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娅

当我把9岁的儿子带到美国，送他进那所离公寓不远的美国小学的时候，我就像是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交给了一个我并不信任的人去保管，终日忧心忡忡。这所学校与国内的学校有太多不同，学生可以在课堂上放声大笑，每天至少让学生玩2个小时，下午不到3点就放学回家，最让我大开眼界的是没有教科书。

美国老师看見了我儿子带去的中国小学四年级课本后，温文尔雅地说：“我可以告诉你，六年级以前，数学不用学。”面对她充满善意的笑脸，我就像挨了一闷棍，一时间，真怀疑把儿子带到美国来是不是一生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看着儿子每天背着空空的书包兴高采烈地去上学，我的心就止不住一片哀伤。

不知不觉1年过去了，儿子的英语长进不少，放学后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图书馆，不时就背回一大书包的书来。问他一次借这么多书干什么，他一边看着借来的书一边敲着计算机键盘，头也不抬地说：“作业。”

这叫作业吗？一看孩子打在计算机屏幕上的标题，我真有些哭笑不得，“《中国的昨天和今天》”这样大的题目，即使是博士，也不一定敢去做。我严声厉色地问是谁的主意，儿子坦然相告：“老师说美国是移民国家，让每个同学写一篇介绍自己祖先生活的国度的文章。要求概括这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文化，分析它与美国的不同，说明自己的看法。”我听了，连叹息的力气也没有了，我真不知道让一个10岁的孩子去做这样一个连成年人也未必能做的工程，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只觉得一个10岁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以后恐怕是连吃饭的本事也没有了。

过了几天，儿子就完成了这篇作业。没想到，打印出来的是一本20多页的小册子。从九曲黄河到象形文字，从丝绸之路到五星红旗。我想，这是我读研究生之后才运用的写作方式，那时，我30岁。

儿子六年级快结束时，老师留给他们的作业是一串关于“二次世界大战”的问题。“你认为谁对这场战争负有责任？”“你认为纳粹德国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原子弹持什么态度？”“你是否认为当时只有投放原子弹一个办法去结束战争？”“你认为今天避免战争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如果是两年前，见到这种问题，我肯定会抱怨：这哪里是作业，分明是竞选参议员的前期训练。而此时，我已经能平心静气地寻思其中的道理了。

后来，我明白了学校和老师正是在这一个个设问之中，向孩子们传输一种人道主义的价值观，引导孩子们去关注人类的命运，让孩子们学习思考重大问题的方法。这些问题在课堂上都没有标准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们用一生去寻索。

有一次，我问儿子的老师：“你们怎么不让孩子背记一些重要的东西呢？”老师笑着说：“对人的创造能力中有两个东西比死记硬背更重要，一个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找所需要的比他能够记忆的多得多的知识；再一个是他综合使用这些知识进行新的创造的能力。死记硬背，就不会让一个人知识丰富，也不会让一个人变得聪明，这就是我的观点。”

（郭旺启摘自《科教新报》2017年8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