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建群

蔡元培是北京大学第四任校长，他辞职离开北大时，四望一眼，发了这么几声感慨：“我终于得以解脱，从此以后不想说的话可以不说了，不想做的事可以不做了，不想见的人可以不见了。”几年前，我卸去了一个社会职务，欢送会上，大家要我做几句表态发言，于是我端起酒杯，环顾左右、鹦鹉学舌，原原本本地说了蔡前辈这段话，说完以后我说：“我终于得以解脱，可以为自己活一活了，我将把自己平民化，将用平民化的视角来写作，来思考问题。”

我还说：“中国两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是‘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我们没有独立文化人这个概念，那么就从现在开始，从我开始吧！”

大画家雷诺阿功成名就以后，说过这么几句饱含人生况味的话，他说：“当我终于买得起上等的牛排的时候，我口中的牙齿已经所剩无几了。”作为法国印象派大师之一的雷诺阿，我过去一直不太喜欢他的画，觉得浅显、虚浮，有些媚俗，尤其是描写枫丹白露森林中贵妇人席地野餐的那些画。我觉得他的画较之莫奈的从容，较之德加的睿智和充满规则，较之梵高的疯癫、炽烈和反规则。雷诺阿的艺术造化和他们应该不在一个层面上，但是在读到雷诺阿的这段话时，我的看法变了，我理解了他，华丽也是一种美，这句话我觉得我可以走进这位艺术家的内心。

雷诺阿在这里说他的牙齿，这叫我想起我的牙齿。大约廿年前，我口中的牙齿就已经所剩无几了，真牙已经摇晃一阵，脱落了，于是我只得再去医院重做，接待我的仍是廿年前的那个张教授，世界著名牙科专家。在那一刻我认出了他，他也认出了我，他说那一口牙你戴了廿年，我说是的。我戴了廿年，我还说：“劳驾你再为我做一口牙吧！这大约是最后一次做了，因为再有个二十年，我恐怕也就该交代了。”

我说的是实话，张教授听了不知如何作答才好，于是在后来的整个制作过程中，大家都默默无话。

大仲马是《基督山伯爵》一书的作者，法国大文豪，他要死了，躺在病床上，只见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三个铜板来，敲敲说：“巴黎这座城市真不错，当我从乡下来的时候，身上装了五个铜板，你看花了大半辈子了，还没有花完。”

于我老高来说，也常常有这种大仲马式的感慨。在举办名曰“六十初度”的画展的时候，我对人说：“西安这座故乡的城市，待我真是不薄，给我饭吃、给我衣穿，还容忍坏脾气的我，提着一只秃笔，四处涂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