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的文教理念探讨

2017-12-07袁帅

卷宗 2017年33期

袁帅

摘要：《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规模最大、卷帙最多的一部综合性丛书” ，也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强势皇帝眼中天下的反映。本文將以乾隆皇帝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相关史实为研究蓝本，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来探讨清高宗乾隆皇帝的文教理念。从宏观的层面来看，清高宗对于国家、社会风化的调控性理念中最为重要的即是标举当代清王朝的正统性；从中观层面来看，即是指以修书为主要行为的文化盛举，这表现在对于重视文化教育上；从微观的层面来看，清高宗的文教思想则体现在学术上尊儒术而又不独尊儒术，文章风气上崇雅醇的立场的具体选择之中。

当然，宏观、中观、微观的文教理念的语录表现又是互相穿插的。乾隆帝的文教理念受到君王身份、和当时的时空环境的影响，于是与其政教理念有着高度的一致性。

关键词：四库全书；圣谕；文治；正统观

1 前言

文化和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个范畴。文教，可以理解为以文风治教化，亦可以理解为以教化养文风。清高宗乾隆帝以文教治国的成功可以见出文化的力量之巨大，亦可见盛世人君文教治国理念的英明

在全书纂修过程中，不论是四库官员的选调、四部分类的编排、典籍录用的标准，还是对违碍、悖缪书籍的焚毁、窜改、抽改、存目等必须“粘签呈览，候朕定夺”，甚至连校核、缮写、分割贮存也得“候朕裁定”。乾隆帝对纂修工作抓得细致而具体，尤其对搜访来的大量书籍进行禁毁、窜改，更有别于前朝“兼收并蓄”的藏书做法。

乾隆对于此项文化盛举的重视程度之高引发了人们对其修书目的的思考。或曰“一是消灭清初史事之记载也，二是遏止汉人之反清观念也，”或曰“一是宣扬他的文治盛世，二是消除汉人反抗清朝统治的民族思想，”或曰“想借以烧尽杀绝有民族思想的一切文化典籍”，这才是其“真正目的” 。这些看法固然都有一定道理，但有的失之偏颇，有的情绪过激，通过纂修《四库全书》是不可能“烧尽杀绝有民族思想的一切文化典籍”的。既然怀有此种目的，只将遗书中的有“违碍”者禁毁即可，又何必再将其进行纂修呢？

对此，我们应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及乾隆帝的治国方略、性格爱好、传统观念等方面进行考查。从时代背景看，当时清王朝政权巩固、社会繁荣，出现了所谓“康干盛世”。当时的学术思潮是考据之风大盛，汉学家既研究经史，又考订古书，故辑佚之风盛行，乾隆编纂“四库”是符合时代潮流的。从其治国方略和性格喜好上看，在乾隆执政的三十多年里，多次用兵，平淮、平回、西征金川，两降廓尔喀，征安南，抚缅甸，自诩为“十全武功”。具有雄才大略的乾隆帝，既有“武功”，又要“文治”。加之历代帝王又有采集遗书、充实府库、纂修典籍、强化教化的传统，如“唐之《艺文类聚》，宋之《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之《永乐大典》皆巨制也，既有康熙帝之《古今图书集成》足以比拟前朝矣。乾隆帝乃欲结集一空前之大丛书，以期压倒一切。”这既继承了历代帝王纂修典籍的传统，又符合了乾隆好大喜功的性格。乾隆在其“圣谕”中表明他纂修《四库全书》的旨意是：

“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绝学。”

“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

这里，自称“辑古右文”的乾隆所表白的纂修“四库”用意只是表面的，深层的用意并未道出。为了巩固清王朝的政权，“寓禁于征”，消除一切反清思想意识；并利用藏书进行政事参考，继承往古的道德文化，培养忠于朝廷的统治人才；在宣扬文治之盛的同时，树立清政权的正统思想；康熙举博学鸿词科是为了网络、收买、软化知识分子，而乾隆建四库馆也是为了网络知识分子集中精力纂书以安其侧反，这就是乾隆降谕纂修《四库全书》的基本目的。

这一基本目的不论在宏观、中观还是微观的层面都暗含于乾隆的文教理念之中。

2 宏观层面：明正统，去族界

在《四库全书》的编纂过程中，高宗为其颁有大量谕旨，因此可以说全书不仅是中华帝国最后的自足自信的知识体系的展示，也是中华帝国最后一位强势皇帝眼中天下的反映。通过谕旨中的文史批评与对史书编纂或修改的干涉，高宗有意识地为清廷论证了正统合法性，是一个典型的帝国意识形态建构过程：通过史着的编修与体例的不断修正，高宗不惜褒举明季诸臣，贬斥本朝“贰臣”，意在鼓吹正统；而体例本身即正统之体现，高宗以此以及一些技术性指示进一步确证了本朝为亘古未有之得统至正的国家。

1.肯认当下否认前朝的正统观

禁毁的书中多有因抵触本朝而废者。清高宗曾下令：“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列。”如《邹忠介奏稿》，《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以下称为《翁稿》）注明“第三卷《辽饷末议》内”。遍检《总目》，未见著录。晚明至清初的著作大都从严审查，如《喜闻集》，《翁稿》认为“除粘签外，或酌存目”，但《总目》未见著录。明正德至万历时期著作是重点审查对象，只要词意稍有抵触，无不在禁毁之列。

清代明起，故乾隆所谓的“抵触本朝”的标准主要体现在对明代书籍的针对之上。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

明季诸人书集，词意抵触本朝者，自当在销毁之例。…… 朕复于进到时亲加批览，觉有不可不为区别甄核者，如钱谦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复身事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则又遁迹缁流，均以不能死节，面见颜苟活，乃托名胜国，妄肆狂狺，其人实不足齿，其书岂可复存？自应逐细查明，概行毁弃，以励臣节而正人心。……若汇选各家诗文，内有钱谦益、屈大均所作，自当削去。

又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谕：

复思明自神宗以后，朝多秕政。诸臣目击国势之阽危，往往苦口极言，无所隐讳。虽其君置若罔闻，不能稍收救补之效，而遗篇俱在。凡一时废驰瞀乱之迹，痛切敷陈，足资考镜。朕以为不若择其较有关系者，别加编录，名为《明季奏疏》，勒成一书，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之所以亡。……其应存诸疏，将触背字面量为改易选录。endprint

有利于本朝政治者选录，有抵触于本朝者，不仅不选录，还加以销毁。

政治标准亦贯穿于其他朝代。如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諭：

刘跂《学易集》……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正轨。前因题《胡宿集》，见其有道院青词、教坊致语之类，命删去刊行，而抄本仍存其旧。今刘跂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抄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盖青词迹涉异端，不特周、程、张、朱诸儒所必不肯为，即韩、柳、欧、苏诸大家亦正集所未见。若韩愈之《送穷文》，柳宗元之《乞巧文》，此乃拟托神灵，游戏翰墨，不过借以喻言，非实有其事，偶一为之，固属无害。……况青词之尤乖典则者乎。再所进书内有拟请抄录之王质《雪山集》，内如〈论和战守疏〉及〈上宋孝宗书〉诸篇，词旨剀切，颇当事理，竟宜付之剞劂。但其中亦有青词一种，并当一律从删。所有二书，着交该总裁等重加厘正，分别削存，用昭评骘之允。……《曹操帐记》，语多称颂，谬于是非大义，在所必删。而全集或录存，亦不必因此以废彼。惟当于提要内阐明其故，使去取之义晓然。……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羣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

删掉了“道流祈祷之章”的青词，而保留了政治内容的书疏。

据统计，当时仅浙江一省毁书538种，13862部之多。顾颉刚先生说：“以故网罗虽富，而珍闻秘籍横遭屏斥者乃难悉数。惟其寓禁于征，故锢蔽摧残靡所不至其沦为灰烬者又不知其几千万卷也。”鲁迅先生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乾隆帝的圣谕中最能够体现其正统思想的内容多见于其选书的取舍标准之中。

对于今天的肯认的重要方法之一便是对于过去的否认，在回望过去王朝的过程中，为保证清王朝的正统性形象，对于前朝的怀缅和凡是能引起人们对于明朝好感或怀念的书，都不能保留。如《明事三述》，《翁稿》认为此书“可备有明一代掌故，亦可见世贞留心当代之务，不徒卮言之类而已，应抄录之”，经过翁方纲的初审，甚至认为是一部相当不错的书，根本没有抵触本朝之意，但《总目》未见著录。又如《明大训记》，《翁稿》建议“如存其目，则或即以十六卷存目”，但《总目》未见著录。究其原因，无非是阻止人们怀念前朝，一心一意地效忠本朝。中国历来有“奉正朔”的传统，清朝虽以异族入主中原，但很快被汉化。以往的种种文字禁忌，至此变本加厉。这也禁，那也忌，使得人们无所适从，动辄得咎。

2.夷平民族界限

对于乾隆来说，正统观的维护不仅仅是要确立王朝的政权的合法性。身份上的非汉人为统治整个中原的合法性带来了不便。于是，乾隆首先提出了一则淡化国君的民族身份谕旨，目的是让清室得以着手进行模糊民族界线的观念，从而以华制华：

盖生民之道，维有德者可以为天下君，……又岂因何地之人而有所别乎？……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

其实，这只是一种图用巧辩立说以迷惑人心的方法。与此同时，为配合此一政策，乾隆积极推动的文化认同工作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遵循旧有的科举制度，选拔人才，从而笼络知识分子。其二，全力进行汉文献的整理工作。虽然康熙朝编纂的各类大型图书已不下数十种之下，但《四库全书》问世可看做是清室为了达成其长期统治的目的，打着稽古右文的名号，为进入明清时代已然高度成熟的汉文明进行总清算工作。

将民族间的界限模糊化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满足和汉族之间。聪明的乾隆帝明白要真正的实现所有民族的大融合，才能使得融入其中的满汉两族界限显得不再突兀。并且，在少数民族高程度大范围汉化的情况下，乾隆帝意识到提到少数民族的地位也是很重要的。同样的，他以文化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一则，尽量收纳费汉族文化群体（如：满人、蒙人、新疆人等）的著作，以扩大少数民族文化的影响范围；二则著录境内一些语言文字的通译书以防止民族语言的消逝。

3 中观层面：兴文教，修《四库》

纂修《四库全书》这一文化盛举本身就是乾隆文教思想中以文教治国的最好例证。乾隆时代是清代的鼎盛时期，出现了相对的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在这种民富国强的情况下统治阶层就有精力有时间当然也有必要考虑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

虽然诸多学者以乾隆长期统治汉人天下的目的为野心，并在文章著作中虽未言明却不无贬抑的意味。然而出于对君王身份的考量，乾隆的心思是无可厚非的。既然天下一统，对于政局的稳定的顾虑是无可非议的。以确保王朝正统性为目的的文治手段带来的不仅仅是从宏观层面上达到了“治”的成果，更有从中观层面上达到的文教事业得兴的功效。

1.昭彰文治

文治的方法是乾隆躬身践行的，也是其标榜宣传的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谕：

另刊《简明书目》一编，……嘉与海内之士，考镜源流，用昭我朝文治之盛。

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谕：

方今搜罗遗籍，汇为《四库全书》，……特于文华殿后建文渊阁弆之，以充策府而昭文治。

四库谕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了“昭文治”，也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彰右文”。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

又于三十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谕说：

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指也。

2.嘉惠后学

在异族统治的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繁荣的社会中，许多文人学士、特别是汉籍者，能够把许多精力用于治学之上。他们治学都需要大量的古代乃至当代文献，因此编《四库全书》可以嘉惠艺林，是四库谕中所明说的又一个目的，也是乾隆。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谕：

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

编辑《四库全书》，乾隆并不只是留给自己看或少数朝臣阅览，相反他多次下令尽量地扩大其读者面，许其抄录传播，这是书籍功用充分实现的唯一途径。四十一年六月初一日谕：endprint

至于四库所集，多人间未见之书，朕勤加采访，非徒广金匮石室之藏，将以嘉惠艺林，启牖后学，公天下之好也。惟是镌刻流传，仅什之一，而抄录储藏者，外间仍无由窥睹，岂朕右文本意乎？翰林原许读中秘书，即大臣官员中有嗜古勤学者，并许告之所司，赴阁观览。

四库所集，由翰林扩大到大臣官员皆可读。五十五年六月初一日谕：

《四库全书》荟萃古今载籍，富有美备，不特内府珍藏，藉资乙览，亦欲以流传广播，沾溉艺林。……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应贮《全书》，现在陆续颁发藏庋，该处为人文渊薮，嗜奇好学之士，自必群思博览，藉广见闻。从前曾降旨，准其赴阁检视抄录，俾资搜讨。但地方有司，恐士子翻阅污损，或至过有珍秘，以阻争先快睹之忱，则所颂三分《全书》，亦仅束之高阁，转非朕搜辑群书津逮誉髦之意。即武英殿聚珍板诸书，排印无多，恐士子等亦未能全行购觅，该督抚等谆饬所属，俟贮阁《全书》排架齐集后，谕令该省士子有愿读中秘书者，许其呈明到阁抄阅。……至文渊阁等禁地森严，士子等固不便进内抄阅，但翰林院现有存贮底本，如有情殷诵习者，亦许其就近抄录，掌院不得勒阻留难。如此广为传播，俾茹古者得睹生平未见之书，互为抄录，传之日久，使石渠天禄之藏，无不家弦户诵。

读者面扩大到士子，还可抄录四库所贮底本，且明令不得阻拦。以使书籍递相传播，家弦户诵。书籍的功用是通过阅读研究来实现的，读者面越大，其功用越能得到充分实现，在封建帝王中，乾隆可以说是最能深刻地了解这一点的了。如此，《四库全书》便从深度上和广度上都成就了文教事业的兴办。这堪称为知识界完成“儒藏”的编纂大业。

上述两点均为纂修《四库全书》的目的，前者较为倾向于政治目的，后者则倾向于学术目的，后者由前者所衍生，二者又相辅相成。故无论是政治的，还是学术的，无论是助文人，还是兴文教的最终目的仍然脱不开“资治理”。

4 微观层面：尊儒术，纳百川

从微观的具体的学术立场选择来看，尊崇儒家道统思想是乾隆文教理念不可置疑的核心主体。

1.儒家道统为主流

乾隆帝对于学派选择的立场十分明确的倾向于儒家。“研究六经，阐明性理，潜心正学”的儒家著作，正是《四库全书》中的核心架构。《四庫全书》把儒家经典列于四部之首，这正是遵循了中国传统学术和目录学的惯例。其在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的圣谕中直言其“崇儒重道”不讳：

我朝文治光昌，崇儒重道。朕临御五十余年，稽古表章，孜孜不倦。前曾特命所司创建辟雍，以光文教。

又有五十八年七月壬子的圣训：

前因各省士子有肄习坊间删本经书一事，降旨令各督抚严行查禁，将此项删本起出解京销毁。节据该督抚等陆续查缴，但恐日久懈弛，不可不再申厉禁，以端士习而崇实学。夫经籍自孔子删定，岂容后人妄为芟节。皆由不通士子或落第之人，不能通经致用，遂以弋名之心转而弋利，往往于经书内避去讳用语句，任意删减或标写拟题，……嗣后仍着各省督抚严饬所属，认真查禁并将缴过删本经书数目及有无传习之处，三年汇奏一次，俾士各通经，文风振作，以副朕敦崇经学整饬士风至意。

在儒道正统的框架下，便有了明确的学术标准和文学的审美标准，这就是“雅醇”。四十六年十一月六日谕：

昨阅四库馆进呈书，有朱孝存编辑《回文类聚补遗》一种，内载《美人八咏诗》，词意狎，有乖雅正。……《美人八咏诗》内，所列《丽华发》等诗，毫无寄托，辄取俗传鄙亵之语曲为描写，无论诗固不工，即其编造题目，不知何所证据。朕辑《四库全书》，当采诗文之有关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诗句，岂可以体近香奁、概行采录？所有《美人八咏诗》，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种诗集，内有似此者，亦着该总裁督同总校、分校等详细检查，一并撤出。以示朕厘正诗体、崇尚雅醇之至意。

四十年十一月十七日谕：

据四库全书馆总裁将所辑《永乐大典》散片各书进呈，朕详加披阅，内宋刘《学易集》十二卷，拟请刊刻，其中有青词一体，乃道流祈祷之章，非斯文轨。……今刘所作，则因己身服药交年琐事，用青词致告，尤为不经。虽钞本不妨姑存，刊刻必不可也。……诸凡相类者，均可照此办理。该总裁等务须详慎决择，使群言悉归雅正，副朕鉴古斥邪之意。

2.多元文化的采纳

在标举儒家文化大旗背景之下，乾隆注意到汉文化之所以能成其大，还有一种特别的传统，那便是能在儒家主流文化之外，也尊重所有学术的存在与发展，故历史上自来有所谓“虽小道必有可观”、“狂夫之言，圣人择焉”的说法，并且强调“增广见闻”之外，往往又能“羽翼群经”。居于这种学术传统的环境下，清高宗对访书运动开宗明义即指示：

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着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千古同文之盛。着令直省督抚会同学政等，通令所属，加意购访。

访书既不排除儒家经借以外的图书，《四库全书》著录书也容纳了许多非儒学门类的重要书刊，于是吸纳了等为多元的知识，开阔了读书人的视野。

乾隆在修书凡例中表示：

文章流别，历代增新，古来有是一家，即应立是一类，作者有是一体，即应备是一格，斯协于全书之名。

3.学术态度的严谨与否

关于校书的原则，乾隆呈现了两种不同的态度。有违反校书原则者：

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与本朝相抵触者，则屡谕改书。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谕：

叶向高……其书为明季丧乱所关，足资考镜，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又彼时直臣，如杨涟、左光斗……等，所有书籍，并当以此类推。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亦止须酌改一二语，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

四十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谕：

所有抄入《四库全书》诸人文集，均当广为搜采，裒集成编，即有违碍字句，只须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endprint

对“违碍字句”“改易”“节润” ，实是改书，完全违背了校书原则。这种出于政治而违背校书原则的情况，直到当代校书仍然存在，故四库谕的教训更值得汲取。

有遵循校书原则者：

校书的原则是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以存其真。四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谕：

前日披览四库全书馆所进《宗泽集》，内将“夷”字改写“彝”字，“狄”字改写“敌”字。昨阅《杨继盛集》，内改写亦然。……“夷”“狄”二字屡见于经书，若有心改避，转为非理。如《论语》“夷狄之有君”，《孟子》“东夷”“西夷”，又岂能改易？又何必改易？且宗泽所指系金人，杨继盛所指系谙达，更何所用其避讳耶？

乾隆能遵循校书的原则，虽出于崇经与政治上的考虑，但就不改原书这一点，仍值得后人效法。由此还可以见出，高宗的文教观念虽然受到其政治观念的极大影响，但是是在保证了正统观念维护的基础上还是十分肯认学术的严谨性的。

5 小结

从清高宗乾隆皇帝的“圣谕”当中可以见出其的文教理念遍及从微观到宏观层面。其中，既有风化教养方面的政治把控能力，又有对于具体的学术文风的独到见解，令人不得不叹明君之贤。

以“资治理”、“有裨实用”为前提，并贯彻政治、学术两个具体标准，是任何朝代编辑丛书所须遵循的。乾隆之过则是在于执行这些标准时加入了自己的政治与学术的偏见，从而销毁了不少不应该销毁的书籍，以致于中国的文化遗产遭到了破坏，这一点先达时贤多有论述。但是，对于乾隆“借整理古籍之名，營销毁古籍之实”、“编四库而古书亡”的说法，我们则不能完全同意。乾隆编《四库全书》的确销毁了一些书籍，但与此同时毕竟保留了大量的古籍，为中国古籍的传递与传播立下了功勋，不能不予承认。

乾隆帝本人重视评论前事，尤其是去之不远的前明，特别是鼎革之际的人事，以为帝国当下服务在乾隆的不断下“圣谕”和亲自监督下，《四库全书》与《总目提要》均达到了“阐明风教”和“为论世之准的”的要求。通过兴办各项文化事业将统治者的政治思想、教化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到人们的心中，使之不偏离当朝的政治方向和政治需要。在清代诸帝王中，清高宗乾隆最重文治，而且有自身的特点，那就是将推行文治与官方修史事业联系在一起，把设馆修史当作推行文治的重要工具，充分发挥史馆修史的政治功能，通过修纂史书、阐释历史来达到转移人心、扶植纲常的目的，而不是进行空洞的说教。这正是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有较高学术修养的政治家的高明之处。

参考文献

1.《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文渊阁本）》，台北市：中华古籍出版社，2008年，10月，初版。

2.张书才：《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初版。

3.陈援菴：《办理四库全书档案史讳举例》，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3年，初版。

4.戴逸：《乾隆帝及其时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初版。

5.张杰：《天朝威福·清高宗·乾隆帝·弘历》，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1997年，6月，初版。

6.郭成康，成崇德等：《乾隆皇帝全传》，北京：学苑出版社，1994年，5月，初版。

7.翁方纲：《翁方纲纂四库提要稿》，上海：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2000年，初版。

8.吴师哲夫：<《四库全书》的成书与时空幻境>，《故宫文物月刊》，2009年， 9月，总第318期。

9.党为：<清高宗四库全书谕旨内史学与正统观研究>，《史学月刊》，2009年，第3期。

10.门庭：<乾隆“圣谕”与《四库全书》纂修>，《滨州学院学报》，2005年，8月，第4期。

11.管锡华：<乾隆四库谕文献学思想初探>，《中国文化研究》，1998年，冬之卷，总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