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梅

“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

黄 梅

元末明初时众多湖广籍的人士涌入重庆，形成双籍地人士。双籍地人士逐渐发展壮大形成氏族，这些氏族在科举、人才教育、文化传播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引领作用。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促进了重庆地区的人才培养，丰富了重庆地区的文化习俗，对重庆地区的文化融合和文化多样性有着重要贡献。

湖广填四川 重庆历史文化 传统文化

重庆府地处四川东南部，在历史的进程中重庆地区容纳了众多移民，元末时期明玉珍在重庆建立的大夏政权及洪武年间的 “迁民入蜀”政令，又一次推进了移民重庆的进程。道光年间的《重庆府志》载：“重庆者，南控黔滇，东达荆楚，袤延几二千里，为西蜀一大都会。”[1]重庆的南部与云南、贵州相接，东部与湖南、湖北相连，经济繁荣、文化多样且具有包容性，湖广地区的民众愿意移民重庆地区。严如熤在《三省山内风土杂识》中论及四川人口结构时曾说：“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有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之民约有三四分。”[2]在书中他从农业、人口、风俗等方面进行论述，指出客居之民逐渐定居于巴蜀之地，使重庆府存在众多的双籍地人士，即其祖籍地与居住地不一致。

重庆双籍地氏族数量众多，双籍地氏族中为官人员数量庞大。明代在朝廷为官的重庆籍官员，其先祖多为元末明初时期迁入重庆地区，在重庆地区逐渐发展形成氏族。研究明代重庆籍双籍地氏族状况，需理清重庆土著及双籍人士的状况，对双籍地人士的界定也需斟酌鉴别。借鉴葛建雄在《中国移民史》中对双籍地人士的界定，本文认为双籍地氏族需符合以下几点：第一，在县志或者族谱中有表述其为移民；第二，县志或族谱中有记载原籍地和现居地；第三，其家族人员经过多代繁衍，人丁兴旺，在科举、文学等方面成就不斐。[3]分析重庆府双籍地氏族的科举情况，可以探知移民的原籍分布及移民的生活水平和身份特征，以及双籍地氏族的科举观念及家族文化。元末明初移民川蜀的移民浪潮，促使重庆府容纳了众多的外籍人士。众多移民迁入重庆，对重庆的经济、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情况

氏族的形成需要经历漫长的时间，其具有同宗同源的特性，有宗祠、祖墓、族谱等展示氏族的延续进程。根据明代成化年间的 《重庆府志》和清代道光年间的《重庆府志》以及各县的县志、族谱等，统计出双籍地氏族。通过统计，清道光年间《重庆府志》记载36个氏族，双籍地氏族为16个，根据万历《重庆郡志》及各县县志另补12个氏族，其中另补氏族中有双籍地氏族3个。即有19个氏族明确记载为双籍地氏族，这些氏族于元代末年至明朝初期从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迁徙至重庆（见表1）。

表1 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及籍贯

由于地方志记录的迁徙地详略不一，结合了明代的《皇明进士登科考》、《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皇明贡举考》等科举文献，考证出双籍地氏族的原籍地。

从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及籍贯分布情况，可以看出双籍地氏族具有集中性的特点。双籍地氏族的原籍地主要集中在湖广、江西等地，现居地又集中在巴县、江津县、长寿县、永川县等靠近重庆府城的地方。且移民籍贯分布受地理和社会因素的影响，偏向平坝、丘陵地区，偏好靠近长江沿岸交通便利的区县；趋向中心城市经济相对发达而毗邻地区可供开垦发展的区县。

元末明初，大量外籍移民迁入重庆，清光绪年间的《孝感县志》卷八《兵事志》云：“（元顺帝至正）十六年，玉珍率兵袭重庆，称夏主，孝感人多随之入蜀。”[4]宣统《广安州志》卷六《兵戌志》载：“廖永忠平蜀，以府县民或助为乱，大肆屠杀，复迁麻人来实兹土。”[5]《明史·食货志》载：“四川西南至船城，东北至塔滩，相去八百里，土膏沃，宜招集流亡屯田。”[6]大量的族谱也记录了其先祖入蜀的经历。《简州傅氏族谱》论及四川重庆傅氏支族有云：“洪武中，平明玉珍，以楚实川，故蜀人多麻城籍。”[7]重庆府永川县的吴氏家族，从其先祖的墓志中得知入川定居的行迹，《王孺人墓志》镌刻：“孺人原籍湖广黄州府蕲水县……大明洪武五年入蜀。”[8]咸丰《云阳县志》也明确记载有云阳县“邑分南北两岸，南岸之民，皆明洪武时奉漱由湖广麻城徙来者”[9]。大量史料证明，元末明初有大量的移民迁入重庆，借长江水运“通巴蜀，上溯金沙江”。元末明初湖广、江西等地之民迁徙重庆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方面：一是因元末时期明玉珍在四川重庆的称王卷携大量湖广籍士兵跟从；二是明代初期朝廷派兵攻打明玉珍政权后，导致蜀地民生凋敝，朝廷下达政令促使湖广、江西等籍人士填补四川重庆；此外还有些移民因避乱、流寓、流罪等原因迁居重庆。

表2 明代重庆府双籍地科举情况及时间

二、重庆府双籍地氏族的科举状况

明代双籍地氏族在漫长的积淀延续过程中，逐渐显现出以诗书传家的特性，各个氏族皆有众多科举及第的能人才士。根据《四川通志》、《明代地方志传记索引》及《皇明进士登科考》、《国朝历科进士题名碑录初集》、《皇明贡举考》等科举文献考据出明代重庆府双籍地科举情况。

元末明初以来，迁入重庆府的移民成分复杂，主要以军籍和民籍为主，此外还囊括了部分官籍、匠籍、灶籍等。定居下来的移民经由一代代繁衍发展，逐渐形成新的氏族。来自长江中下游因避乱、贬官等因素迁居重庆的士人，学识涵养高，对科举取士也十分推崇。这些从湖广、江西移民而来的双籍地人士经过科举选拔的途径，又重新进入主流文化圈，增强了重庆地区对才学的重视，促进了重庆地区的教育发展。

重庆府双籍地氏族对科举十分崇尚，具有在朝为官、一展抱负的壮志。明代四川省中进士的数量共1406人，重庆府占318人。重庆双籍地氏族中进士者有41人，占比为12.8%；明代重庆府中举人共1417人，双籍地氏族中有86人，占总人数的6%，且中举及第的双籍地人士在明代各朝呈递增趋势（见表2）。从数据分析结果可以得知，重庆府双籍地氏族中举比例高，显示了其对科举及第的重视。明代宣德年间丰都县进士余铎的《儒学科贡题名记》论述了重庆府对科举的重视：

科贡之得人尚矣，粤自成周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义，兴其贤者能者，其原昉于此焉……圣朝开国建学，以育才设科，以取士，士之有成效者，荐之春官，升之胄监，作养造就咸适于用何其至欤。丰都县儒学，自洪武纪年初至于今日，得人之盛超轶他邑，由科第出身者，余公亨，曾添麟，以至王公瓒膺……斯举也，惟使前烈垂誉于无穷，亦使后学激昂而奋发。有志竟成者，登名是列，跂迹前修，使贾董、韩范、欧富之俦不专美于前，而相与同芳百世可也。[10]

从《儒学科贡题名记》中可以了解到科举作为取贤任能的方式受到世人的尊崇，重庆府因科举进入仕途的文人众多，丰都县对于科举也格外重视。通过科举及第入朝为官，可以光耀门楣、垂名后世。重庆府众多的双籍地文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科举入仕的官员经由多代发展延续逐渐形成氏家大族。氏族中的贤哲之人又通过言传身教带动重庆地区的教育发展，造就了明代重庆地区众多的名人才士。重庆双籍地氏族对于科举及第意识的崇尚尤为明显，甚至定下严格族令，要求族内子弟必须读书，重庆《刘氏族谱》便定有子孙需读书贤达的族令，其先祖“著有《日知录》行世，属召子孙，日不读书者，非我子孙也”[11]。氏族之家多认为“惟读书然后能明”，可见重庆双籍地氏族十分重视教育，主张子孙多读书，一则为博取功名光宗耀祖，一则为通过教育能够知书达理、修身明德。

重庆双籍地氏族在文化教育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修建书院、教学授徒方面。众多通过科举入仕名声显著的官员、才士通过建造书院、开办义学等方式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荣昌县的喻茂坚经由科举及第官至刑部尚书，其返乡后在荣昌县东城的“尚书巷”建尔雅书院；江津县的江渊于明宣德五年考取进士，任文渊阁大学士，其返乡后于江津县建有梅溪书院；丰都县的杨孟瑛经由科举入仕后在其少年时读书之地建平山书院，旨在“使吾乡之秀与吾杨氏之子弟诵读其间，翘翘焉相继而兴，以无忘先君之泽”[12]。在崇尚礼仪、重视文化教育的大环境的影响下，重庆地区的民众在尚武好义、强悍质朴的性格基础上又增添尊崇仁、礼，推行文化、师学古人的特点。

三、重庆府双籍地氏族的家族文化及对当地的影响

元末明初大量移民进入重庆，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产生重大影响。蓝勇在《西南历史文化地理》一书中对明代四川地区人才的地域分布进行了统计，指出明代四川文人才士的地域分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成都为重心，川东的重庆府次之。蓝勇进一步表明川东地区重庆府的巴县、合州、铜梁、涪州等地构成了新兴的教育中心，成为四川地区教育人才密集的城市群，并指出明代重庆府双籍地人才数量颇多，对重庆地区的文化教育具有良好的文化导向作用。[13]

（一）重庆府双籍地氏族显著的家族文化

重庆府的双籍地氏族在教育人才方面有着卓越的成就，众多双籍地氏族中的族人以文章、政事、军功、科第、名位等昭显于世。蹇氏家族的蹇达因保家卫国、抗敌退夷而标榜千古，举为乡贤并建祠供奉；张氏家族的张佳胤、刘氏家族的刘春文采卓然，尤擅诗文而声名鹊起、闻名一方；喻氏家族的喻茂坚因为官廉洁、克己奉公而载入史册。重庆府双籍地氏族的文人才士，不仅在当地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在明代社会也具有影响力。以铜梁县的张姓氏族为例，其氏族中中进士者有四人，举人二人，在当时颇有名望。张氏家族中的张佳胤被称为 “后七子之一”，与明代大文学家杨慎、王世贞等都相交甚好。

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对张佳胤的生平经历、诗文风格进行了叙述点评，其认为张佳胤是文才武略兼备的士人，张佳胤在嘉靖年间便已经享有盛名，品行谦恭素雅，才气纵横尚雅。张佳胤在文学方面崇尚风雅，其诗研磨虽乏深韵，依然得到诸多文士的推举和认同，是四川地区少有的能人才士。张佳胤文韬武略兼善，其为官正直多有政绩。他在文学方面的造诣颇多，著有《居来先生集》六十五卷，《东巡杂咏》一卷；《全明散曲》录有其套数《秋怀》。

明代重庆地区享有盛名的除张氏家族的张佳胤之外，蹇氏家族、江氏家族更是人才辈出。巴县的蹇氏家族中的蹇义为洪武乙丑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著有《蹇忠定文集》；蹇达为嘉靖壬戌科进士，官任兵部尚书，著有 《凤山草堂集》；蹇来誉为嘉靖庚戌科进士，出任佥宪；蹇霆为洪武乙未科进士，官至侍郎；蹇贤为永乐戊子科举人，官任湖广布政使；蹇惠为景泰庚子科举人，授南安州知州。江津县江氏家族中的江英为洪武举人，官任贵州布政司左参议；江渊为宣德庚戌科进士，官至工部尚书加太子少师，著有《观光集》、《锦荣集》；江孟纶为成化丙戌科进士，任职御史巡按陕西，著有《梅庵集》；江鹗为弘治举人，官黄州府同知；江学为隆庆举人，官陕西郿县知县；江洪为万历举人，官什邡教谕；江献图为崇祯举人，官忠州学正；江尔文为崇祯举人，官佥都御史。

（二）重庆双籍地氏族完成巴楚文化整合

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将楚文化与巴文化结合，衍生出独特的风俗“半巴半潇湘”的状态，促进了重庆府文化多元融合，开创了重庆双籍地氏族引领文化发展的新局面。重庆双籍地氏族逐渐的发展并促导了巴楚之地文化整合，形成社会价值认同和风俗习惯认同。重庆与湖广地区的文化认同不仅是因为巴楚接壤导致民俗类同，更是由于明代湖广移民尤其是影响力巨大的双籍地氏族促导了巴楚文化的融合，以至清初湖广民众再次移民四川时，便对巴蜀之地有颇高的认同感，认为川人“半楚”“半潇湘”。清代《竹枝词》里面多有体现“楚风半杂蜀人风”的特点，田泰斗有“一夜元宵花鼓闹，杨花柳曲四川腔”；陈基《竹枝词》云“巴人缓步牵江上，楚客齐歌《行路难》”。

重庆府双籍地氏族提高了重庆地区的文化教育，促进了文化交融，丰富了重庆地区的饮食、语言及风俗习惯。巴蜀地区的文化习俗随着历史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定远县志·风俗》中明确表明在重庆定远县的民俗受湖广地区影响以至“民俗半楚”。丁世良等编的《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西南卷》对巴蜀风俗进行了论述，并表明端午插艾蒲、龙州会，元宵送灯等习俗皆由湖广传来。《麻城县志·风俗》云：“端午。角黍交赠，采药，插艾蒲，雄黄泛酒，系彩辟恶。是月作纸舫祈神，为龙舟会，备旗幡鼓乐，扮人物故事，竞尚华靡，动破中人之产。”[14]《万县志·风俗》载：“端午，家悬蒲艾于门，亦有制艾虎者。是日正午，必备雄黄之酒，辟毒也，小儿耳鼻胸背遍抹之。制角黍，转相馈遗。尤尚竞渡，旗分五色，角胜争先，钲鼓喧阗，炮声不绝，乡市往观者云集江岸。”[15]入川的双籍地人士把岁时节令、风俗、饮食习惯等带到了重庆，丰富了重庆地区的习俗文化，对重庆地区的社会民俗文化留下了深刻影响。清代李化楠的《涵海·醒园录》对巴蜀之地菜品的烹调方式、糕点的制作方法、食物的保鲜等进行了分析，论证四川地区的饮食结合了湖广一带的特色，尤其在稻谷米饭作为主食方面更是受湖广一带影响。善于垦荒的湖广籍移民发扬其屯田种植稻谷的技术，于是有“川米贯于东西，视楚米尤多”的论点。《巴县志》卷五中也提到重庆方言中的“拌”“崽”源于楚语，“难为你”“莫夭”由吴越音转化而来。

[1]（清）王梦庚 寇宗：《重庆府志·舆地》，道光二十三年（1843）刻本，第 5 页

[2]严如熤：《三省山内风土杂识》，载《中国移民史》卷五《明时期》，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61页

[3]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

[4]（清）朱希白 沈用增：《孝感县志》，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82页

[5]宣统《广安州志》，《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巴蜀书社，1992年

[6](清)张廷玉等:《明史》卷七十七《食货志》，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883～1884 页

[7](清)许曾荫等：《简州傅氏族谱》，《永川县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463页

[8](清)许曾荫等：《王孺人墓志》，《永川县志》，清光绪二十年刻本，第790页

[9]（清）江锡麒 陈昆纂：《云阳县志》，咸丰甲寅年（1854）影印本，第 879 页

[10]（清）田秀栗 徐其岱：《丰都县志》，清光绪二十年（1894）刻本

[11]刘隆美：《刘氏族谱》，《中国家谱总目》，民国辛酉年（1921）刻本，第 1513～1577 页

[12]王守仁：《平山书院记》，载《四川通志》，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刻本

[13]蓝勇：《西南地区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59页

[14]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 年，第 121～122页

[15]《试论“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历史现象及文化影响》，载《明清移民与社会变迁》，湖北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0页

Histo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Migrates“Huguang People Fill Sichuan”

Huang Mei

There were many dual nationality people in Chongqing where a lot of in Hunan and Gguangdong entered in the Ming Dynasty.The dual nationality has gradually developed into a clan which has a good leading role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talent education,cultural dissemination and so on.In the Ming Dynasty,the dual nationality clan in Chongqing promoted the cultivation of talents in Chongqing area,enriched the cultural customs of Chongqing,and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of Chongqing.

Huguang people fill in Sichuan,history and culture of Chongqing,traditional culture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及文化影响——以明代重庆府双籍地氏族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