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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儒敏:在课程改革中“守正创新”

2017-12-05易丹

瞭望东方周刊 2017年41期
关键词:守正创新部编本新教材

易丹

我提出“守正创新”,过去好的教学传统和经验,以及既有教材成功的设计,都是要“守正”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和拓展

“语文教材是社会公共知识产品,众口难调,还要编出新意,确实非常难。部编本语文教材投入使用后,一线师生的反馈是非常正面的,让我们很受鼓舞。”“部编本”中小学语文教材总主编、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温儒敏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如是说。

此前,语文教材“一纲多本”,各版本教材占據各自的市场,改革意见众说纷纭。2017年教育部正式发文:9月起,全国中小学起始年级改为使用由教育部统一组织编写5年之久的新版语文教材,即“部编本”。

“部编本”的面世意味着“一纲多本”时代正式结束,人教版、沪教版、苏教版、鄂教版、北师大版等各类语文教材都将退出历史舞台。

“部编本”由教育部调集全国专家、作家、优秀教师和编辑共50余人组成编写组,加上各方面的审查专家,先后有一百多人参与编写和把关。

温儒敏表示,“部编本”吸收了各个版本的优点以“守正创新”,也可以看作是十多年来课程改革的结晶:以人为本、重视素质教育和自主性学习等新的教育观念,以及一线教学好的经验,都努力在“部编本”中沉淀下来了。

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十多年来的课程改革?

温儒敏:2000年前后,一批有理想有担当的人开始推动课程改革,编写了课程标准,也编写了相应的教材。十多年的课改是有成就的,起码一些新的教育观念普及了,比如素质教育观念,极少有人反对。

但能否落实则是另外一个问题。面对应试教育这个巨大的存在,面对国情,十多年课程改革的成就恐怕不能高估。只能说是在小步推进,未曾停留,现在还是在改革的路上跋涉。

中国的教育发展迅猛,但发展永远跟不上人们的需求,加上社会竞争加剧,存在普遍的焦虑,这些矛盾和焦虑必然投射到教育领域。现在老师压力很大,既要学生考得好,又要避免其思维僵化,两者之间需要平衡。

我们编教材也要有所平衡。一方面要落实新的教育理念,往素质教育方向靠拢,另一方面还要考虑现实中大多数学校的教学状态,他们能否用好教材。我们也有平衡中的焦虑,但要尽量有平衡的自觉。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语文教材是对过去语文教学模式的否定吗?

温儒敏 :“部编本”语文教材有许多创新,但不是对既有版本教材的颠覆,有许多新的教学设计,也不是对过去语文教学的否定。

我提出“守正创新”,过去好的教学传统和经验,以及既有教材成功的设计,都是要“守正”的,在这个基础上,去创新和拓展。新教材的课文变动不小,但许多传统篇目也得到保留,某些“老课文”,特别是某些曾经滋养几代人的革命传统课文,又回来了。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语文教材编写最大的难点在哪里?落地效果如何?

温儒敏:要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要尽量考虑到这是一个社会公共产品。

一个教材出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挑剔和批评。作为教材主编,我很害怕大家把教材看得很“神圣”,要万无一失是不可能的。有些人动不动就把教材的某些缺点放大,甚至扣上政治帽子,什么“崇洋迷外”之类,一棍子打倒,如果引起媒体误读,那就更加不好了。

现在改用“部编本”的主要是一年级、二年级、七年级和八年级。教育部在新教材开始推行后,便在进行跟踪调查,听各方面的意见,总体来说是很好的。

教材的改革,是要逐步进行的,今后我们会继续跟踪,有错就改,有好的建议就吸收,持续不断地修订完善。

更加重视激发读书兴趣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的基本目标是什么?它与过去的人教版相比,最明显的区别在何处?

温儒敏:好的语文教材要紧跟时代,尽可能满足社会需求,又必须遵循语文学习的规律,克服随意性,要好用,满足一线教学的需要。

“部编本”除了强化核心价值观、强调立德树人和加大传统文化分量,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在于读书的设计:更加重视激发读书兴趣,学习读书方法,养成读书习惯。这个意图比以往各种教材更加突出。

新教材课文的数量比以往有所减少,但教学内容特别是读书内容增加了,有两点值得注意。

一是教多种读书方法。以往不怎么教的如泛读、浏览、跳读、猜读、群读、非连续文本阅读等,都进入了教材。我建议教学也不要再满足于精读精讲加反复操练。

二是课型区分明显。教读课是举例子给方法,自读课就让学生自主阅读,体验和试用教读课上学习的方法。这就克服了以往几乎所有课全都讲得差不多,都是细嚼慢咽、反复操练的缺点。这两种课加上课外阅读,三位一体,构成了语文阅读教学的基本结构。

也就是说,新教材比以往更加重视往课外阅读延伸,真正把课外阅读纳入教学体制了。我认为这就牵住了语文教学的“牛鼻子”——多读书,读好书,好读书,读整本的书。

《瞭望东方周刊》:为什么特别重视阅读面的拓展?

温儒敏:语文是中小学的主课,但长期以来缺少“主课”的待遇。小学还好一点,到了中学阶段,语文常给其他科目“让道”,因为语文不好拿分。数学、物理突击一两个月,分数就可能增加,而复习语文几个月未见得就一定能提分。

语文是一个积累性的学科,更加讲素养、讲综合能力。语文素养的获得要靠长期大量的语文实践,主要是阅读和写作,很难靠“短平快”提升。有些学校与老师为了应对中考高考,出于功利目的,把语文“放逐”了,这是非常可惜、非常错误的。这需要克服急功近利的思想,从学生的长远发展这个“大利益”来考虑,重新认识语文的重要。

复旦大学原校长、数学家苏步青说过,如果说数学是理科的基础,那么语文就是基础的基础。无论是针对考试,还是长远发展,有什么理由不重视语文呢?

实际一点来说,若要高考取得好成绩,语文也不能被“边缘化”。现在高考语文命题有明显改进,那就是重视考阅读量、阅读面和阅读速度,甚至还考整本经典的阅读情况。

平时不读书、读书少、只会做题的学生,在以后的高考中肯定吃亏,语文会给他们“拉分”,影响整个高考成绩。有什么办法可以提升语文考分,我看只有从小学开始,重视语文,细水长流,多读书、多练笔,而不能像现在这样靠“刷题”突擊来学语文。

创造语文学习的良好氛围

《瞭望东方周刊》:新教材是否考虑到为学生减负?

温儒敏:新的语文教材并没有刻意减负。现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的确很重,但这个问题要具体分析,笼统提减负无济于事。

这个时代发展迅猛、竞争加剧,人们普遍压力大,社会很焦躁,这种压力和焦躁辐射到并转移给了孩子。这种大环境下,就算学校把学业负担减少了,家长还会再给孩子补课。

现在中小学生学业负担重,但这个“重”不全是学校老师给的,是整个社会的紧张辐射给的。这个问题不太容易解决,发过多少红头文件给学生减负,好像效果不大,这需要整个大环境的改善。

但也不能无所作为,学校和教师,以及家长,要注意少把焦虑转移给学生,要想办法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有兴趣就有效率有效果,负担也就不会那么沉重。

比如读书,你强制要求,甚至安排许多规定动作,孩子不一定喜欢读,也不会抓紧读。如果让孩子读书多一些自己的选择,甚至容许读些闲书,不要都指向考试或者写作,他们的兴趣来了,读起来就会很快,效率也很高,就不是什么“负担”了。

新教材很注意激发读书写作的兴趣,内容和思考题设计都尽量考虑学生的认知特点,往兴趣上靠,我们希望教学也能这样做。

《瞭望东方周刊》:“部编本”小学语文教材里增加了“和大人一起读”的栏目,为何考虑让家长正面参与到孩子的学习中来?

温儒敏:这是教材的亮点之一,实际上是在提倡亲子阅读。用意在于激发读书的兴趣,让孩子刚上学就喜欢语文,喜欢读书。

这也是幼小衔接的学习方式。幼儿园主要是无纸化教学,听故事多,到了小学就开始使用纸质的阅读材料了,让孩子先和大人一起读,慢慢过渡到自己读,这个过程需要大人的引导。

建议把这个栏目纳入教学计划,但不要处理成一般课堂上的课,这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延伸到课外,延伸到家庭。让家长少看电视、少打麻将、少上微信,多和孩子一起读书,这也等于创造了语文学习的良好氛围。

实际上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重要,把教育小孩的一切责任全部都放给学校教育交给老师就不管了,是不对的。

为基础教育“敲边鼓”

《瞭望东方周刊》:对于鲁迅作品在课本中的增减民间争议一直很大,在“部编本”中鲁迅作品依然占较大比重,是现代作家中进入教材最多的一位,为什么?

温儒敏:鲁迅是近百年来中国最清醒的知识分子,是民族精神的一个坐标。鲁迅能清醒地认识我们中国的传统与文化,批判传统中的糟粕和国民性中落后的部分。当今我们建设当代文明,强调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这继承不是照搬,而要有批判性的眼光与必要的选择,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精神是极其宝贵、不可或缺的。

也许有人不喜欢鲁迅,甚至认为他批评得太苛刻了。这不要紧,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喜好,但不能否认自信往往来源于真实的自省,我们需要这种真实的自省。中小学生要适当接触文化经典,让他们读点鲁迅,是必要的,即使不完全理解,也会先留下一点印象,打个底子。

《瞭望东方周刊》:教育要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要实现这个目标,在日常教育中要强调什么?

温儒敏: 如果要做一个以后能做大事且对国家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个幸福的人,一定要拓宽视野,适当地摆脱流俗。

《瞭望东方周刊》:你说自己是在为基础教育“敲边鼓”,实际上你在中小学语文课教育改革方面作出了许多贡献,作为一个学者,为什么要参与这些事情?

温儒敏:我的专业是做现代文学史研究,大概十多年前,我从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开始,就想到要适当介入基础教育了。

2003年,我主持成立北大语文教育研究所,做了很多实事,包括:组织对全国中小学语文教育状况的9项田野调查,参与修订国家语文课程标准,参与高考语文改革的研究,在“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中连续多年培训20多万名中小学教师,组织编写中小学和大学的语文教材,培养语文教育研究生、博士生和博士后等。

但我还是把介入基础教育看作是“敲边鼓”。我希望更多师范大学重视“师范”的本分,也希望更多学界同仁能为基础教育出点力。2012年,教育部聘我为中小学语文教材的总主编。这件事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太难了,有几次想不做了,但想到这是功德之事,是“大学问”,可以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又能回馈社会,才坚持下来。

我深感在中国喊喊口号或者写些痛快文章容易,要推进改革就比想象的难得多,在教育领域哪怕是一寸的改革,往往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我们这些读书人受惠于社会,现在有些地位,有些发言权,更应当回馈社会。光是批评抱怨不行,还是要了解社会,多做建设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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