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建构了许多话语体系，如“民主”“科学”“自由”“革命”“民族”“人民”“改革”等。其中“革命”“民族”“人民”“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改革”“反腐”和“中国梦”分别是各个时期最重要的话语体系。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变化，对当前应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历史考察；革命；集体主义；阶级斗争；改革

【中图分类号】D23；K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570-（2017）09-0075-11

话语，按照法国当代思想家福柯的观点，首先是一种语言系统，其次是一种符号。福柯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①话语的形成，与社会结构的变化有非常大的关系。从历史的视角，系统考察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变化，对当前应对西方话语体系的冲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话语体系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时期进行考察，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主要诠释革命话语体系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开展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据王奇生教授考察，“后五四”时期（1923—1926）：“革命”一词的出现频度急剧窜升，成为压倒一切的中心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等相对沦为边缘，为“革命”让路。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虽然对“革命”一词没有进行量化统计，但革命无疑是该阶段的主要任务。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六号文件指出：“考察中国的现状，指出国民党新旧军阀之豪绅资产阶级的统治，根本不能稳定，根本不能经过任何改良政策而走上资本主义的发展，根本不能解决中国革命中的民权主义与民族解放的任务，所以中国革命客观上必要是继续发展，要由工人阶级领导极广大的农民群众，实行平民式的彻底的土地革命（完成革命民权主义任务）。”③也就是说，“革命”一词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是中心词。因此，“革命”成为此阶段中共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

由于“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是所有历史个案中最大且最复杂的革命样本。”④因此，与该时段革命话语体系相关的革命阶段、革命对象、革命任务和革命动力等成为热门话题。“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分田地”“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字眼成为报刊、杂志和言论常用语。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还是青年党，各党派都用自己的方式来填充革命话语体系内容。青年党：“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采全民革命之手段，以外抗强权，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内除国贼，建设全民福利的国家。”①国民党：“就是从新担负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终要把军阀来推倒，把受压迫的人民完全来解放，这是关于对内的责任。至于对外的责任，有要反抗帝国侵略主义，将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来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助，将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都来解放。”②中国共产党：“（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③

由于青年党的“强权”是苏俄，“国贼”是中共，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历史的语境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因此，青年党的革命话语逆历史潮流而动。国民党早期虽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但1927年南京政府建立后，本身成为最大的军阀，充当英美列强在中国的代理人，因此，国民党革命话语具有非常大的任意性和虚伪性。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奋斗目标，其革命话语具有一贯性和坚定性。在党际话语体系中，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话语体系独领风骚。而其形成的标志是毛泽东1939年所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一百多年來的革命运动、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前途作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的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不论是资产阶级的政党或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能够担负的。而中国共产党则从自己建党第一天起，就把这样的两重任务放在自己的双肩之上了，并且已经为此而艰苦奋斗了整整十八年。”④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建构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对中国革命的方式、革命的阶段、革命的纲领作了进一步系统地论证。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为两步，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革命过程。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由此可以断言，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所谓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所谓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⑤这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已有一整套自己的革命话语体系。正如有人所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可以视为一个标志，一个在统一战线内部共产党在理论上占到主导地位的标志。这个标志的树立，是抗战以来中共言说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基本总结。此后虽然还在继续言说，但理论上的基调已大致定型。这个标志的树立，使国民党在理论上开始失去领导权，一个在理论上失去领导权的党，其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可以想象的。”⑥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建构了民族主义话语体系。十九世纪末以来，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强音。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的要求，大力宣传和践行民族主义。1922年9月中共机关报《向导》的《发刊词》强调：“我们中华民族为被压迫的民族自卫计，势不得不起来反抗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努力把中国造成一个完全的真正独立的国家。”①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民族主义话语体系的发韧。

正如1923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所指出：“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民族革命”。②因此，中国共产党“敢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眾来反抗帝国主义野蛮残暴的大屠杀，中国共产党更号召全国各种被压迫阶级的群众坚持到底的来维持并发展这个长期的民族斗争；务使野蛮残暴的帝国主义在中国之特权与统治不断的动摇，务使其在华的政治经济地位发生永久的危机；而在这个争斗中务必提高并普遍反帝国主义的宣传与组织，成为各阶级分别的与联合的民众政治势力。”③在民族主义话语体系中，“反帝”成为关键词语。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民族话语体系中的“反帝”则专指“日本帝国主义”。1932年4月中共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就号召：“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④七七事变后，中共发表通电：“全中国的同胞们！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⑤并对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作了详细的说明。具体来说，方针为“主张坚决抗战，反对妥协退让”；办法为“（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及八大纲领；前途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⑥

与此同时，中共对中华民族的构成和历史也进行了建构。毛泽东指出：“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⑦至此，中共民族话语体系完全形成。

中共民族话语体系的形成，对于中国革命的胜利起着重要的作用。正如有人所指出：“共产主义革命从民族主义的诉求中，而不是从社会经济改革的方案中为自己争取了主要的力量。日本的侵略显然使中共与国民党相比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该党在战争期间所争得的源于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对于走向最后胜利、吸引大众支持和让反对势力保持中立，都是必不可少的。”⑧

另外，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建构了“人民”话语体系。中国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着民本思想的情怀。《尚书》早就指出：“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共成立后，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出“人民主权”思想。1922年6月《中共中央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就指出：“中国经过了几千年的封建政治，人民生活基础自来都建设在农业经济上面，在这种政治经济之下的人民，自然缺乏政治上的感觉力和组织力。一直到了十九世纪后半期，世界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制度发达到任何国家都变了他们的市场，几千年闭关自大的中国也受了这种势力强迫的侵入。……于是戊戌变法运动、君主立宪运动、辛亥革命运动，渐次发生，这便是人民对于政治上的感觉力与组织力渐次发展的明证。”①基于这一点，中共一直把人民群众利益摆在首要位置。正如毛泽东所指出：“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②

中共“人民”话语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人民”的界定。在各个不同时期，人民的含义是不同的。在土地革命时期，人民指的是“工人、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③，在抗日战争时期，人民指的是“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④，在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指的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被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所压迫和损害的民族资产阶级。”⑤“人民”的话语是一个动态的话语。二是对中共性质的界定。既然是中共“人民”话语体系，就必须对中共的性质和宗旨作一说明。毛泽东曾这样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⑥中共七大通过的党章也这样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与扩大这种联系。”⑦由此，建构了中共的“人民”话语体系。三是对中共与人民的互动作了规定。毛泽东代表中共指出：“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⑧“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⑨即中共的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中共的“革命”话语体系、“民族”话语体系和“人民”话语体系，不只是战争年代所需要，和平年代也有它的应用意义。特别是“人民”话语体系，在当今也具有重大的价值。习近平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失去了人民拥护和支持，党的事业和工作就无从谈起。……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⑩人民永远是我们依靠和服务的对象。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话语体系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共的话语体系在“革命”“民族”“人民”话语体系的基础上，发生了一些变化，即“革命”—“阶级斗争”、“民族”—“爱国主义”和“人民”—“集体主义”。

首先，就“爱国主义”来讲，它是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结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方面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另一方面增强了民族自豪感。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就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地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①

为了巩固这一民族国家的自豪感，中共一是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思想教育。1951年《人民日报》发表《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巩固我们的伟大祖国》的社论，对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进行了规定：“中国人民今天的爱国主义并不是什么抽象的东西，它的内容，就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压迫，就是保卫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果实，就是拥护新民主主义，就是拥护进步，反对落后，就是拥护劳动人民，就是拥护中国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国际主义联盟，就是争取社会主义的前途。”②中央领导人也大力要求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刘少奇指出：全体团员要在自己的队伍中“培养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的事业的道德品质。”③《高教部 1954 工作总结和 1955 年的工作要点》也强调：“特别注意在学生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二是开展一系列爱国主义运动，如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爱国增产节约运动和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通过这些运动，使大家明白爱国主义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正如毛泽东认为抗美援朝：“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④三是通过建立纪念场所如人民英雄纪念碑、鸦片战争纪念馆等，拍摄一些电影、戏剧，如《上甘岭》《三千里江山》《东方红》等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有论者指出：这些纪念场所、电影、戏剧“以弘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以及革命英雄主义为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原始风貌，展现了近代中国背负着国耻家难的历史史实，对教育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不忘过去，珍惜今日，奋发图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⑤

从这些宣传和运动来看，中共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中国的国情是“一穷二白”，爱国主义教育就要树立忧患意识。毛泽东曾强调：“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①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时刻警醒，大力发展生产。其二，中共的爱国主义有自己丰富的内涵和形式，如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对中华民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多民族的团结及建立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等。周恩来指出：“我们的爱国主义是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主义的爱国主义，不是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我们反对失去民族自信心的、投靠大国的‘世界主义。”②在这里，周恩来指出了中共爱国主义与其他爱国主义的区别。中共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既属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又属于人民话语体系。其三，中共爱国主义话语体系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薄一波指出：“不管在工业生产中或农业生产中，也不管在商业交换中，都必须贯注以爱国主义的内容。”③也就是说，中共把爱国主义贯穿于社会的各行各业中。总之，中共的“爱国主义”话语体系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

其次，就“集体主义”来讲，它也是中共建构的重要话语体系。毛泽东早在1943年就指出：“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④就是组织起来，不管农业是这样，工业、商业也是这样。由此，中共从人民话语体系到集体主义话语体系就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组织，把人民纳入集体主义的范围。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大力提倡集体主义。1953 年，邓子恢在第一次农村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指出：对农民的集体化教育，首先就要对农民进行新旧两条道路的教育，不断提高农民对互助合作的认识，“并逐步给农民以集体主义的教育，逐步培养起集体劳动的新思想、新道德、新习惯，这就为将来集体化准备了条件。”⑤同年12 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对工人进行集体主义教育，必须强调工人群众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以进一步提高工人群众的集体主义觉悟。⑥1954 年 4 月，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改进和发展中学教育的指示》强调，学校政治思想教育，应根据学生现有的思想情况，注意培养集体主义精神。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指出：“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要讲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把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能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⑦

从这些讲话和指示来看，中共的“集体主义”话语体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大公无私”，这是集体主义的最高境界，也是集體主义的最高表现。朱德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我们共产主义者，应当除去自私自利，来一个大公无私”，“要具有这种大公无私的道德，不是很简单的，而是要长期的修养……然后才能打破自私自利建立大公无私的道德。”⑧朱德的讲话表明，要达到“大公无私”这一境界，必须经过长期的党性修养。第二个层次是“公先私后”，即先集体利益，后个人利益。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⑨第三个层次是“公私兼顾”，既兼顾集体利益，又兼顾个人利益。如毛泽东所说：“公是对私来说的，私是对公来说的。公和私是对立的统一，不能有公无私，也不能有私无公。……个人是集体的一分子，集体利益增加了，个人利益也随着改善了。”①

对于这一话语体系，美国学者汤森和沃马克有段精彩的论述。他们说：“在共产主义伦理中，集体主义代替了忠于特定对象主义，以此作为忠诚和权威的决定因素。政治权威无论在哪个级别上都高于团体内的构成分子，不管个人的联系和关系如何，忠诚的对象都是集体。”②因此，中共一直把集体主义作为话语体系建设的着力点。

最后，“阶级斗争”话语体系是革命话语体系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种特定的反映。在中共领导人看来，革命的核心价值观是斗争。社会渗透着阶级斗争，它们既是剥削的结果，也是社会进步的条件。要求人民积极而自愿地参加斗争，加强其特性，并公开向那些以自己的地位或行为来阻挡社会主义道路的人发出挑战。毛泽东指出：“要承认阶级长期存在，承认阶级与阶级斗争，反动阶级可能复辟。要提高警惕，要好好教育青年人，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中层和基层干部，老干部也要研究，教育。……所以我们从现在起就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开大会讲，开党代会讲，开全会讲，开一次会就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③毛的讲话表明，“阶级斗争”话语体系已成为中共重要的话语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社会人为地分为两个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④由此，把人分成左、中、右三派，并制订了划分的六条标准，即：“（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剥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种团结。”⑤思想斗争也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话语体系的一个重要内容。毛泽东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⑥于是，在知识界发起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反右运动。同时，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为此，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阶级斗争成为社会一个重要方面。

上述三种话语体系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话语体系，凝聚了人心，获取了认同，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而“阶级斗争”话语体系，造成了社会动荡和不安，阻碍了社会进步。

三、改革开放时期话语体系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的开始。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中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话语体系。

首先是“改革”话语体系。陈金龙教授认为：“推进改革首先要建构改革话语，通过改革话语阐明改革的必要与可能，指明改革的方向、内容与路径，以消除改革分歧，达成改革共识，凝聚改革力量，实现改革目标。”①中共“改革”话语体系是在“阶级斗争”话语体系上建立起来的。由于“阶级斗争”话语体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果断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党和国家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由于阻碍经济发展的是旧体制，因此“改革”话语建构起点就是从理论上破除旧思想、旧观念。邓小平指出：“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②由此，在思想领域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破的同时，中共也建构了一系列改革话语，如改革的目的、改革的路径、改革的方法和改革的内容等。具体来说，改革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③

改革的路径是从农村推进到城市，从沿海推进到内陆。邓小平曾说过：“开始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改革。有两个省带头，一个是四川省，那是我的家乡；一个是安徽省，那时候是万里同志主持。我们就是根据这两个省积累的经验，制定了关于改革的方针政策。”④因此，中共的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这是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而沿海工业基础较好，市场容量大、出口便利，从地域特征来看，改革开放又从沿海开始：“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⑤

改革的方法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和“不折腾”等。关于“摸着石头过河”，陈云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是步子要穩。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⑥关于“不折腾”，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陈云、邓小平的话以生活化、大众化的语言表达了话语建构者与接受者的良性互动。

改革的内容覆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正如邓小平所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⑦

综上所述，中共的“改革”话语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立足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如邓小平所指出：“改革开放必须从各国自己的条件出发。每个国家的基础不同，历史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左邻右舍不同，还有其他许多不同。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⑧二是中国的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不仅覆盖内容广，而且延续时间长，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一直延伸到现在习近平的全面深化改革。如习近平强调：“改革开放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繁重的事业，必须一代又一代接力干下去。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朝着党的十八大指引的改革开放方向奋勇前进。”①三是中国的改革有一系列理论，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有实践基础，这就是对民间实践智慧，如安徽小岗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借鉴；有对历史经验的总结，特别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的总结；有以国际为参照，既有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参照，又有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参照。总之，中国的“改革”话语，“实现了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外域多元素的交织、多维度的聚焦，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增添了新的理论形态。”②

其次，是“反腐”话语。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腐败问题也凸显出来。邓小平指出：“我们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这两件事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們的政策更加明朗，更能获得人心。”③

反腐属于党的基本建设的内容，因此，“反腐”话语体系属于党建话语体系之一。中共从一成立，就致力党建话语体系建设，形成了一系列革命性叙事和现代化叙事。同样，“反腐”话语也是革命性叙事与现代化叙事共生。

第一、“反腐”话语的正当性和合理性。改革开放时期，从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到习近平都重视反腐的合法性。邓小平指出：“要扎扎实实做几件事情，体现出我们是真正反对腐败，不是假的……是一就是一，是二就是二，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一定要取信于民。”④习近平也强调：“党要始终紧紧依靠人民，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刻也不脱离群众。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⑤

第二、“反腐”话语的历史性与现实性。运用历史智慧为现实服务，是中共“反腐”话语体系着力打造的内容。习近平指出：“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需要坚持发扬我们党在反腐倡廉建设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需要积极借鉴世界各国反腐倡廉的有益做法，也需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宝贵遗产。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⑥因此，改革开放时期，中共反腐话语体系是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第三、“反腐”话语的制度性和时效性。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深化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最大限度减少体制障碍和制度漏洞，完善防治腐败体制机制，提高反腐倡廉制度化、法制化水平。”⑦习近平也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⑧为此，中共推进了一系列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和制度建设，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中共也因此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认同。据国家统计局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1.5%的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成效表示满意，90.7%的群众对遏制腐败现象表示有信心。

中共的“反腐”话语体系增强了中共执政的政治合法性，提高了党建科学化水平。

最后，是“中国梦”话语体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无数仁人志士毕生奋斗的目标。1919年毛泽东在《民众大联合》一文就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他日中华民族的改革，将较任何民族为彻底。中华民族的社会，将较任何民族为光明。中华民族的大联合，将较任何地域任何民族而先告成功”，①从那时到现在90多年过去了，中国的建设和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习近平再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一定要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团结中华儿女把我们国家建设好，把我们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②这标志着“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最终形成。

第一、中共“中国梦”话语体系的核心是中国现代化。现代化是中共的理想诉求。党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把中国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任务，毛泽东时代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指出：“我们的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越是现代化，我们同破坏社会主义的势力作斗争就越加有力量，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越加得到人民的拥护。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才能更有效地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和颠覆，也才能比较有保证地逐步创造物质条件，向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前进。”③并为此制定了现代化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现代化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习近平指出：“在党的领导下，只要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脚踏实地，开拓进取，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④因此，实现现代化，是中国梦的主要内容。

第二、中国梦立足中国放眼世界。习近平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但中国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世界好，中国才会好。”⑤因此，中国梦既有中国实际，又有世界眼光。

第三、中国梦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许多方面，如党的领导、爱国主义、改革创新、传统文化、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因此，其话语体系博大精深，既具有历史的继承性、连续性，又具有现实针对性、前瞻性。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体系的具体运用。

总之，中国梦“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在形式上，它简洁、朴实、形象、生动、亲切、凝练、有力，充分体现了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在内容上，它继承了前人的奋斗和梦想，承接了近代以来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时代主题，总结、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成果，展示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的独特魅力。”⑥

四、结论

中国共产党诞生90多年来，建构了许多话语体系，如“民主”“科学”“自由”“革命”“民族”“人民”“改革”等，筆者选取上述9个关键话语进行具体考量，主要基于这九种话语体系，既一脉相承，又创新发展，既基本反映中共话语体系的主要内容，又贴近生活和贴近大众。

从革命—阶级斗争—改革、民族—爱国主义—中国梦和人民—集体主义—反腐话语体系的变迁，可以看出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9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封建经济社会、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转型，社会阶层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反映在话语体系上要与时俱进，即从“帝国主义侵略”“封建主义压迫”“阶级战争”“革命”“人民群众”“经济决定因素”“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艰苦奋斗”向“改革开放”“国家治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的转变。当然，由于社会结构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一些话语，如“民族”“人民”“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在当前仍然具有重大价值，关键是如何推陈出新。

同时，随着现代性的发展，话语所占据的社会空间也发生了变迁。当今社会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传统社会，而是对外开放的现代社会。一方面，多元化的社会分层，需要多元的话语去反映和整合；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利用“人权”“自由”和“民主”等话语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打造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眼光的社会主义话语体系，既反映各个阶层不同诉求，又反映整体利益的话语体系，是摆在执政党面前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习近平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笔者认为，要做到以下几点：

一、以理论为支撑。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在话语体系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要对各种错误话语体系敢于亮剑。同时，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创新的，因此，中共话语体系也要与时俱进，不仅要反映当今不断变化着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阶层，而且要反映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趋势。

二、以实践为基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生命力在于“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①中共话语体系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自然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前进的道路上不可能一帆风顺，会面临许多新问题、新情况，因此中共话语体系要有问题意识，要认真解决当前重大的、迫切的问题。

三、以历史为借鉴。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蕴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一直致力于话语体系建设，有丰富的经验。因此，吸取中华传统文化和中共早期话语建设经验，对当前中共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大价值。

四、 以国际为参照。无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在话语体系建设中都有一套好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共话语体系要“去其糟粕，吸其精华”，要“洋为中用”，既本土化，又具世界眼光。

（伍小涛，历史学博士，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