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枫

我一直认为，父亲是一名合格的党员，但 不是一个称职的父亲。

父亲是1962年的兵，当兵时入的党，复员转业回到村里，当了村干部。按理说，父亲当干部，我们家的日子，应该比同村人过得宽裕。可是我跟着他生活了近四十年，四十年的时日里，我竟然没有丝毫的优越感可以对人炫耀。

不光我没有，我的母亲也没有。

土地归集体时，父亲管着集体上千亩的果园、上千亩的林业，说了你可能不信，我们家却没有柴烧。秋季来临时，母亲强拉上我和姐姐去了父亲的果园，用耙子归拢树下的落叶，从早晨干到日上三竿。我和姐姐饿得前心贴到了后背，央求母亲放我们回家，母亲不许，我们只能硬撑着干，终于装满了一排车。准备往家赶时，正好碰上了父亲，他先是训斥母亲，不该随便动公家的东西，接着就一包一包往下卸网包里的树叶。那一包包的树叶，凝聚了母亲、我和姐姐一上午的心血，母亲心疼，我和姐姐更心疼，为了它，我们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呢！母亲不许，父亲强卸，他们俩便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父亲争不过母亲，干脆挡在了地排车前面抽烟，边抽边教训母亲：“这不是小事，违反党的纪律。全村两三千口人，谁家不缺柴烧？都来弄，这林业一天就能抢光！”“那是你们的党纪，我只知道没有柴火烧，今天孩子就得饿肚子。”母亲说完就流泪，她流泪，我们姐弟俩也陪着流泪。到今天，想起那一幕，我心里都五味杂陈，酸酸地痛。父亲的守纪，苦了母亲，更苦了围在母亲身边嗷嗷待哺的孩子。

麦收季节，村里组织了抢收抢种小分队，专门帮助没有劳力的家庭抢收麦子、种植玉米。父亲任小分队的队长，麦子一开镰，他就带着他的小分队，坡上坡下地在别人家的地里忙开了。这更苦了母亲，我们家七口人的麦子，全由母亲带领着还没有成年的我们去收割。那一年麦子被风刮倒了，不好割，我们顶着烈日，汗流浃背地干上一上午，往往也割不出几分地来。母亲派我去找父亲，找到他时，他说：“分队这么多人，我走了，这活咋干？回去告诉你母亲，慢慢干，等支部派人来替我，我立马回去。”回来我把父亲的话对母亲一说，她扔下镰刀就要亲自去找父亲。我们怕她去了又跟父亲吵架，拼命拉住她。她去不了了，坐在麦垄间哭，边哭边数落父亲：“放着自家的活不干，跟人家干去，有本事，往别人家吃饭，跟人家过去，别回家！”

母亲说得没错，一直到麦子割完，往场院里运时，父亲真没有回家。运麦子时，母亲特意避开父亲，直接找到村里的拖拉机手，让他帮忙，把麦子给拉回家。正当我们把麦子装上车时，父亲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他先是训斥拖拉机手无组织无纪律，接着就自个跳上车往下卸麦子。可怜那些麦子啊，经过这么一折腾，麦穗上的麦粒儿便所剩无几！父亲这次是真生气了，暴跳如雷，不停地骂人：“麦收就是战场，这要是在部队，哪个王八蛋敢不听指挥，擅自脱离战场，我非毙了他不可！”这一次，母亲没敢发作，他知道父亲军人的性格，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去亵渎。后来的结果就是，母亲被父亲气病了，父亲趁着月色，叫上我，拉着地排车到地里，把那些麦子拉回来，疲惫困乏，加上麦芒针刺一般的痛，我在心里對父亲充满了怨恨，这种阴影，一直盘踞在心底，几十年都挥之不去。

父亲临终的前一年，村里通公路，需要拆迁大伯家二哥的房子并占用我们家的一块地。二哥执拗，嫌集体给的拆迁补助少，硬要上访。父亲不许，把二哥叫来，语重心长地给他做工作，说：“按理这话不该我说，可是你父亲没了，这话只能我说。共产党对咱不薄，你爷爷是佃家，咱家没有房子没有地，所有的房子和地，都是打了土豪，集体分给咱们的，咱不做忘恩负义的事。咱们家是本分人家，没打过官司，没告过状，你奶奶一辈子给人接生看病，没要过别人半分钱的东西，积的就是一份仁义，要说吃亏，没有人比她吃的亏更多的了。”交待完二哥，又交待我：“占用咱们家那块地，占就占了，不许向村里提任何补偿！”

二哥没有听父亲的话，还是走上了上访的路。因为这事，父亲临终时都觉得对不起组织，他觉得自己活得很失败，没能管好家人，违反了党的纪律，给组织增添了那么多不必要的麻烦。

父亲走后，邻居们因为拆迁，一处宅院变成了两处、三处，而我们家却一小再小，我曾经向母亲提议，重新向村里索要宅基地，母亲说：“你父亲用他的‘党纪压了我一辈子，让我吃了一辈子的亏，一辈子没占到集体半点便宜，要说恨，我比你还恨他的执拗，可是反过来想想，如果违背了他的意愿，他这辈子不就白活了吗？”

从母亲改变的态度里，我隐约觉得，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却把他的“党纪”“传染”给了母亲，只是父亲的“党纪”严厉，母亲的“党纪”委婉罢了。

遵从母亲的意愿，我再也没有向村里提过任何过分的要求，因为我也是党员，也应该遵守党的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