倾向。此前，法国和荷兰大选中，主张脱欧的极右翼势力都一度占据上风，就是这种外溢效应的反映。不过，法国大选的最终结果是马克龙执政，使得法国在短期内退出欧盟以及欧元区解体的风险骤降，也使得市场强化了对欧洲中央银行在年内结束量化宽松的预期。不过，马克龙的政策主张依然存在不确定性。虽然他提出压缩政府开支，但其主张的减税、加强社会保障、强调国家安全、改革劳动市场、保障劳工权益、重视教育，以及扩大投资振兴经济等政策，都可能增加财政压力，且实施中还会受到议会的制约。因此，法国经济能否实现预期的增长，仍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即将开始的德国和意大利大选也是影响欧洲经济走势的重要因素，短期内值得关注。

经济结构改革推进迟缓

欧洲经济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应该是得益于经济一体化，而现在这个基础已经受到了英国脱欧的冲击。虽然法国大选的结果使得欧洲的一体化避免了出现进一步的后退，但很难说类似的考验以后不会再出现。与此同时，欧洲自身早已经意识到结构改革对于欧洲经济的重大意义，但是多年来的进展并不令人满意。此外，欧元区经济当前还面临着另一个重大挑战，就是核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的国债利差问题。这造成了欧洲中央银行在执行统一财政政策时的困难。

尽管债务的形成可能有诸多原因，比如前述的一体化压力以及满足经济趋同的要求，但是从理论上说，债务是可以被经济增长所化解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长期疲弱的经济增长才是形成债务问题的根本原因，而债务危机也常常意味着已经难以指望靠增长来化解债务。当然，债务危机的应对可以通过非常手段来平抑市场，如通过量化宽松来缓解市场冲击，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危机，进行结构改革，重振经济增长动能，至关重要。

所谓结构改革，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国家，针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含义。一般而言，指的是不能被宏观经济政策所调节的，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些非周期性长期因素，包括产业发展、劳动力市场、教育体系和创新能力，还包括社保体系、金融支持、投资环境和竞争力等。例如：如果缺乏适当的金融工具和激励机制，金融机构可能就不愿意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或对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其他还有：发展教育和促进就业的问题；政府对金融机构的隐含担保可能导致的的道德风险问题；僵化的劳动力市场，妨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问题；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防止形成养懒人的机制问题；甚至包括老龄化问题。

对于欧洲而言，由于市场机制在这些方面可能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而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又需要政府改变政策理念。长期以来，特别是在欧洲发生债务危机以后，欧洲的主要大国则一直在有意无意地回避有助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性改革的同时，过于强调控制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在这方面，德国的表现最具代表性。毫无疑问，控制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是使战后德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主要因素，而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也证明，一个国家财政赤字超标会拖累欧元，进而影响到其他成员国，且核心国家最终要为这些国家的问题买单。鉴此，德国一直坚持财政纪律约束。但也正因为存在对财政赤字的限制和欧洲中央银行的相应措施，一些欧洲国家的经济刺激和结构改革计划受到了约束。虽然主权债务危机表明，一旦财政失控，政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就无法融资，宏观审慎是必要的，但仅靠危机救助不可能消除危机的根源，只能为进行结构性改革争取时间。因此要尽快使经济恢复活力并实现自主和健康的增长，就必须要平衡结构性改革的资金需要。现在的问题在于，欧洲的结构性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有研究表明，即使是欧洲经济形势较好的德国，近年来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也才只有1.5%，难以以此化解债务问题。这也表明，结构改革已成为欧元区摆脱当前困境的关键和政策瓶颈。如果一味强调财政紧固并严控货币发行，则很难走出当前的困境。在当前市场自发投资意愿不足的情况下，财政预算必须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必须在审慎的宏观政策与推动结构性改革并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取得平衡。实际上，从2013年开始，欧洲已经在这方面有所松动，并取得了短期效果。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政策能否持续并最终产生结构改革的预期效果，同时又能避免出现新的宏观经济问题。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欧盟委员会在2015年的增长报告中指出，促进投资、推动结构性改革和制定更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欧盟发展的三大支柱。

总体而言，当前欧洲的总体经济形势向好。虽然英国脱欧已经走上了快车道，但是德国的经济依然在欧洲发挥着中流砥柱的稳定作用。法国与荷兰大选的结果和当前德国大选的局面逐渐明朗，表明政策的连续性还是能够得到欧洲认同的。此外，得益于协调统一的货币政策、不断增强的市场和消费者信心，以及与欧元区经济密切相关的国际经济与贸易环境正在逐步好转，欧洲各国的财政状况开始改善，希腊的基本预算盈余也超过了预期。因此，欧盟委员会在最新发布的春季经济展望报告中上调了未来两年欧盟和欧元区的经济增长预期。这至少意味着，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在政策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区域协调合作、结构改革以及2013年以来的调整均取得了一定成效，短期内不应该改弦更张。鉴此，也可以对其他国家的大选结果抱有信心，即在政策上不会出现意外的转变。

但长期来看，债务、一体化共识和结构改革仍是当前制约欧洲经济活力的三个主要羁绊。除共同推进结构改革，调整政策理念，把握政策平衡外，欧洲还应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处理好联盟内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把握好一体化的方向和进度。推进一体化的政治决心和各国的集体行动，是保证欧洲经济活力和稳定增长的关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