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大和上东征传》文学价值析微

2017-12-06

小说月刊 2017年21期

(云南师范大学云南昆明 650092)

1 叙述策略及其生命线

探讨《东征传》的文学价值，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其叙述策略以及由其而体现出来的生命线，它代表了当时日本文学的最高成就，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采取了独特的叙述策略。

首先它完整的记录了鉴真六次东渡的过程，这六次东渡的事实记载，对鉴真的形象起着界定性的作用。鉴真一行历经十二年之久，终于到达日本。这中间有着诸多的人与人的接触，发生着或大或小的故事，如果一一细说，自是一本很厚的作品，虽然够详细但是却也容易累赘，作家抓大放小，集中笔墨来写鉴真东渡过程中的六次典型事件，生动形象的传达了鉴真一行的虔诚向佛之心以及笃志传佛法的坚决态度，有利于日本民间对于鉴真东渡的了解以及鉴真虔诚佛家之心的肯定。作者集中笔力所描写的鉴真六次东渡的故事，成为界定鉴真个性决定性的事实，也是这部《东征传》的生命线。

与大多数的传记类文学一样，《东征传》的叙述模式也是在开篇写鉴真的姓名籍贯，然后叙述其生平事迹，选择典型事迹来表现人物个性，最后提及大和上之死。但是在这种固定形势下，《东征传》在艺术手法上也是多样化的。相较于对典型事件的描写，文中也有很多细节描写的篇幅。譬如，“大和上年十四，随父入寺，见佛像感动心，因请父求出家。父奇其志，许焉。”短短的二十八个字，将鉴真出家的背景介绍的清清楚楚，通过这处细节描写，我们可以感知少年鉴真的生活环境。

2 三分虚构及其神秘性

“传记的虚构性是传记研究中最为敏感的问题”，在第一部分中，笔者已经论述，传记事实是传记的生命线，传记的真实性可以说是形成传记作品的基础，但是，大多数传记又都免不了有虚构的成分。

作家真人元开在其所著传中，也巧妙的运用了三分虚构，那作家是为何运用这些让传记作品发生质的变化的虚构呢？主要有几个方面：首先要从真人元开为鉴真立传的原因说起，真人元开著《东征传》主要是受到了鉴真弟子的请求，思托委托真人元开立传，最初就是想为鉴真正名，消除当时日本社会对鉴真的误解，使得他的美德和光辉事迹流传于后世。其次，这有很大程度归于佛教信仰的力量。真人元开本人受到了鉴真的指点，是虔诚的佛教徒；而他所要记载的故事是关于鉴真一行艰辛传佛法而历经艰难险阻东渡的佛教故事，佛教信仰之人所作佛教性质之人物传记，无疑有着深刻的宗教色彩烙印，而宗教又无一不有着神秘的色彩。他并不是鉴真东渡过程中的随行人员，并没有和鉴真一行同时经历六次东征的酸甜苦辣，对于东渡过程中发生的具体事情也不清楚，而是通过鉴真弟子思托口述和提供相关材料才完成他的立传之事,间接叙述也导致有记忆不准确或者有可能导致可引用材料本身比较少，又或者是是因为一些人为设障的原因，导致材料不真实。通过叙说一些具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来化解鉴真东渡过程中所遇到的身体和心灵的双重苦难，不仅阐释了鉴真一行东渡传佛法之不易，无疑也使佛教可以助人超越生死和苦、切断一切烦恼，从而得到解脱的力量得到进一步传播，使得更多的日本民众信仰和推崇佛教。所以，基于“七分事实”的《东征传》描写，却因为这其中“三分虚构”的描写，多了几分心灵的震撼。

3 非核心人物形象塑造

“如果说塑造人物、刻画形象、表达人物真实的情感，不失为文学创作的基本法则，那么这些艺术手段”1，亦是评价《东征传》文学价值的立足点，正是通过对其中的“其他人物”也即非核心人物的描写,侧面塑造了坚忍不拔、高风亮节的鉴真形象。

《东征传》中在描写鉴真六次东渡时，还描写了许多鉴真以外的其他人物。他们的出现，将鉴真历次东渡一路的艰辛，传法信念的坚定不移、其佛法的高深及其所受僧俗的高度拥戴，烘托得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出该书作为传记作品的高明之处。

鉴真一行东渡的发生，绕不开的关键人物便是日本僧人荣叡、普照，二人都是入唐学习律法的日本学问僧，其中荣叡在第五次东渡途径端州(今广东肇庆)时病逝，普照后来和鉴真一起随同日本第十次遣唐使团回到日本。鉴真正是因为这两个人，才开始了东渡传播佛法，才有了后来的历经千辛万苦的六次东渡经历。其中，六次东渡，前两次都是受荣叡、普照的请求。但是两次东渡失败以后鉴真感动于荣叡、普照为了求的佛法，一路艰辛，无论是被人为追捕拦截还是经历恶劣的天气条件，都没有“退悔”，所以“大和上悦其如是，欲遂其愿” 其实已经发生的失败，明显的证实了想象中的困难，但是，鉴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而是被一片赤诚之心所打动，为他们这种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而感到喜悦开心。荣叡、普照二人是值得敬佩和敬仰的，但是，这也从侧面体现出了鉴真的高风亮节和人格魅力。此后他们屡败屡试，尽管有人放弃，有人历经病痛甚至逝去，但是还是东渡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