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琴

大编辑的文字风景
——从《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谈何启治老师

□王玉琴

一

我的书柜里，有一排位置，整齐地排放着何启治老师的赠书，这些书，大多结集、完成于他退休之后。2016年国庆节前夕，当我将新收到的何老师的新著《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归类放进书柜的时候，对这位刚刚荣升80后的忘年老友再生敬意——生于1936年9月的何老师，十几年来渐行渐歌，将自己几十年经过的路，凝结成文字，不仅仅外化了他内心的景致，还以自己的生命状态，装点出了一道别致的文化风景。由于收录在《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的文章，大多首发于他在《海燕》杂志开辟的“文坛师友录”专栏，由于何老师将他的手稿陆陆续续地寄给我，再由我转交编辑部，在将这些手稿转换成电子版的过程中，我也就做了一些辨识笔迹、帮助校对的工作，有幸成为某些文章的第一读者。但重读这本书的过程。则是从整体上领略何老师通过文字展示纪实散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力量的过程，正如何老师所言，他通过这些回忆文章所追求的，无非是披露真相、表达真情、探求真理。而蕴含了真相、真情、真理的文字，意义非凡，当得起百读不厌。

我认识何老师，应该是在1991年夏天。他去西北参加某位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借道西宁去看我的朋友杨志军（《藏獒》的作者）。我便在志军处巧遇了年过半百的何老师，谈起和青海的缘分，何老师说他1974年到1976年，作为当时中央出版系统派出的唯一的援藏教师，在青海的格尔木工作过，而后强调他脸上的类似醉酒的酡红和红血丝，就是拜那两年的高原生活所赐，他认真而坚持地称其为高原红。他的认真和坚持，让当时生长在高原已经25年的我，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在我的常识中，真正的青海人若到平原生活几年，就会褪去高原红。哪有平原人在青海待了两年，高原红便经久不褪的道理。

最初得到何老师的赠书，应该是在1991年年底。我去北京出差，志军托我给何老师捎东西。在朝内166号何老师的办公室，我完成任务的同时，得到了何老师的赠书《少年鲁迅的故事》。还记得他当时的絮叨，大致是他做编辑若干年，绝大部分时间都在给别人做嫁衣裳，这么多年时间，他只有自己的这么一点点可看的文字，送给我，让我有时间的时候翻翻。不过，不久的将来，他又会有一本自己的书出版。他说他正在用业余时间一点点地完成一本小说，蓝本是自己1989年6月到1990年6月在美国探亲并一度到唐人街华人餐馆打工的经历。关于那次见面，我记住了两个细节，一个是何老师谈到自己只有这么一点点自己的文字时，流露出的很深的不好意思；一个是何老师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本好看的书问世。两年后，调动工作至大连日报文艺部任小编辑的我，向他这位大编辑约稿，他也就很慷慨地支持了我这个小编辑的工作。大连日报也就有幸以《中国教授在纽约》为名，连载了他的这部纪实文学作品。二十几年后，做了若干年编辑的我，感同身受着何老师当年流露出的不好意思——因为我至今没有太多的文字可以拿出来说明自己的写作水平。而何老师，在退休之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则积累了很多属于他自己的文字，这对还没有退休的我，起着路标和榜样的作用。从有样学样的简单道理出发，我也就对自己将来退休之后会创造出作品来，充满期待。

二

如果问我当代文学作品里最心仪的是哪一部，我的回答是：《白鹿原》！这部雅俗共赏堪称经典的作品，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受，我的体会是，这本小说从两个方面启发了我的人生。一是通过最良善最直心最美好的主人公们被戕害的命运震撼了我，让我有机会以怀疑的目光打量人云亦云的历史，使我自此能够思考着不盲从地从青年一枚生活到了知天命之年；一是通过陈忠实塑造的活灵活现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让我形象地了解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会凝结出怎样的个体生命。受此启发，我从此心无旁骛地在中华文化儒释道间来回逡巡，而后一门深入，立下了不追到究竟处一定不罢休的宏愿，使此生余下的时间里不再有犹豫不决。

能有这样的明白与笃定，需要感恩的人和事有很多，师恩、父母恩、众生恩之外，之一是要感恩从未谋面的作家陈忠实，之二则要感恩我的忘年之友何启治老师，他是《白鹿原》的审稿编辑之一和责任编辑之一。早在1973年冬天，何启治老师便初识陈忠实，并约请他写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1990年10月24日，陈忠实写信给何老师回应自己的长篇创作，真可谓是践行经17年之约，是他们几十年的积淀和努力，启发、激荡了我的灵魂。

关于《白鹿原》和陈忠实，何老师累计有十多万字近十篇文章对其进行毫不犹豫、理直气壮的肯定与赞美。我做了第一读者的，是首发在《海燕》杂志上的《陈忠实与永远的〈白鹿原〉》。何老师这个80后。一直没有随时代的变化完成换笔这个动作。收到他手写的、我代《海燕》杂志约的稿件，辨识笔迹、帮助校对、保证无误出版也就成了我当仁不让的一件工作。工作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和感动的过程，了解着一本书怎样凝结着大作家和大编辑的深情和厚谊，就是在体会着文学的神圣与美好，感动于他们老哥俩随时光流转的友谊。我期待着那些记载着他们两人与《白鹿原》的故事和细节结集成书的日子，因为，他们之间的传奇，是真正的人间佳话，佳话，当得起争相传颂。

三

如果问我最喜欢的当代诗人是哪一个，我的回答是：牛汉！

最初了解牛汉的诗，是因为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诗集，责任编辑谷风将《牛汉抒情诗集》送给了我，一读，便手不能释卷地喜欢。当其时，有那么一些写诗的人们，争相将简单的道理用复杂的语言和表现形式反复缠裹着，读来让我不知所云，便直言不喜欢。而牛汉的诗，则为我打开了一扇门，门里面的风景，居然可以用最简单的语言阐释出颠扑不灭的景致，入心入魂。于是我一读再读，换了角度学习，依旧望尘莫及，由于不知该如何表达，于是直言最喜欢。还记得是在1992年春天，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因为在北京，就有见何老师的机会，聊天中，我告诉了何老师我对牛汉的诗的喜欢，他当时很神秘地一笑，让我难解其意。没想到，过了不几天，何老师给了我一个天大的惊喜，他到鲁迅文学院找我，推着一辆自行车，将我引到了牛汉的面前！

那个人生瞬间从此定格在了我的生命中。高大、健硕、开朗、明亮、慈爱、智慧，坚强……穷尽词汇，我不能描绘出牛汉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他的精神世界该有多么丰盈，才能使这样的一个生活在凡尘中的肉身，如此地纤尘不染。所有的人间不幸和磨难，落到他的身上，居然都能够轻轻地抖落，该需要怎样的心力和胸襟？而他就那么不经意间地轻轻一抖，非凡的光芒便开始四射。

见过牛汉，我便明白，所谓的诗，根本就不是写出来的。所谓的诗人，其实是一个初心不改的存在。真正的诗人和真正的诗，是天成的，非后天的努力可以达成。

这一认识，直接导致我自诗歌《谛听雨声》问世后，不敢再提笔问诗，问诗便担心显出清浅。直到二十年后，我才能够有诗歌《活在当下》从笔端流泻，此后的心得是：如果我不能够“在状态”，便不可能有真正的诗出现。而那个“在状态”，却又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言语道断的一个存在。

2008年秋天，退休将近10年，已经72岁的何老师将一本《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放在了我的面前。我无法用准确的语言描绘那个瞬间我复杂的思绪，不知是该羞愧自己的虚度光阴，还是敬佩何老师不教日月等闲过的勤勉。细细地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无数次地洒下泪水，或击节，或慨叹，不仅仅为这本书的厚重，更为完成这本书的两个人的豪情——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何老师是69周岁的小老弟，牛汉是82岁的老大哥。三年后，这本书由三联书店出版，何老师这个小老弟72岁，牛汉这个老大哥85岁，他们兄弟俩，以157岁的高龄，完成了一本巨著。

曾经多次和何老师谈过这本自传，何老师说，他自己也暗自庆幸，为编辑、出版这部沉重而真实的《牛汉自述》所尽的绵薄之力。

他说这话时的举重若轻，让我体会到了他这个人内心里宏大的力量，这力量可以用心去体会，却无法用语言去准确表达。

2012年12月，在为《海燕》杂志整理何老师手写的《可敬可爱的牛大哥》一文时，我和何老师有过多次关于牛汉的专题电话。何老师说，牛汉对他有一个评价，也算是批评，说他性格里缺少了一点点勇敢。我反问何老师，你自己怎样判断自己？何老师说，他认为牛汉对他的评价很客观。感受到何老师对自己的人生有些近乎苛求，我认真地告诉何老师，别为难自己，也别去想象自己外化的勇敢，千人千面。因为有了《白鹿原》和《牛汉自述》这两本书做印证，他有一颗什么样的心，已经一目了然。如果说《白鹿原》尚有冥冥中的命运的牵引，表面看来似乎是某一种幸运偏偏就眷顾了他，那么，对《牛汉自述》这本书的选题把握，见出的就是他的大丈夫胸襟。

2013年9月29日，诗人牛汉辞世，惊闻这一消息，我打电话给何老师，担心他不能接受这骤然而至的打击，想帮他缓冲一下情绪。他仔细地告诉我获知这一消息的过程，我则慨叹牛汉老前辈堪称“同辈人的镜子，后来人的楷模”。我们分享着心灵里共同的不舍，一起庆幸历尽磨难的诗人这一次走得没有一点痛苦，坚信他一定去了一个光明而温暖的地方。没出半个月，我就收到了何老师寄来的手稿《天堂已传来迎宾的歌声——敬悼诗人牛汉》，我在为《海燕》杂志整理文字时，心里明白无误地感受到，我们这是在怀念我们共同的亲人。

四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我的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我和何老师之间的话题，渐次丰富。我对何老师的了解，也渐渐深入，我们之间的忘年情谊，渐渐展开，但我们的话题，永远离不开书。

何老师是在1999年从工作岗位上退休的，已经63岁的他，在这十七年时间里，出版了近十本书。它们依次是《文学编辑四十年》《陈忠实散文点评》《何启治散文》《何启治作品自选集》《美丽的选择》《我仍在苦苦跋涉——牛汉自述》《生正逢时——屠岸自述》《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还有一本《我与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将于陈忠实去世一周年的纪念日面世。

而我的这十七年，在文字上几乎是一个空白。1999年底，我因为一场感冒迁延不愈长达三个月诱发了甲亢，之后的时光就在坚持工作、治疗疾病、恢复健康中度过。期间偶有日月平稳的日子，曾经同何老师谈过我对创作经济类题材的小说已经有素材上的积累，他立即寄来周梅森的《天下财富》等小说让我做参考。2015年一次见面时，我对何老师说，我应该拿出时间和精力研究牛汉，他立即将书柜里若干本马上可以拿到的、关于牛汉的资料拿给我。联想到我因为青春年少而虚度光阴的日子里，何老师曾经对我有过“你若不写作，我对你便一无用处”的恫吓，心里是知道他这个大编辑，对我是有所期待的。只是我不大明白，他对我的期待，是出于他的“职业疾患”，还是他有着一双慧眼，发现了我身上有着写作潜力。前几天和何老师通电话，他很关心地问起我职业生涯里的高级编辑职称评审情况，他追问我有什么优势，我回答说，所谓优势，就是我是报社参评人员里年龄最大的一个。他则不失时机地追问，你有没有一本书可以说明你的水平？我在电话的这一端嘿嘿地笑，不中他的招地说，我参加的这个评审，不需要文学作品来做业务说明。他在电话的那一端也嘿嘿地笑，遗憾我没有中他的招。

我知道，如果我不写出一本书来，这一事实，就是我和何老师之间的一个伤疤，他对我的成长，是费了心的。而我也是想写一本像样的书的，但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加，我发现，我的准备不足。这准备，不仅仅是素材上的、知识上的，还有心力、体力和耐力方面的准备。

由于何老师的近视眼在2006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了1450度，近几年我换了多个角度劝他放弃写作，放弃阅读。我劝说他，老年人一定要学会虚度光阴，要把晒太阳、看风景当作每一天的重要生活内容。但就在这个劝说的过程中，我们依旧谈我们之间永恒的话题——文学。期间我介绍多年的朋友、《海燕》杂志的主编李皓和他相识，意在帮助李皓重新熟悉一下一度因为新闻和广告工作而有了陌生的文学圈。何老师慨然应允，立即呼朋唤友地组织亲友团力挺，随后则身体力行地以写稿的方式支持《海燕》。先是有零星的单篇游记和散文寄过来，我以为是怡情悦性之作，后来则发展成开了一个叫作“文坛师友录”的专栏。自此一发不可收，横跨2013、2014、2015三个年度才收手。在这些文章里，他侧重写自己和当事人的交往，或者是一个剪影，或者是一幅速写。这些首发在《海燕》杂志上的文章，就是结集出版的《朝内166：我亲历的当代文学》中的绝大部分文字，而他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则留下这样的文字。其时我的眼睛已经因为黄斑变性和视网膜劈裂而几乎失去阅读和写作的能力。

真是大音希声。

五

和何老师最近的一次见面，是在2015年10月。我去他位于北京东中街的家看望他，意在了解一下视力急剧下降的何老师怎样安排生活。

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发现他的身边有一位很好的保姆。那是一位来自山西的大姐，本色而天然，质朴得能让我闻见黄土高原的泥土香气。吃饭的时候，我问何老师是不是自从用了这位大姐，生活质量没有下降但金钱支出却骤然下降，何老师很诧异我居然能够很准确地把握到他生活里出现的这个新变化，问我何以会有如此神通。我则笑而不答，心里则是一份因为了解了生活之后才有的自在，并因何老师对日常生活的随遇而安而心安。知道那位保姆大姐会读书给何老师听，我对她真是心怀感激。谈话间了解到她生活里颇多坎坷与不顺心，离开老家到北京应聘照顾何老师的生活，也算是躲开复杂取一简单，过几日没有烦忧的生活。何老师和我谈到，保姆在读孙惠芬的《生死十日谈》给他听时曾失声痛哭，何老师则嘱咐孙惠芬送她签名的著作。此一细节，依旧是非何老师不能为，因为本色如此。我看看保姆大姐，看看何老师，笑问何老师，过个几年，你将我这保姆大姐调教成作家的可能性有没有？何老师将目光投向虚空中，并不作答，而我因为何老师的不作答，对这位保姆大姐未来会成为作家，充满信心。

因为担心何老师的寂寞，在听闻王蒙老年又遇幸福的时候，我真心的希望，这样的幸运也能降临到何老师的生命里。为此我梳理了一遍我身边的单身女友，试图按图索骥，结果希望渺茫。可我心念里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便很难灭去，有时和文学圈的老朋友见面，我会问他们身边有无合适的人选。被反问怎样的人选才合适时，我讷讷地说，我就一个想法，那个人，怎么也得有这个水准——不能把何老师那满柜子的当代作家签名赠书称斤论两地卖到废品站去，至少要有能力办一个微型的图书展览馆吧。我这样讷讷的时候，心里则惴惴着：遇见那么一个人，该有多么难啊！可要是遇不见那么一个人，何老师的日子，目前看来过得也还不错，被这个朴素的说西北方言会做面食的大姐像过日子一样给照顾着衣食起居。他的视力虽然下降了，但她可以读书给他听，简单的文字处理，她应该也是会的。其实，能遇见这样的保姆，也是一种福分，不知何老师是否这样理解。

最近一次和何老师通话，是在几天前，我问他最近身体状况如何，他说腰椎狭窄压迫坐骨神经的问题已经经医生做局部麻醉封闭治疗后大为改观，活动已经不再受限制，眼睛没有什么变化，没向好的方向发展但也没变坏，脸上的高原红还在，只是红血丝不那么明显了。听他说到高原红，我忽然控制不住自己地在电话的这一端大笑，笑他几十年来心心念念一直想变回那个尚无高原红的白面书生。他在电话的那一端说弄不明白我为什么会笑得如此无所顾忌，我打马虎眼说，也许是和他通电话情绪放松，心里则在想，那让何老师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的“高原红”，已经成了他的一个符号。而他怎样才能明白，相由心生，那经久不退的所谓高原红，示现的，是他心里对文学经久不退的热，是文学之酒，让他始终微醺而不醉。

以上若干字，有那么点道理否？

责任编辑 张明晖

实习生 邱 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