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海宁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读<哀江南赋>》的文学方法研究

杨海宁

(广西师范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在20世纪史坛，陈寅恪以学识渊博和研究领域广泛而享誉国际。他的著作，多属考证性文字，“文史互证”是陈寅恪用得最多的研究方法，也是最具特色的一种考据方法。虽然首先提出这种方法的并不是陈寅恪，但他把这种方法大量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他在《读<哀江南赋>》一文的考证中用的便是“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

哀江南赋；文史互证；古典；今典

《哀江南赋》是庾信文学作品之大成，也是六朝文学的最高杰作。“哀江南”一语，出于《楚辞·招魂》的“魂兮归来哀江南”，行文中用典颇多。该文伤悼梁朝灭亡和哀叹个人身世，以其独特格局陈述梁朝的成败兴亡、梁朝腐朽无能、侯景之乱和江陵之祸的前因后果。如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真相，有“赋史”之称。古今解释《哀江南赋》者众多，虽有征引时事，但多侧重古典，陈寅恪的《读<哀江南赋>》与众不同。在该文中说解释《哀江南赋》：“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他考据庾信《哀江南赋》，侧重从“实事实语”来考虑文中的古典与今典出处，突出了今典的重要性。这是他最早最明确揭示“古典”、“今典”的概念。“文史互证”在《读<哀江南赋>》中的具体体现为古典与今典的运用，尤其是今典的运用。

他在首段写道：“自来解释《哀江南赋》者，虽于古典极多诠说，时事亦有所征引，然关于子山作赋之直接动机及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止限于诠说古典，举其词语之所从出，而于当日之实事，即子山所用之‘今典’，似犹有未能引证者。”所以他全文就这二事进行了论证。第二段说：“解释词句，征引故实，必有时代限断。然时代划分，于古典甚易，于‘今典’则难。盖所谓‘今典’者，即作者当日之时事也。故须考知此事发生必在作此文之前，始可引之，以为解释。否则，虽似相合，而实不可能。此一难也。此事发生虽在作文以前，又须推得作者有闻见之可能，否则其时即已有此事，而作者无从取之以入其文。此二难也。”虽然是分析征引“今典”之二难，但实际上是在阐述征引今典的原则和方法。之后便是具体运用到文中二事的考证。

首先解释作《哀江南赋》的直接动机。“先须考定此赋作成之年月。又须推得周陈通好，使命往来，南朝之文章，北使之言语，子山实有闻见之可能，因取之入文，以发其哀感。”在通过《庾子山年谱》及各种相关年份及事迹考证《哀江南赋》作成于“周武王宣政元年十二月”后，他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此赋作成之年月既考定，则时事之在此断限以前。论其性质，苟为子山所得闻见者，固可征引以解释此赋也。”然后陈寅烙就根据庚信所闻见与经历之事，推知庚信写赋前“二十年间陈、周通好，沈炯、王克、殷不害之徒，先后许归旧国。惟子山与子渊数辈为周朝历世君主所不遣放，亦不仅武帝一人欲羁留之也。……子山则屡失此机缘。不但其思归失望，哀怨因以益甚。其前后所以图归不成之经过，亦不觉形之言语，以著其愤慨。若非深悉其内容委曲者，哀江南赋哀怨之词，尚有不能通解者矣。又子山图归旧国之心既切，则陈使之来，周使之返，苟蒙允许，必殷勤访询。南朝之消息，江左之文章，固可以因缘闻见也。”所以，必定得见沈炯的《归魂赋》。沈炯在“梁敬帝绍泰二年即西魏恭帝三年(五五六年)由长安还建康。”归南朝后，作成《归魂赋》，“其体制结构固与哀江南赋相类，其内容次弟亦少差异。”由此可知，庚子山是得见《归魂赋》后哀怨感兴，作《哀江南赋》。这是庚子山作赋的直接动机。其中引用了诸多今典即《周书》、《陈书》、《北史》、《南史》等史书记录的使臣语录及各种相关年份发生的事迹进行考据。

由知庚子山作赋年月到检阅当时史料得知“今典”，之后便是考证篇中结语特所致意之点。首先指明“是其赋末结语尤为其意旨所在。”并对于赋的结语处“岂知霸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二句中“王子”一词做出更确切的解释。“王子”一词不仅是“用李将军楚王子之‘古典’也”，也指“当时之‘今典’”即“《北史》七十《杜杲传》(《周书》三九《杜杲传》略同)”中所载的“陈文帝弟安成王项质于梁”的时事。据此陈寅恪得出结论：“《哀江南赋》致意之点，实在于此。杜杲使陈语录，必为子山直接或间接所知见。若取此当时之‘今典’，以解释‘王子’之句，则尤深切有味，哀感动人”。

在《读<哀江南赋>》的结尾就全文进行了总结：“可见子山作赋，非徒泛用古典，约略比拟，而更有实事实语，可资考证者在，惜后人之不能尽知耳。然则《哀江南赋》岂易读哉！”既感叹世人解读《哀江南赋》的不易，又说出后人缺乏“实事实语”的考证，也可看出今典在陈寅恪的研究中的重要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今天所能分析的大多是古典，因为古典往往是有史记载流传或者广为传诵的，而今典则多隐晦，或因各种现实环境的限制，或为了作品的艺术性，作者不一定能在作品中言明。这在庾信的《哀江南赋》中也有体现。这就更凸显出了陈寅恪把解释空白处“今典”作为研究的重点的重要意义。

以“在史中求识”为治学主旨的陈寅恪有着他的史学立场，始终以史学家的身份和眼光来看待文学。这注定了他对文学的考量，无论是落脚点，还是研究方法上，都因之而有了较大的改变。也就是说要准确地考辨文学的真实性，就需要借助于历史，他的研究总是没有脱离时代及个人的身世背景，即考量“今典”。他把作者所处的时代和文本产生的背景上升到“典”的认识髙度，可见他对文本之后潜在历史文本的重视。他对“典”深度挖掘，从“古典”求古籍中的出处，从“今典”求当时事实所指。可看出在某种程度上，“今典”确实比考量“古典”要更为重要，这在《读<哀江南赋>》中的考证得到充分体现。陈寅恪通过对《读<哀江南赋>》中“古典”、“今典”的释证达到对作品的通解，文史互证，让他的研究既能追源溯流，又能切合当世。陈寅恪的文史互证研究方法也强化了考信征实的研究风气，对后世文学研究影响重大。

[1] 陈寅恪.读《哀江南赋》[J].清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41

[2] 崔成成.陈寅恪“文史互证”研究[D].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0

[3] 孙俐.陈寅恪文学研究方法探微[D].华中师范大学博士论文，2014

[4] 彭玉平.王国维与陈寅恪的结构、文体观念与文学研究范式[C].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11FZW024)、2010 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10&ZD102)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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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5832(2017)12-004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