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然

在敦煌时间一长变邋遢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您最早知道敦煌莫高窟是什么时候？您是怎么喜欢上考古的呢？

樊锦诗（以下简称樊）：读中学的时候，我从历史课本里看到有关莫高窟的描写，被她深深吸引，很想有一天能亲眼看到她。我父亲是个工程师，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曾在北京大学当过两年讲师，他对艺术的喜爱感染了我。那时我不爱说话，很腼腆，最大的乐趣就是去博物馆或美术馆参观。1958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最喜欢的课程就是著名考古学家阎文儒先生的“石窟艺术”。大学里，我最关注的也是莫高窟。1962年下半年进行毕业实习的时候，我选择了去敦煌。

记：第一次站到敦煌莫高窟面前，您是什么感受？那里的生活条件很艰苦吧？

樊：第一次进入莫高窟，感觉像进了另一座博物院，觉得新鲜，充满了乐趣。莫高窟所处的位置是戈壁荒漠，我们的宿舍也是由破庙改建成的，饮用的水无法过滤净化，喝多了还经常闹肚子。当时生活条件差，平时我们很少能吃到青菜。有一天，因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我竟然晕倒在洞窟里。晚上住在破庙里，我还遇到一件有趣的事。因为那个地方荒凉，没有卫生设施，解个手还得到野地里。一天晚上，我到外面方便，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屋角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耳朵大大的，眼睛泛着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吓得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我总觉得外面有只狼，尿急加上恐慌，弄得我一夜没睡好。天亮后，我实在憋不住了，爬起来一看，原来是头驴，弄得我哑然失笑。

记：当时您只是实习生，完全可以不留在那兒啊。

樊：我去敦煌实习时也没有在那儿待一辈子的打算，因为我男朋友在武汉，他被分到武汉大学工作。然而，实习结束时，莫高窟向我们系里要人，说一起去莫高窟实习的4个学生都想要。系里不同意，只给了两个，其中一个就是我。虽然那里条件艰苦，我也只能无条件服从分配。从专业上来讲，我喜欢石窟艺术，去敦煌莫高窟工作也是我的兴趣。再说，我也有报效国家的想法。

记：您在莫高窟一待就是半个世纪，有没有想离开的时候呢？

樊：我和丈夫、家人分居多年，有过几次调到武汉大学教书的打算。当时的老前辈们都劝我：“小樊，你不要走，大城市不缺人才，咱们这个地方非常缺你这样的人才。”我能一直留在敦煌，有一个原因就是前辈们给我做了榜样。敦煌第一任院长常书鸿先生是留法学者，回国后做了北平艺专的教授。当时他家庭美满，生活条件优越，但他到了敦煌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妻子离开了他，他还留在敦煌，你说他为了什么？当时我们不理解，但是后来慢慢理解了，敦煌莫高窟确实很重要，是咱们国家标志性的文物，必须把她保护好。我的前任，第二任院长段文杰先生重庆艺专毕业，就因为看了张大千的展览，他非要来敦煌。来这儿之后，他就爱上了石窟，他和常先生一样，都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敦煌。前辈们的奉献精神影响着我，我觉得自己和敦煌已经血脉相连了。

记：敦煌远离都市，平时感到寂寞吗？您在大都市生活多年，对那里的生活习惯吗？

樊：刚开始工作时，一到双休日同事们都回家了，你说没感到孤独寂寞，那是骗人的。有时我也有着急的时候，尤其是有了孩子以后，孩子被送到河北寄养，我做梦都在想孩子。敦煌远离都市，在这儿生活时间一长，我都有点不像女同志了。别的女同志把自己收拾得干干净净，或者打扮得很时尚，但我生活中马马虎虎，衣服丢个扣子，扣子系错，袜子反着穿，都是经常的事，我自己都觉得自己太邋遢。再加上我们这个环境，一些刚来的年轻人，起初还很时尚，时间一长，好像都不太注意打扮自己了。

最愧疚未尽到母亲的责任

记：当年您被分配到敦煌工作，您男朋友同意吗？

樊：我的老伴叫彭金章，那时还是男朋友。我俩大学毕业分开两年后才再次见面，他从武汉来敦煌看我，我俩在一起度过了8天。我带着他去爬沙山，在山上还照了相。我的想法就是，让他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很美很神奇。当时我俩也想到什么时候结婚、谁去找谁的现实问题，就是都没有开口，反正我俩是心照不宣。我觉得我就是他的，我们不会分开。老彭返回武汉的时候，什么都没说，我看着载着他的汽车慢慢消失在茫茫戈壁滩上，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和歉疚。随后的两年，我俩在通信中不可回避地谈到谁去找谁的问题，但谁也没有说服谁。1967年，我俩结了婚，同时开始了分居生活。

记：婚后分居的20年中，您可能一直处于矛盾或者犹豫状态吧？

樊：我为要不要调到武汉工作犹豫了10多年，但是越犹豫，重心越向敦煌偏移。我觉得调到武汉工作是为了解决家庭问题，到了武汉，我的职位可能是在武汉大学当个教员，也可能到某个文物单位工作。但我觉得到武汉从事文物工作，哪有在敦煌保护石窟有意义呀。敦煌这个地方需要我，到了武汉我也只是有份工作而已。对于敦煌，我是越来越有感情了，如果一个洞窟没保护好，出现了破损，我会很心痛。这里最吸引我的还有那些可敬的老前辈们，他们和孩子也不在一起，为了事业忍受着亲人不在身边的孤寂。像常院长、段院长刚来的时候，比我还小。来了以后，他们就一直默默无闻地在这里工作。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

记：你们结束了分居生活，最终是谁做的决定要把家搬到敦煌的？

樊：是我先生，其实他很不情愿，他在武汉大学创办了考古专业，事业稳步上升。为了谁找谁，我俩抬了几次杠，他说：“总得有人走嘛！”意思是让我去找他。我说：“你不是也可以吗？”最后，还是他考虑到我对敦煌的感情，考虑到我的爱好，向我“投降”了。1986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出面协调，把我丈夫调到了敦煌。结婚21年后，我们一家在敦煌团聚了。到了敦煌后，他放弃了商周考古事业，开始主持莫高窟北区遗址的发掘工作。由于洞窟积尘都是成百上千年积下来的，发掘完一个洞窟后，他就成了一个泥人。8年里，他几乎筛遍了北区洞窟里的每一寸沙土，研究发掘出大批珍贵文物，从而使莫高窟有编号记录的洞窟由492个增至735个。

记：据说您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一周，连穿的衣服都没有，当时是怎么回事儿？

樊：1968年底，大兒子降生前3天，我还挺着大肚子摘棉花。当时敦煌条件太差，我准备到武汉去生。我的母亲、姐姐准备了很多婴儿用品，婆婆也从河北农村带着红枣、小米、鸡蛋等到了武汉，等着我回去。可我因为太忙离不开敦煌，老彭就挑着担子反复倒车来敦煌照顾我。等他来到敦煌，孩子已经出生一个星期了，光着屁股什么都没穿。孩子未满月，我就上班了。没人帮我带孩子，我只得把孩子锁到宿舍里，趁吃饭间隙回去喂他点吃的。好几次跨进屋门，孩子从床上摔了下来，屎尿、鼻涕、眼泪弄得满脸满身都是，嗓子都哭哑了。后来，我怕孩子乱动，就用绳子把他捆在床上，一直捆了7个多月。至今想起来我都觉得很内疚，太对不起孩子了。

记：第二个孩子有人帮您带吗？

樊：二儿子是1973年出生的，因为我工作忙，无人照看，我丈夫把孩子托给河北老家的姐姐照看。有一次，我去接5岁的儿子，到了婆婆家，猛然看见一个黑黑的小孩傻乎乎地站在门后，当时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直接进门了。大姐疑惑地问我：“你没见你儿子吗？”我这才意识到刚才那个黑黑的孩子就是我的二儿子。大姐笑着问我：“你连自己的儿子都不认识了？”我尴尬地笑笑，说真的不认识了。在大姐的引导下，孩子才怯怯地向我喊了声“妈”。当时我的眼泪就下来了。因为当地教育环境不太好，我的两个孩子都受到了影响，二儿子本科都没读。我对孩子的教育是只要别做坏事就行，我不能要求他们太多，因为我自己根本就没尽到责任。现在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我在家里从不训他们，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训他们。

十年磨一剑打造“数字敦煌”

记：您60岁升任敦煌研究院院长，上任后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

樊：上任后，我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难题：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相关部门计划将敦煌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全面商业化的操作与保护的矛盾让我忧心忡忡，寝食难安。1979年，敦煌正式对外开放，1998年访客突破20万人次。神秘的莫高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使莫高窟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我们曾做过统计，每年从5月份到10月份，莫高窟每天的游客平均保持在5000人左右，即使一天有2000名游客、25人一批，每个洞窟就要接纳80批游客，每批游客在洞窟里待8分钟，一个洞窟每天的开放时间就是8小时。游客的增多打破了洞窟原来恒定的小环境，我们的试验监测数据显示：40个人进入洞窟参观半小时，洞窟内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就会升高5倍，空气相对湿度就会上升10%，空气温度也会升高4℃。这非常不利于文物的保护。

记：说服地方政府改变主意很难吧？

樊：是很难，但再难也要去做，因为敦煌是国家的财产、人类的财产，决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是有风险的。为了让相关部门收回成命，我天天奔走在各个部门之间，向他们讲解敦煌石窟脆弱的现状，反复强调保护文物的重要性。在我的奔走呼吁下，一场将敦煌捆绑上市的风波终于平息了。

记：您用10年时间打造了一个“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做这个数字展示中心的原因是什么？

樊：洞窟很狭窄，里边的壁画很脆弱，参观人数越来越多，逐步影响到壁画带加速退化，这样下去会出问题的。旅游旺季，每天来莫高窟的有五六千人甚至上万人，黄金周就更不用说了。这么多人来了，不让看也不行，所以，我们就开始做大量的研究，为了保护文物不能让这么多人进洞，但又得让游客看到、看好。所以，我们想到在洞窟里安装传感器，把讲解员的名字，带进多少人，几点进去，几点出来，待了几分钟都做记录。这样，洞窟里面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含量等数值也全部记录下来，超标了就给你显示。之前我们一直在做数字档案，我们搞研究的工作人员可以拿着这个数字档案在洞外看，不用进洞。这些数字档案启发了我：能不能让观众也到洞外来看。我知道这个数字化很有前途，发展也越来越快，应该能解决问题的。为此，我们专门请教了搞计算机的人，他们说可以。2003年，多媒体、数字技术还没有发展这么快，经过长达10年的努力，我们终于搞出了“敦煌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现在，我们把参观变成了两部分，先来看数字电影，然后再进洞。为了保护洞窟，每天只开放部分洞窟，其余的可以在数字电影上看。

记：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您在全国“两会”上提了不少有关敦煌莫高窟保护的提案吧？

樊：我守护敦煌莫高窟50多年，早把研究和保护敦煌看成自己最重要的使命，我害怕有一点儿闪失，会让这个文化宝库受到损害。2009年，敦格铁路（敦煌至格尔木）规划出台时，我发现规划中的铁路线可能会造成敦煌古城“破相”，虽然修铁路是好事，但文物也不能破坏，应该能找到两全其美的办法。我思考了很多天，在全国“两会”上递交了提案，反映了这个问题，并设想出另一条路线。我的提案得到全国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最终，敦格铁路绕道而行。后来，铁道部一位负责人还专程登门向我表达了感谢。我在20多年的政协委员履职生涯中从未懈怠，为文物保护献计献策。让我欣慰的是，我的很多提案都得到了重视和落实。

记：您年近八旬，仍退而不休，现在工作和生活状态都挺好吧？未来有什么打算？

樊：我的状态还好，活得比较充实。人一辈子不长，一晃来敦煌50多年了，我好像啥也没做。这50多年，其实我越变越单纯，躺下去想敦煌，醒来还想敦煌，就是这样。如果我还能多活几年，我想把我该做的考古工作再做一些，希望再探索怎样科学地做好石窟保护和管理，继续攀登更高的山峰，为国家、为社会再多做点儿事。

〔编辑：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