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振华

诚如作者本人所言，“《日蚀》《月蚀》《星蚀》三部曲，可以说是我青年、中年、老年三个不同时期生活阅历的总汇”（李广兴《星蚀·后记》）。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的生成，李广兴青年时代在省城上大学，中年时代在西北一个小县城的宣传部做公务员，中年之后又在一家地级报社任社长等职，这种人生经历决定了他在写小说时必然选择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这种生活模式也决定了他小说内容选材的“主流”倾向与时代精神。《日蚀》中处在“文革”时代的那一群个性特异的大学生，以及他们遇到的各式各样的老师，《月蚀》中在改革开放初始古城县围绕于志杰与何秀女离婚纠纷先后登场的各类男女人物，《星蚀》中在改革开放深入进行的年月以泾水日报社为中心延伸到泾水市各个社会角落和层面的许许多多的人物，大都表达着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时代的现实意义，体现着他们所蓄积的“主流”走向。李广兴的小说中，没有坐上一片蓆子就可飞翔的魔幻，没有只囿于一己人生的琐屑局限，也没有仅限于人的本我层面的赤裸性描绘，有的是人物生存于其中的鲜明的时代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他小说中的各式人物的个性总是综合着自己社会关系的本质趋向，所以他小说中的人物都是活动在时代“主流”精神之内的“社会人”。尽管《日蚀》中有一个叫魏靖轩的大二学生，在同学们都宗教狂热般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潮流时，他却逍遥于个人的小欢乐之中，他也并没有泯灭将来参与社会活动的渴望，他自觉地认为“身体是一个人的本钱，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还是一个“社会人”。

当然，我们在把握现实主义小说中人物的个性内涵时，首先遵循的亦然是文学艺术内在规律的要求，而不是社会学的视角，但“社会”作为各式人物生存现状的大环境、大背景也是客观存在的。李广兴的长篇三部曲《日蚀》《月蚀》《星蚀》中的人物、时代背景、生存环境都是各自独立的，每一部都有完整的叙事结构，但三部曲中的第一人物周鳞（《日蚀》）、于志杰（《月蚀》）、宋之前（《星蚀》）的精神世界却是一脉相承的，他们的心灵轨迹是前后呼应与相互衔接的，构成了“三光蚀录”三部曲的深层依存与内在气场。

一、《日蚀》，现代迷信狂潮中的精神悲剧

《日蚀》是宏观叙述、与正面描写发生在中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部长篇小说，其场面的宏大、思考的深度、史料的价值、结构的匠心、人物形象的个性内涵都是新时期以来的长篇中鲜见的，因此它具有人们认识十年“文革”、反思十年“文革”、帮助人们树立现代中国法制社会理念的丰厚意味。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的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中，成长起自己最英明的领袖毛泽东，他的伟大历史功绩诚如另一位伟人邓小平所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可他在晚年却错误地发动了一场如暴风骤雨般席卷中国大地的“文化大革命”。也许，他的初衷是为了“反修”、“防修”，使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万年永固。可一个没有现代健全法制保障的全国范圍的群众运动，要靠他一个人已经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来指导和支撑。于是，党内一小撮政治野心家就先后粉墨登场、推波助澜，夹杂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目的，把人民的领袖一步一步推向“神坛”。他们大搞现代迷信，煽动宗教狂热，集各种封建仪式之大成。要求人民向自己的领袖“早请示”、“晚汇报”、“三忠于”、“四无限”，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无论吃饭、睡觉或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先背一段“最高指示”，后又在全国各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酿成大战——所持观点不同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别（全城后来又从红派、黑派里分化组合出一个“红三司”），由相互之间旷日持久的“文攻武卫”变成了大规模的“武功武卫”，最终要拿枪杆子说话了。一腔爱国、爱党、爱领袖的热血青年，天然地成为这场运动的“得令”，即冲锋在前的急先锋。

《日蚀》中所描写的金城大学中文系二年级乙班的几个大学生周鳞、高骥、魏靖轩、徐玉雯等，就是在这场运动中出场的。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追求，在这场运动中得到了鲜明的个性化张扬。作者为我们塑造了一大群从学生到教师、到校长、到省委书记、到大军区政委等身份，阅历、个性气质、思想深度有着鲜明差异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被作者永久地“贴”在那个时代的画廊之中。周鳞是《日蚀》的灵魂人物，他在那场运动的深入发展中逐步提高了认识，由最初的狂热到后来冷静的思考，反对搞“三忠于”之类的现代造神活动，终于对他的同学恋人徐玉雯说：“这种宗教式的礼拜只能使人们的思想更加僵化和愚昧，禁锢个性的创造。作为新中国的一代大学生，我们怎么能浑浑噩噩地干这种事？”徐玉雯劝他：“别去傻不痴痴做运动的牺牲品。”他没有听，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一封持有个人看法的“万言书”。当然，在那个“文革”年代，任何个人的独立思考都不会有好结果的，“万言书”落在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有关人员的手中，成了一桩“反革命”大案，周鳞被投入监狱。在此生死攸关的时刻，金大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艺理论家程瑞以大义凛然的气概和卓越的斗争智慧保护了自己喜爱的学生。程瑞认为，在当时的那种政治环境中，像周鳞这样的大学生能“清醒地信守一个纯真正直的青年做人的原则”，是宝石般难能可贵的。他在心里想，毁了自己并没有什么可惜的，“而毁了新中国培养起来的一代新人，无异于在断送人民和祖国未来的希望”。一代名师程瑞的鲜血洒在黄河岸边，身陷囹圄的新中国的大学生周鳞获救，在现代迷信的狂潮中，他们师生共同上演了一出精神悲剧。这出悲剧，构成了中国一个新时期的思想起点。

二、《月蚀》，只有香如故的理想爱情之花

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生于志杰被分配到自己的故乡古城县，在县委宣传部做宣传干事，他上大学以前就已结婚，在十三年的恩爱夫妻生活中，贤淑美丽但没有文化的妻子何秀女已为他生了三个孩子。多年来，妻子何秀女相夫教子、侍奉公婆、操持家务，日子平顺、和睦、温馨，在黄土高原“那孔不大的土窑洞里”留下许多他们美好的记忆。可就在这时，何秀女却把这个家的“天”一不小心捅了个大窟窿——为了不去参加地里的繁重劳动，保住在大队成立的一个缝纫部的工作，而失身于大队支部书记于志仁。一生追求纯洁、美好的理想爱情的于志杰，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经过一番痛苦激烈的内心搏斗，他最终选择了与何秀女离婚。《月蚀》就是围绕这个中心事件结构而成的一部长篇。

人类真挚的情爱与性爱是两个“自然人”自己的事，可一涉及到婚姻，就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当事者就即刻成了“社会人”。当事者得到自己各种社会关系的支配力量的支持，那就会成为“花好月圆”的喜剧；如果支持当事者的各种社会关系不占支配地位而处于弱势，而反对当事者的各种社会关系占着支配地位处于强势，那就会酿成许多有名或无名的爱情悲剧，有名的如欧洲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中国的焦仲卿与刘兰芝、梁山伯与祝英台、贾宝玉与林黛玉等。《月蚀》中，于志杰与何秀女铁了心闹离婚，与此同时又与灵魂融为一体的恋人卢美玉海誓山盟地要结婚，但在反对他们的强大的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面前化为泡影。这两桩无论于志杰作了多少说明也剥离不开的婚姻事件，都带有或形式或内容的悲剧色彩。

首先，于志杰一提与何秀女离婚，所面临的支配古城的社会观念，便是他无论多么英勇无畏也翻越不过去的“蜀道”。你一个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拿工资，吃“皇粮”，竟然要和已为你生了三个孩子、贤惠孝敬公婆、没有文化的农村妇女离婚，无论你有多少条理由，古城舆论的第一反应就给“你”一个千年有效的结论：当代陈世美。当年，人们看根据路遥的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人生》后，从电影院往外走时就听有观众骂该剧男主人公高加林是个陈世美。他在农村时，刘巧珍对他那么刻骨铭心地好，但招工到县城后为了寻找共同语言、为了自己将来的远大前程，又接受了中学同学黄亚萍的爱而抛弃了刘巧珍，也活该后来鸡飞蛋打，两头都落了空。高加林才是一个高中生，刘巧珍也才是他曾经热恋的人，就得如此骂名，而你于志杰是堂堂的大学生，何秀女又是已为你生了三个孩子的十三年的妻子，能不遭到诟骂吗？一个社会形成的观念，往往并不细究你当事者对待这件事态度的深层原因，仅从于志杰与何秀女闹离婚中，这一男一女、一强一弱、一优势一劣势的对比，古城县的舆论即刻都站在对何秀女同情的立场上了。在这种舆论背景中，于志杰为了给自己被打击、被折磨的心灵寻求慰藉，为了实现他所孜孜以求的纯美愛情的理想，又与从省城分配到古城县广播站当播音员的妩媚动人的大学生卢美玉经历着一场“心灵节日”般如火如荼的恋爱。尽管这惊心动魄的热恋是他俩在隐蔽状态下进行的，然而，善于捕风捉影的各类“卫道士”们是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他们把信息传递给何秀女，何秀女趁干部吃饭时在古城县委机关食堂披头散发地一哭闹，舆论就更让于志杰陷入孤家寡人的狼狈境地。舆论的支持方向是一致的，表达的方式却各有所别，有三五成群的妇女当街相互无端的渲染，有和于志杰同住一个宿舍的小王的凭空添加，有顶头上司高部长的关切追问，有县委杨常委的委婉规劝，有机关同事们投来的冷蔑的眼神，也有何秀女兄长的暗中使劲。

其次，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经济落后，对婚姻自由选择的困扰。当年，于志杰的父母为其娶媳妇是耗尽微薄的家资的，婚后，他上学、工作，媳妇何秀女在黄土高原上那一院窑洞里生儿育女，与公婆朝夕相处，虽清淡度日倒也温暖和睦。可在何秀女被大队支部书记于志仁胁迫发生那件失身的事后，一闹离婚，对于何秀女来说更大的压力不是社会观念，而来自于如何抚养三个孩子长大成人的经济顾虑。尽管于志杰作出了每月从工资中给孩子划出生活费的具体承诺，但何秀女在几次欲寻自尽时想到的首先是三个孩子的抚养问题。何秀女是一个善良朴实的农村妇女，她没有工作，田间劳作收入低微，为了孩子，她需要一个以男权为代表的经济依靠，这既是何秀女在婚姻问题上没有自由选择空间的原因，也是她“拖”住于志杰的一个心理支撑。在这种生活现状和生存环境中，于志杰的父母对儿子的婚变虽然不便多说，可他们精神上受到的打击和对子孙们未来的无尽担忧和愁肠恐怕是谁也代替不了的。

再次，当时才从十年“文革”人治环境中走出来的中国的一个偏远小县，不要说法制健全的社会环境，就连健全法制的观念都很淡漠。自由离婚，在健全的法治社会履行法律手续是一件很平常很容易的事，可在当时的古城就成了一件被法院“卡”住过不去的事。于志杰把离婚诉状送到古城县法院民事庭刘维儒庭长那里，就被以排队调查为理由堂而皇之地“压”在了抽屉里。刘庭长对这类案件的处理有着丰富的人治经验和娴熟手法，其精华就是“拖”，直拖得当事人撤诉。你要催他，他说那好，在当街放一张桌子，你站在上面向过往群众说你要离婚的理由，让大家都听听。在古城，十年“文革”动辄上街批斗的遗风依然不肯退去。一个专业的法官竟然不学法、不执法，古城县法制观念的总体水平可想而知，于志杰想通过法院来判他与何秀女离婚的路子被堵住了。

由于以上几方面的客观原因，于志杰要与何秀女离婚的强烈的主观愿望彻底失败了。折腾了五年，于志杰在与卢美玉不愉快地分手时，得到卢美玉一句十分怨恨的赠言：“你就回去和你的猪老婆过去！”于是，于志杰在被现实碰得寸步难行时，只好又回到黄土高原那个小院的窑洞里，回到那个为自己的家长久操劳、一时失身、功远远大于过的妻子何秀女身边。至此，他所追求的理想爱情之花，已经零落成泥，只有香如故了。作者以现实主义的笔触为读者鲜明生动地描写了一个爱情理想主义者的悲剧生活片断。

三、《星蚀》，终于一个“更高水平的迷茫”

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历史时期，这部小说的主人公宋之前以一个文化人的眼光，从较为宏观的视野一如既往地审视着这个时代的深刻变化和这种变化中的人性的多元走向。同《日蚀》《月蚀》一样，作者在现实主义的深厚情怀和广阔视野中坚守着自己宏大叙事的写作方向。一个民族的文学作品如果没有对自己民族生存状态和发展要求的宏大叙事，如果没有对社会生活重大题材的选择、思考、揭示和描写，就会失去主干，挺不起腰来。又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新闻工作，他的小说均带有明显的“文化政治”的意义。当然，他作品中反映的“政治”已不是十年“文革”语境中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格局中的国家政治权利和政治制度，而是“我们把社会生活整个组织起来的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中包含的权利关系”。

《星蚀》以中国正在进行并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为背景，记叙、描写、入木三分地揭示了西部腹地一座小城中人们的生存状态、生活理念、思想观念、理想境界、多元人性、多种性格以及不同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不可避免的冲突、碰撞。作者以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铺开一些人在一己私利驱动下专事“窝里斗”的人性劣根现象，让人掩卷唏嘘。其实，在这旷日持久、高效率的内耗中，谁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胜利者。让人们感到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诸多深层矛盾和化解这些矛盾的艰辛。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李广兴始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日蚀》中，他呼唤理想的民主政治；在《月蚀》中，他渴望理想的至纯至真的爱情；在《星蚀》中，他又期盼至善至美的人性。《星蚀》中那个文化人宋之前，始终想保持大西北黄土高原农民儿子的纯朴本色，想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对待周围的人，处理身边的事。这个文化人也在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上敏锐而又自觉地吸纳了国内各地改革开放的新思潮、新经验，虚心学习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成果，以便为迅速推进自己生活的那个小城的经济腾飞建言献策。可在实际运作中，宋之前遇到了许多深层的矛盾纠结。这些矛盾，有的来自于旧体制的历史惯性，有的来自于某些老观念的顽固不化，有的来自于各种人生境界的悬殊，有的来自人性中的劣根，有的来自性格的殊异，有的来自于根本不同的人生追求。而要化解这些交织在一起的矛盾，宋之前往往力不从心。然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文化人，“你”却以不向恶俗让步、不向“地辘辘”低媚、始终保持高尚情怀并明知要付出人生代价的那种痛苦的内心搏斗，以那种如鲁迅先生一樣“精神界战士”的品格感动着读者。

与此同时，作者十分关注当代的经济、文化发展和动势，开掘出当代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主流倾向、价值意识，也多层次、多侧面、多样性地揭示了社会与人性的深邃内涵。作者在社会生活“内里”辛勤勘探，在人性深处实施聚焦，将真、善、美和假、丑、恶，历史地审美地熔铸在生命跃动的作品中。

《星蚀》是一部反映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西部一个小城出现的诸多前所未有的问题、诸多深层矛盾、诸多困境和诸多发展思路的长篇小说，关注改革开放的各行各业的人，各个层面的人都能在这里找到一些值得思考的内容。历史是大众书写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历史是无数人努力的合成的结果，它不是哪个人意愿的样子，而是无数人意愿相互补充、相互抵销，从而达到一种平衡的样子。作者在《星蚀》中所描写的那种样子，也许是带有作者浓郁的主观色彩的“个人意愿”中的样子，在未来的发展中，历史会为“谁也改变不了谁”的当下寻找一个平衡的成为自己发展和进步的内在驱动力。人类对自己周围世界、生存环境的认识，从宏观到微观都是永无止境的。英国科学家查尔莫斯有句名言：“我们始于迷惘，终于更高水平的迷惘。”作家李广兴在完成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三光蚀录”之后，既有对人生理想的自觉追求的自信，又有许多迷惘的深沉感叹。我们相信这种迷惘的感叹，是在他自己的“更高水平”上发出的。这也许是新作品形成的出发点。

《日蚀》《月蚀》《星蚀》三部曲都以第二人称“你”为叙事主体，这种叙事方式让读者感到陌生化的亲切。叙述语言有着深厚功力，但贯通三部曲看，有许多地方叙述语言密度太大、太严肃、太板结，缺少小说语言的更为理想的疏朗感与轻松感。有些叙事对丰富素材的艺术加工和提炼火候不足，正如作者自己所说，给人一种“写生”感。尤其《星蚀》离现实生活中的人太近，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减弱了人物个性的审美功能。作者所信仰的哲学思想和几十年的记者生涯，让他在自己的作品中过分地看重了对现实的“反映”和“再现”，而文学在与现实构成相应的关系时，应该是一种审美解放的“飞地”。

无论如何，耗去李广兴几十年热忱、智慧和心血的《日蚀》《月蚀》《星蚀》，不失为一部中国当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宏大叙事的带有“史诗”特色的力作。

（《日蚀》《月蚀》《星蚀》三部曲由作家出版社2016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