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民

经典重读

——重读《昆明的雨》

孙伟民

·主持人语·

汪曾祺的《昆明的雨》是上世纪80年的散文精品，不仅受到读者的好评，也是汪曾祺研究的重点。青年博士孙伟民结合作家的生活经历和时代信息，用文本细读理论全面解读这篇作品。文章着重从结构、语言等艺术层面解读《昆明的雨》，并以此窥见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重点突出，论述有力，是一篇有见地的好论文。

被称为全世界儿童睡前故事的《格林童话》，自问世以来就受到各国儿童的喜爱，也是童话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要文本。李承之的文章从“体现出价值观的两面性”和“对儿童的两种态度”展开讨论，层次清楚，语言明晰，虽然略欠理论穿透力，但能自圆其说，值得推荐。

古来，涉及城市描写的文字可谓恒河沙数。昆明作为西南重镇与名城，这座城市与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文学作品中，直接或间接描述昆明的文字也并不鲜见，其中最以现代最为耀眼夺目。这与1938年西南联大落定昆明，昆明一度成为中国教育和文化的中心是密不可分的。西南联大的诸教授名士在昆明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回忆，这在当时或之后的很多文学作品中均有呈现。以散文创作为例，在作品中或浓或淡谈及昆明的散文家，当以沈从文、杨朔和汪曾祺为最，后来者可说难出其右。沈从文曾出版过集子《昆明冬景》和《云南看云集》，在集子《南北风景》中也有《忆昆明》、《忆呈贡和华侨同学》等篇目。再者如杨朔的《茶花赋》更是吟咏昆明风物的散文名篇，文中的“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这一名句被广泛传承，甚至后来还被用作了昆明的旅游宣传用语。再者如以汪曾祺《昆明的雨》这样的回忆性散文为代表的佳作。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汪曾祺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作家。但汪曾祺文学创作起始并不晚，他在1939年时已经发表小说处女作《灯下》。1947年发表小说较多，有《老鲁》、《绿猫》、《牙疼》、《戴车匠》、《囚犯》、《落魄》等，并于1949年出版第一部小说集《邂逅集》。但建国后，特别是“文革”期间，汪曾祺可以说是处于歇笔状态。此时期的汪曾祺除了作为《芦荡火种》的主要执笔外，基本没有其它的文学创作活动了。遵循上级意识形态指示的改编，难施个人抱负及才华。直到1978年，汪曾祺重新提笔，1979年创作小说《骑兵列传》，在文坛上“重新出现”，此后其小说和散文创作可说难分伯仲。只是稍后发表的小说《受戒》引起的阅读冲击和争论，让读者和研究者将侧重点和关注点更多地放到了汪曾祺的小说创作上，但现在回望文学史，彼时的汪曾祺在小说和散文上的成就实际上是难分高下的。他的文学观在小说和散文创作中均有体现，文体不同，并不能一概而论，任何角度的厚此薄彼来论定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及其小说、散文的价值都是不尽客观的。

散文创作在汪曾祺的创作生涯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八卷本中，散文占据其中四卷，有一半之多，由此便可见散文创作在汪曾祺创作生涯中的份量之重。整体而言，汪曾祺的散文创作集中于1981年后，尤以1988年至1997年逝世这一时期为创作高峰。因为种种原因，汪曾祺的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较集中于其晚年，汪曾祺在晚年更是创作了大量的回忆性散文。晚年时期的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更显其艺术功底，时至人生暮年，饱经人生沧桑，读其散文如饮陈酿琼浆，其文字更是让人觉得有着非同寻常的深厚韵味。如其步入晚年后在散文中所表露出的旷达情怀，在作品中所展现的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多使用短句的调遣等特点，都与汪曾祺的散文创作较集中于晚年有着密切关系。

国内对汪曾祺及其作品较为深入的研究，概从1980年10月其小说《受戒》的发表开始。而此后，相关研究论文逐渐增多，但时至目前，国内学界研究更侧重于对汪曾祺的小说研究。时至定稿，据笔者在CNKI搜索显示，收录的文献研究汪曾祺小说的文章达788篇，但研究汪曾祺的散文的文章只有67篇，尚不足十分之一。虽然数字并非衡量学术研究的绝对标准，但也可从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汪曾祺散文研究的相对不足，也昭示着汪曾祺散文研究的巨大空间。另一方面，国内学界历来认为汪曾祺以小说创作见长，其作品《受戒》、《大淖记事》等被读者和学界更多关注，并予以很高的评价，一定程度上遮掩了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光芒。但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学界对汪曾祺的散文认识及评价却明显不够。在笔者看来，汪曾祺的散文创作艺术成就绝对不容忽略，如果忽略了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则并不能充分认识汪曾祺的文学史地位。因此，笔者也希望更多的文学爱好者和研究者能够对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予以更多关注。

一

《昆明的雨》这篇散文最初发表于1984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早一年，即1983年，汪曾祺发表了散文《天山行色》、《湘行二记》（《桃花源记》、《岳阳楼记》）等。异于前文的是，汪曾祺的《昆明的雨》这一篇散文写的虽然是“现在”，但是记忆却回到了近四十年前，这样的“回忆散文”是汪曾祺1984年后散文创作的重要转折点。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这篇散文后又收录于《汪曾祺散文》（汪朝选编，浙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五味》（傅光明编，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年8月版）、《无事此静坐》（编者不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7年1月版）、《京华心影：汪曾祺散文精选》（龙协涛选编，海天出版社2001年5月版）、《昆明的雨》（编者不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1月版）、《故乡的食物》（编者不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6月版）、《汪曾祺人生漫笔》（编者不详，同心出版社2005年1月版）等。在笔者所看到的关于汪曾祺的散文选本中，大多选取了《昆明的雨》，由此可见众编者、读者对这篇散文的喜爱。

《昆明的雨》这篇散文堪称是反映出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风格和艺术特色的典范之作。在本篇文章中，笔者以《昆明的雨》这篇散文为例，试图阐释昆明之于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意义以及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在创作技巧等方面所昭显的艺术特色。而在本文中，笔者也将着重从结构、语言等艺术层面重读《昆明的雨》，并以此窥见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

如果要理解和了解汪曾祺的散文的艺术特色及价值，首先我们必须要对汪曾祺的生平与其散文创作有个整体上的了解。唯有如此，我们方可从宏观上把握散文创作与汪曾祺生平的密切关系，也方知昆明于汪曾祺散文创作的重要影响及意义。

纵观汪曾祺的人生履历，与其人生有着主要联系的地方有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五地。其中在上海的两年，以及在张家口的三年，在汪曾祺的人生中的影响远不及高邮、昆明、北京三地。这三个地方于汪曾祺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高邮为汪曾祺的故乡，但是汪曾祺1939年离开高邮赴昆明求学后，再度回到故乡却已是四十二年后的1981年。而昆明是汪曾祺的求学之地，肄业后又在昆明任教两年，直到1948年，汪曾祺由上海，返回北京，此后的绝大部分时间汪曾祺都是在北京生活与工作。笔者之所以大段赘述汪曾祺的生平，旨在表述汪曾祺早年在高邮和昆明的生活经历，特别是在昆明求学、生活的八年为他之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宝贵的创作素材，在昆明的经历对汪曾祺及其创作来说有着重要的发生意义。

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辗转到昆明，并于之后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汪曾祺在昆明求学和生活期间，可谓正处于文学创作的起步期和上升期，在创作上他更是得到了执教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等文学大家的悉心指点。正是在沈从文教授的习作课上，汪曾祺写下了他的小说处女作《灯下》（之后几经修改，便是后来的《异秉》）。汪曾祺于西南联大求学期间，还与其他同样爱好文学的人相聚在一起，与同学创办《文聚》杂志，名动一时，并在杂志上发表小说、诗歌等，这可以说是汪曾祺创作活动的真正开始，昆明也正是汪曾祺创作的源起之地。

1945年1月，汪曾祺以肄业生身份离开西南联大，到由西南联大的同学所开办的私立性质的中国建设中学任教任教两年。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两年间，汪曾祺在创作上进一步进行探索。在陆建华所著的《汪曾祺的春夏秋冬》一书中收录的《汪曾祺年谱》中，陆建华表示汪曾祺于在中国建设中学任教的两年间所创作的小说《小学校的钟声》和《复仇》，“这两篇汪曾祺的早期作品，明显受西方纪德、萨特、沃尔芙、阿索林等的影响，不仅是汪曾祺本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最早的意识流作品的代表作。”虽然这里明确表明的是汪曾祺的小说创作的影响，但势必对之后汪曾祺其他文体的创作也有直接的影响。汪曾祺的小说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散文化”，所以从这个角度理解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思想缘起，也并非没有道理。汪曾祺在昆明的八年生活，特别是他在西南联大的求学，可以说奠定了其之后的创作基础，昆明之于汪曾祺创作的意义由此可见。因为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家战乱、生活动荡的大环境，还是位处后方的昆明所提供的别样且独特的创作资源，或是大学肄业、生活困顿造成的内心煎熬，抑或西南联大求学期间所学习到的文学创作的技巧及其他影响，这些经历对此后汪曾祺的创作的影响是深远的。

1946年秋，汪曾祺再由昆明回到上海，经李健吾推荐，到民办致远中学教书。因其爱人施松卿彼时已到北京大学外语系工作，1948年春，汪曾祺又从上海去北京。在沈从文的帮助下，汪曾祺于1948年5月到北平历史博物馆工作，之后汪曾祺便长期定居于北京了。北京人对吃有着强烈的热爱，而在北京文化以及北京人性格对汪曾祺的浸染与影响在汪曾祺作品中也极为明显。以《昆明的雨》为例，无论是对生活（特别是饮食）的关注与描摹，还是语言风格，都可以看出北京文化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极深。

自汪曾祺离开昆明后，他在诸多文章中回忆昆明，并描摹、传递昆明的民风文化，感念昆明八年的诸多经历。以昆明的景物题材为例，汪曾祺创作的散文直接描述昆明的有《翠湖心影》、《昆明的雨》、《昆明的果品》、《昆明的花》、《昆明菜》、《米线和饵块》、《昆明的吃食》、《昆明年俗》、《新校舍》、《西南联大中文系》、《地质系同学》、《七载云烟》、《观音寺》、《泡茶馆》、《晚翠园曲会》、《觅我游踪五十年》等。而间接涉及到昆明事物的描述的散文则更多，不胜枚举。汪曾祺在多处文字中提及他把昆明视为“第二故乡”，他对昆明有着深厚的感情。西南联大诸先生的风度和昆明生活的记忆，在汪曾祺这里形诸笔端。昆明不仅是汪曾祺精神上的“第二故乡”，并且是其文学创作的起源地，在昆明的经历对其彼时及之后的文学创作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当我们再审读《昆明的雨》所得到的感受就不仅仅是文本所单独呈现的了，还有文本之外的诸多深厚信息，这也是我们在品读其作品的过程中所需多加考量的。

二

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史上，汪曾祺无疑堪称短篇散文创作的圣手。贾平凹所说的“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似是最贴切、到位的概括。新时期以来，国内散文创作虽有所复苏，但在整体偏于萧条的1980年代，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是绝对不容忽视的，他对散文这一文体的复兴和回春有着重要作用。晚年的汪曾祺钟情于散文创作，散文偏随笔式的文体，重个人感受和人生阅历的表述，显然都更适合晚年汪曾祺的创作。而散文这一文体更加有利于一个经历了人生起伏的老年人的回忆，也有利于作者感情的表达与抒发。汪曾祺的散文创作是经过历史风尘的沉淀和锻造的，是饱蘸作者的心泪的。不经过长久的“修炼”和涤荡，不足以成就汪曾祺的散文实绩。汪曾祺的散文创作艺术特色及魅力体现在诸多方面，如他在散文结构上独具匠心的巧妙构建，对语言的灵活且富个人特色的遣用等。这一切因素的合力作用都使得他的散文有着明显的个人标签，极具个人风格，后人难以效法和模仿，体现了浓重而典型的汪氏散文风格。

首先，汪曾祺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首先在于其散文结构构建上的匠心独运，其匠心尤体现在其开篇起笔的巧妙。汪曾祺力图追求一种恬淡和宁静的心境，他从不用力于雕琢文字或者卖弄技巧，他的散文创作及审美原则在如何开篇起笔这一方面有着直接的体现。元代文人乔梦符谈到写乐府的章法时提出“凤头”、“猪肚”、“豹尾”之喻，被无数后人引为经典之言，后来超越乐府的固有文体，被无数文学创作者奉为圭臬。但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并不走寻常路，它的散文的开头并不以噱头吸引人吊人胃口，也不以华丽的辞藻来吸引人的眼球，他的散文的开头丝毫不见“凤头”的痕迹，但却有着“凤头”的内在精髓，精华趣味尽在其中，让人回味。如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在文章开头，作者写道“宁坤要我给他画一张画，要有昆明的特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巧妙首先在于其往往以生活中某件小事情的平淡叙述交代了文章的写作背景，貌似不经意的一笔带过，显得极为自然，且不做作，实则颇显手法，读后也让人回味良多。没有冗长的历史钩沉，却极显功底，笔者以为这是作者几十年创作所得出的经验和个人创作体会。这样的创作手法与汪曾祺的散文集中于晚年密不可分，如若换作年轻人或者阅历稍浅的创作者以此种方式起笔，定会被人指责为老气横秋，但是于汪曾祺，却极为自然。

汪曾祺的内心多愁善感，有着传统文人的天然质朴。他认为文字的感情应来源于文字本身，而不是技巧的炫耀，作家应该把心思真的落在文本之中。他摒弃了手法、技巧的炫弄，化章法于无形，没有苦心经营，却有苦心经营之成效。如空谷幽泉，自然天成，没有斧斫与雕饰的痕迹，这显然与他惯有的草木情怀，顺应自然之性是不可分割的，闲淡自由的散文文风也由此可见。他赋予了文字以别样的个人情感体验，这在另一程度上表现出了汪曾祺晚年散文的闲淡之风。而这样的文风在当代散文界自成一家，很难模仿和效仿。这对上世纪九十年代流行的“大散文”与历史散文的宏大来说，可谓是散文创作的另一种状态，二者可堪世纪之交的散文创作的两座对峙的高峰。

汪曾祺的散文貌似散乱，漫无边际，其实不然，多读了他的作品后，便会觉得其实他的散文结构十分严谨，充分体现了散文“形散神不散”的特点，极具章法，颇显大家手笔。这种严谨是自然而成，并非刻意而为，这在《昆明的雨》这篇散文中体现的尤为明显。画作《昆明的雨》的题字奠定和牵引出了下文的叙述框架，如果没有这幅画，自然就引不出此后昆明的雨，而要写昆明的特点，作者选取了昆明的雨，以昆明的雨的特点来写作者印象中的昆明。作者从昆明的雨这一角度切入，来写昆明的特点，昆明的人的特点，可称独特。而这一切，都是汪曾祺在《昆明的雨》开篇貌似不经意的一笔而谈开的。由“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而写到下文的昆明雨季让人“舒服”、“明亮的、丰满的，使人动情的”、“浓绿的”等特点，由“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而写到下文中对于昆明雨季时菌子的描写，由“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而写昆明雨季的花（缅桂花），再写下雨天到昆明莲花池的小酒店，再尽写小酒店的物什，写酒店屋檐下避雨的鸡，再写酒店庭院中的木香花。最后在文章的最末，作者又写了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与前文遥相呼应，以此句结尾，更为动情。如若换做它句，就决计不会收到如此效果。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的另一明显特点，便是笔者所概括为的“穿山甲式”的文学创作，他起笔时往往由一点切入，纵深展开，以小见大，从一点可见巨大的空间，构建起自己的散文世界。在当代的散文创作中，往往单说一物，让人难有联想和遐想。所以当代的散文创作如寻突破，不妨再从中国传统文学中寻求经验，而汪曾祺就是效仿明清散文并形成自己的典型文风的实践。汪曾祺的散文篇幅往往并不长，多两三千字，但是往往在有限的篇幅内却有着丰厚的信息和感情。

再者，汪曾祺善于在他的散文中旁征博引，通过举例子和对比来表现他要描摹的事物的特点。如谈到昆明雨季的菌子的时候，在一段不到五百字的文字中，作者通过牛肝菌、青头菌、鸡枞、干巴菌、鸡油菌的对比，各显特点。而这段文字几近占据了《昆明的雨》这篇散文篇幅的四分之一，由此可见汪曾祺在这些能够表现其文学情怀的事物上描述的着力。在汪曾祺晚年的其它散文作品中，不乏这样的类比。这一方面表现出了作者丰富的人生阅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了作者的创作根源于生活的意趣和主旨。汪曾祺也爱举例子，比如在《昆明的雨》一文中穿插进来的关于鸡枞的笑话，以及雨季卖杨梅的苗族女孩子的吆喝，作者租住的若园巷2号的房东采摘缅桂花拿到花市上去卖，作者在雨天到莲花池附近的小酒馆等场景的描写都极具画面感，这样的回忆也最带温度，这体现出了汪曾祺散文创作的一贯特色。

三

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的另一方面在于汪曾祺的语言是极具个人特色的。汪曾祺曾说，“我非常重视语言，也许我把语言的重要性推到了极致。我认为语言不只是形式，本身便是内容。”这体现在他的口语化表达以及多用短句写作两方面。这是这两方面共同造就了汪曾祺的散文创作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语言的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口语化表达。读他的文字常有与作者对谈的感觉，真切而自然。在《昆明的雨》中当作者写到干巴菌时，“乍一看那样子，真叫人怀疑：这种东西也能吃？！颜色深褐带绿，有点像一堆半干的牛粪或一个被踩破了的马蜂窝。里头还有许多草茎、松毛，乱七八糟！”但是洗净做成后，“入口便会使你张口结舌：这东西这么好吃？！”这样的口语化表达“原生态”地呈现出了作者的直观感受，保留了个人感受的原汁原味，不加一丝修饰，像是朋友间的谈话，真切自然。虽然口语化表达是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显著特色，但口语化表达在全文中也并非比比皆是，也有典雅的描写，如“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的描写，或者当写雨使人引起乡愁的时候，有感“李商隐的《夜雨寄北》是为许多久客的游子而写的”。口语和雅言的结合，使得这篇散文别具风情。

多用短句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另一大特色。多用短句，这显然和汪曾祺散文创作集中于晚年有着直接的关系。短句更适合晚年时期的汪曾祺来遣用，短句也更类似人与人之间的普通交流，也最贴近作者的口语表达。因为生活中便是如此，和我们的交流习惯也最为贴近，所以他的文字更容易让人于自然间产生亲近感。短句对于感情表达有着另一重作用就是能够更为概括地表述段落核心大意，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汪曾祺选用短句，且短句成就汪曾祺散文的特色可称天造。在《昆明的雨》一文中，既有“我想念昆明的雨。”这样单句成段的句子，段落的开头也是十分精短和洗练，“我的那张画是写实的。”、“昆明菌子极多。”、“雨季的果子，是杨梅。”、“雨季的花是缅桂花。”、“雨，有时是会引起人一点淡淡的乡愁的。”。这样的句子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十分凝炼，每一句却都准确体现了该段落的核心意思。多用短句，使得本篇散文的文风简洁不拖沓，也使得本篇散文的感情格调总体上明朗轻快，洒脱豁达。再如《昆明的吃食》一文中，写到“几家老饭馆”的时候，第一句就是“东月楼。东月楼在护国路，这是一家地道的云南饭馆。”；写到“过桥米线·汽锅鸡”的时候，第一句则是“这似乎是昆明菜的代表作，但是今不如昔了。”；而写到米线饵块时，第一句则是“米线属米粉一类”；写到“点心和小吃”的时候，便直接开始介绍“火腿月饼。”。类似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由此可见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文学功底和艺术特色。

作者从友人巫宁坤向作者求画的题字“昆明人家常于门头挂仙人掌一片以辟邪……亦可见昆明雨季空气之湿润。雨季则有青头菌、牛肝菌，味极鲜腴。”由此带出单独成段的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这一句当然在自然间催人心扉。须知，这篇文章创作于1984年，作者离开昆明时为1946年，这是作者时隔近四十年后回忆而作，一句“我想念昆明的雨”似乎是老友相逢，一句想念就足以让读者动情而落泪。这句话着实有着太复杂而深沉的感情，笔者认为这句话也是全文感情精魂所在。也许有人认为这句话平白无华，但是如果了解了汪曾祺的生平，了解昆明对于汪曾祺的意义，就不难理解汪曾祺在文章中所想要表达的感情了。而汪曾祺也正有这样的技巧，他能将深且厚的感情蕴于平白的文字中，每句话都是浸染了作者的丰富情感。散文这一文体的最重要的特点便是它能让人以自然间把内心的感情吐露，我们所进行的很多创作都可以归于散文这一文体。很多爱好文字的人，终其一生，可以不写诗歌，不写剧本，但是很难不写散文。汪曾祺的散文无论在旨趣，结构，或者语言上，都保持了散文这一文体的本真风貌，他的创作也可说赓续了散文的言趣一脉传统。

汪曾祺的散文的语言雅中带俗，俗中含雅，雅俗结合，通俗与典雅结合的恰到好处，既不流于庸俗，但也不深奥难懂。内嵌北京地区百姓生活与性格中的放达，自成一家，别具特色。汪曾祺充分发挥出了语言作为一种表达工具所具有的表情达意的功用，他真正发挥出了汉语创作及口语化表达的内涵及魅力。

四

汪曾祺不仅在散文的结构构建和语言铺排上有着个人心得，他还十分注重诗、文、画等诸多艺术形式的综合运用以及对传统散文的学习和借鉴。

诗文画互补是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所体现的又一重艺术特色， 汪曾祺散文中对景物的描述也因此极具画面感。汪曾祺有着很好的旧学功底，书画功夫尤佳。他也好作诗，在生活中汪曾祺作诗颇多，并在多篇文章中都有诗作，如《初识楠溪江》（1991年）一文中共有汪曾祺所作古体诗、近体诗五首，在《天山行色》（1982年）也有古诗四首，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汪曾祺喜在文章中掺入古体诗，而他所做的古体诗与文章更是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但汪曾祺的诗无论技巧或者语言并不复杂，他更多的是取了诗的抒情作用。似随手拈来，实更显技巧。他的诗少有标题，有时候是打油诗，但这些诗成了汪氏散文的重要标签。他在《昆明的雨》文末的七绝，“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更是有着不可拆解的作用。如陆建华所言，汪曾祺“利用诗贵含蓄、诗重抒情的特点，深入阐发散文不能完全表现的情感，进而创作出美的意境。这时，岂止诗文互补，简直是两者浑然一体，妙合天成了。”陆建华也感言，“如果没有这首诗，散文《昆明的雨》该减弱多少韵味！”要知道，这首诗作于差不多四十年后，当隔了这么多年再写这样的诗句的时候，场景历历在目，与友人在酒馆中躲雨的情景似乎就在眼前。而体现着昆明的风情的木香花，作者记忆尤为深刻，“雨沉沉”，让作者内心感觉“沉沉”的又何止四十年前的那场雨，还有时光变迁的内心慨叹。如若结合汪曾祺的生平来解读这首七绝，便可单独著文了，在此不便再多作阐述。

汪曾祺的旧体诗创作与其散文的特点基本一致，那就是平实。文字已经化作了汪曾祺表情达意的工具了，在汪曾祺的笔下，这些文字排列有序，按照作者的调遣和设置体现出一种恬淡的风格来。另外，汪曾祺对古诗句的引用及化用也十分巧妙，如在写昆明雨季的特点的时候，他将杜甫的《春望》以及陶渊明《读山海经·其一》中各取一句，并为“城春草木深，孟夏草木长。”两句诗的活用不仅使得昆明的雨季时草木繁茂的特点写出来了，生机勃勃之景也如在眼前，真正体现了诗文一体的特点。

在汪曾祺的散文创作中，我们还可见传统散文（尤其明清散文）对汪曾祺散文创作的深厚影响。汪曾祺在其它文章中也坦承受明代散文家归有光的影响至深，“他的散文写得很平淡，很亲切，好像只是说一些家常话”。反观这些表述不也正是汪曾祺自己的散文特色吗？归有光崇尚唐宋古文，其散文文风结构松散，感情却真挚自然，汪曾祺的散文风格，无论语言风格，还是结构，或者意蕴，和归有光都极为接近。对照归有光的散文名篇《项脊轩志》，再看这篇《昆明的雨》，便能看出汪曾祺对归有光作品的借鉴与效法。

其一，二人散文的表现手法都为即事抒情，感情真挚感人。归有光在《项脊轩志》中以项脊轩的几经兴废，穿插了对祖母、母亲、妻子等至亲的回忆，并抒发了人生起伏、世事沧桑的感触。汪曾祺则在《昆明的雨》中，以友人求画，来引出昆明的雨，再回忆起时隔近四十年在昆明求学时期的诸多经历，对于曾客居的昆明的怀念，对于逝去岁月的缅怀，对于友人的思念，在作品中均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其二，二人在创作中都极注重细节的描摹，刻绘生动传神。如《项脊轩志》写景，发扬了唐宋文的优良传统，确非前后七子所能及。而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一文中对植物的细微观察，尤其对植物的细节的生动描摹，都展示出了其散文重细节刻画的特色，“草木的枝叶里的水分都到了饱和状态，显示出过分的、近于夸张的旺盛”，“院子里有一棵大缅桂，密密的叶子把四周房间都映绿了”，“（木香）密匝匝的细碎的绿叶，数不清的半开的白花和饱涨的花骨朵，都被雨水淋得湿透了”。这样的描写把昆明的草木及季节的特点，都生动传神地表示出来了，极具画面感。

其三，二人的散文的篇幅都较短小，但意蕴深远，内蕴乾坤。归有光的散文名作，如《项脊轩志》、《先妣事略》等，均未超过千字。典型如《寒花葬志》为悼念夭殇小婢而作，全文共才112字，但以细节勾画人物形象，写出世间人情，极为凝炼，且极动人。在《昆明的雨》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中，让读者在温润宽厚中感受其文字魅力后，又在感慨动容之余回味无穷。

无论是从艺术价值上加以考量，还是从人文感情的角度认知，《昆明的雨》都堪称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典范之作，反映出了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艺术水准，体现出了汪曾祺晚年散文创作的艺术特色。汪曾祺的散文创作赓续了京派现代散文自周作人、废名以来的恬淡文风，但又在其业师沈从文等人的基础上另有开掘和探索，形成了独具个人特色的散文文风，这无异为中国当代散文的一大收获。但伴随市场经济的影响、传统文学的相对断裂等，再也难寻如汪曾祺这般风格的散文，汪曾祺的散文或可称京派散文的绝响。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或也正有这些因素所在。

【注释】

[1]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P265.

[2] 汪曾祺，我的创作生涯，李辉主编，汪曾祺自述，大象出版社，2002年10月版，P213.

[3] 陆建华，汪曾祺的春夏秋冬，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版，P231.

[4] 汪曾祺，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汪曾祺全集·第六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8月版，P360.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