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肖锋

“江歌遇害案”重回舆论，并已变成了“江歌刘鑫案”。从江歌被害的法律案件，变成了与江歌遇害有关联的刘鑫，应承担什么责任的社会道德案件。

事件的来龙去脉，简而言之，是2016年的11月3日晚上，留日女学生江歌在东京被一个叫陈世峰的人杀害。陈世峰是江歌的闺蜜刘鑫的前男友。事发时，刘鑫正借住在江歌家，二人一个在门内，一个在门外。但因为没有监控，没人知道那个夜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但种种推测以及刘鑫后来的表述都证明，江歌是为了帮助刘鑫躲避前男友的骚扰而遇害。

然而，刺痛社会敏感神经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刘鑫以及她的父母，在江歌遇害后的所做所为。

比如，事发后江歌母亲发微信询问，刘鑫回复：“对不起，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复你。”比如，刘鑫母亲在电话里吼：“你闺女叫人家杀了，你去找杀人犯，别找着俺！是她命短！”甚至一再陈述，江歌母亲在网络上曝光刘鑫一家的信息后，刘鑫丢了工作。当然，江歌母亲曝光刘鑫一家住址、工作单位、车牌号等隐私，动用网络力量“逼”刘鑫与她见面的做法，在中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也是有触犯法律的嫌疑的。

细细体会，江歌妈妈一直坚持要与刘鑫见面，想要的，不过是刘鑫的一句话：江歌是为我而死的，我对不起她，也对不起您——她渴望的是对江歌生命的感激和尊重。既为闺蜜，又是室友，同时又是案件相关人，这种表达似乎是人之常情，但为什么对刘鑫及其父母却那么难？

把视角从这个极端杀人案中拉升，我们会发现，这种行为在中国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这个社会缺乏一个基本的道德性的社会共识——在接受帮助时，应持有怎样的态度？在别人遇到困难时，该怎样面对？在他人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相冲突时，该如何选择？如果维护他人的利益，便需牺牲自己的利益，又应怎样决定？

这些，是“江歌刘鑫案”带来的终极拷问，也是当下中国最稀缺、最难以达成共识的问题。再怎样讨伐刘鑫，也无法使江歌死而复生。但如果每个人都对此扪心自问，江歌的死，或许可以走出讨伐刘鑫个人的阴霾和轮回，她的生命也会更有价值。

丹麦发生过一起恶性杀人事件。当地报纸报道时，用了这样的标题：不要让他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当地报纸希望通过这个标题发出警告：不要陷入以暴制暴。同样，面对“江歌刘鑫案”，我们也要呼吁：不要让失德者破坏了我们的价值观。

在喧嚣中还有一些信息被忽略了。江歌遇害后，江歌妈妈匆匆赶往日本。她举目无亲，不通日语，只能通过微信请求同胞的帮助。她忐忑地走出东京机场时，看到许多人手里举着纸牌：“接江歌的妈妈”。她说，看到这个情景，她哭了。

在处理江歌后事的过程中，许多在日的华侨和留学生都赶来帮助她。江歌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也是这些与江歌素不相识的人们承担的。之后，他们两次自发募集了近10万元善款，希望帮助贫寒的江歌母亲为江歌修一座墓。

或许刘鑫的道歉来得太迟，但江歌的善良没有被辜负，没有被同样善良的人所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