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恒

一

阿达是个挖藕匠，在麦镇一带小有名气。

挖藕挣的钱少，不如外出打工。曾经辉煌一时的挖藕匠们，渐渐寥落下来，最终只剩一个阿达。观看挖藕的人日渐兴味索然，只有我还喜欢看。有一天我发现，我成了阿达的最后一个观众。

阿达并非甘愿挖藕。他是个鳏夫，妻子患恶疾去世，留下两个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如果有人看家，他早就流入外出打工的浪潮了。

阿达平日里种田，是个地道朴实的农人。青壮年都去外地务工，田地大都荒废下来。阿达一人承包了二十多亩地，种麦子、玉米，也种棉花、红薯。粮食不值钱，为了增加一点收入，到了挖藕的季节，阿达就成了挖藕匠。

阿达四十余岁，生活的重压使他很显老。镇上人背后都说，阿达看起来足有五十岁。

阿达家离我家很近。我和他的两个儿子从小就在一起玩，关系不错，常常去他家蹭饭吃。我上初中时，不喜欢读书，爱逃课出去玩。阿达的两个儿子学习很好，从未逃过课。和他们在一起玩的时候，总有人跳出来拿我们做比较。长而久之，我就逐渐远离他们，阿达一直搞不懂我为什么不爱去他家了。

二

秋末的一天，我又逃课去乡间。走到池塘边，看见阿达头戴草帽，一身布衣，半截腰深陷在淤泥中，只有脖子以上还是平常人的模样。阿达也看见了我，他踩着厚重的淤泥，深一脚浅一脚向池边走来。他怀里捧着一捆细小的莲藕，要我带回去做菜用。

“阿皮，又没上课哇！”他唤我的小名。

看他上岸，我便找一块干净的草皮坐下。他把莲藕放在池边，坐到我身旁。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吸烟，我从烟盒里抖出两支烟，一支给他一支给自己。他把泥手放在草地上使劲摩擦，稍微干净些，才接过我递给他的烟。我掏出火机给他点火，再给自己点上。

“你还在长身体，还是少抽烟为好。”他说。

我那时处在叛逆期，谁的管教也听不进去。阿达是我为数不多可与之共话的成年人，在我心中，他和我没有辈分关系。平时他不会说这种话，那天忽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心里有点火，想站起来走人。

阿达大概知道触到了我敏感的心弦，立即转移话题，问我缺不缺钱。

他知道我缺钱。烟钱、酒钱，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开销。我不敢张口问家里要，家里会问怎么总是要钱，钱都花哪里去了。我父母都在外地，家中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在，我更不忍心开口。每当迫不得已向他们要钱时，想想这些钱的来源与去处，心中便会产生强烈的愧疚之感，不由地厌恶起自己来。

有时候实在缺钱了，就想干点坏事，弄点钱花。

我认识的几个学生就是这么干的，他们去街上摸人口袋，或者偷偷变卖学校里的物品，屡屡得手，从未被抓到。看到他们整日大把花钱的快活样子，我很心动。他们曾邀我加入，我反复思考利弊，仍犹豫不决。

我得不出个结果，想找人商议。思前想后，也只有守口如瓶的阿达值得信任。

我在地里找到阿达，他正背着药桶给棉花喷洒药水，正午的阳光把他晒得汗流浃背，蜡黄的脸膛上爬满汗珠。我述明来意，他静静听着。我说完后，他当即掏出身上所有的钱，塞到我手里。他说以后再缺钱，就去找他，他会力所能及地帮助我。他只有一个要求：千万别做坏事。

从那天起，每次见到我，他总是偷偷塞钱给我。有时候缺钱了，我就装作不经意出现在他面前，他口袋里有多少就会掏多少给我。这件事除了我俩，谁都不知道，包括他两个儿子阿周和阿正。

三

挖藕的季节一般在秋季，也有在冬季的时候。临近春节时，莲藕的价格会猛涨。有些池塘主为了卖个好价钱，会选择在冬季出藕。北方的冬季寒冷难耐，人裹着厚厚的棉袄还瑟瑟发抖，更何况是下到结着浮冰的池塘里。

冬季挖藕的时候，阿达会穿上皮衣皮裤，防水挡寒。在呵气成霜的天气里，一层薄薄的皮衣并不能驱退寒冷。这时候破冰下水，需要的不仅仅是体质，还有顽强的意志。

寒假里，我终日无所事事，常去池塘边观看阿达挖藕，陪他聊天解闷。开工前，阿达会央我去买烧酒，他需灌上几口才有足够的勇气下水。天气再冷些，除了灌烧酒之外，他还会嚼上几支辣椒，辣得满头大汗，满脸通红，像被火烧了一样。

阿达踩着浮冰向池塘深处走去，冰块咔咔碎裂。他在池塘中工作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岸回暖。刚上岸时他面色苍白，嘴唇发青，牙齿不住地咬合。我把手放在他身上，发现比冰还要凉。他一上岸，我就赶忙递过烧酒，他接过去一口气喝上七八口。过半天他才恢复正常的脸色，嘴唇也不那么乌青了。

“阿皮，你要出息，不要像我。”每逢他累得熬不住时就会这么说。休息一会儿后，阿达又要下水了。

常年累月地弯着腰浸泡在水里，人的身体势必会出问题。有一天，阿达上岸后，我发现他的腰弯着，直不起来了。我绕到他背后，想给他捶捶。我只能很轻地捶，稍微力重些，他便咬紧牙关眉头紧皱，脑门上布满细密的汗粒。我突然感到，阿达老了。

后来我辍了学，去外地谋生，一年最多回一次家。每次回家，我都会买上几样菜，带上两瓶酒，去阿达家里做客。他问我在外面的情况，我总装出一副很有把握的样子，说些牛皮话给他听，其实是不想他挂念。

四

阿达老得很快，身体一年比一年坏。每逢阴雨天，便哼哼着腰疼腿疼。为了省钱，他不去看医生。我大概知道他的病状，去药店给他买成包的中药，在锅里煮了，给他敷在腰上。

我在家的那段时间，早晚两次去他家，给他敷药，陪他聊天。我走后，一切就得他自己来了。他的两个儿子在外地念大学，不到寒暑假是不回来的。即便到了寒暑假，回来也只住两天就走。他们都很懂事，体恤父亲的不容易，假期找了兼职，挣点生活费。

在我的劝说下，阿达不再挖藕了，但还种着很多亩地。我劝他地也不要种了，他说不种地怎么行呢，阿周、阿正还要上学，以后还要成家，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在外面打拼的这几年，混得很不如意，钱也没攒下。后来我每月会按时给阿达寄一笔医药钱，要他拿去瞧病买药。他起初不肯收，总给我寄回来，说我在外也很不容易，各处都需要花钱，手里没钱是不成的。我不说什么，照样每月寄出。半年后，他便开始收下，不往回寄了，大概是不想拂了我的好意，惹我生气。

前年除夕，我从外地回来。我给奶奶带了些容易嚼动的糕点，给爷爷带了两瓶绍兴酒。另外两瓶酒，我把它们装在一个手提袋里，是给阿达的。吃过晚饭我就带着饺子和酒朝阿达家走去。

他家的门虚掩着，推门进去，我看到他坐在椅子上，给一群柴鸡投食。鸡围聚在一起，低头“咕咕”啄食。阿达看见我时，惊讶地坐了起来。

他的腰仍旧弯着，颧骨和眼眶向外凸出，一双蜡黄的脸皮紧贴在塌陷的双颊上，人比以前更瘦了，衣服穿在身上显得松松垮垮。

他以为我不回家了，看见我只连声说：“回来好，回来好。”阿达把酒拧开，倒进两个小杯中，我们举杯碰了一下。阿达轻抿了一口，咧嘴咂摸咂摸：“这酒好，绵软不烈，有一股酒香在。”

饺子带得恰逢其时，阿达果然还没吃饭。他说一个人不值得做。阿周、阿正都没回来，在餐馆里做寒假工，节日期间生意忙碌，老板不放人，说是过完年才能走。

阿达喜欢就着蒜吃饺子，他一边吃我一边给他剥蒜。一碗饺子，他只吃了一小半便停下了，以前他能吃上两大碗。我问怎么不吃了，他说饱了，不是太饿。问起腰伤，他说好多了，说我寄的钱还没花完。那天下午我坐到很晚才离开，临走时叮嘱他，没有钱了就告诉我。他点头说好。

去年端午前后，我接到消息，说阿达去世了。等我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返回家乡时，阿达已经下葬。仪式很简单，灵棚都没有，简单到称不上是葬礼。死去当天，尸体就被带到殡仪馆火葬，当天下午，骨灰埋在了野外的荒草地里。

阿达的死因谁也说不上来，他没去检查身体，有的说他得了肝病，有的说是肺上的毛病，还有人说是食道方面出了问题。听说他死的时候，瘦得只剩一把皮包骨头。

人们在他的枕头下翻出我每月寄给他的钱，五千块，一分不少，他根本没去买药看病。从阿周口中得知，他把我的钱攒下来，是预备将来我结婚时，给我添彩礼用。

转眼一年多过去，我仍时时念起他。如果没有阿达，我可能会成为一个街头混混，扒手，甚至走私犯。如今回到麥镇的池塘边，蛙声依旧起伏响彻，身旁却再也没有一个人，跟我抽着烟，听我诉说烦闷心事了。

（周扬摘自“真实故事计划”）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