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明

清康乾年间广东救荒赈灾中肃贪举措概评

李捷明

清王朝建立之初，满洲贵族开始居功自傲，跑马圈地，吏治腐败，对根基尚未稳定的封建统治构成极大威胁。对前朝腐败亡国的殷鉴，清朝统治者认识到吏治的重要性，以康熙、雍正、乾隆为代表的清代前期皇帝，救荒赈灾、整饬吏治、励精图治，为“康乾盛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康乾年间 广东 救荒赈灾 肃贪 吏治

广东省地处热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历来为自然灾害多发区。据史料记载，在广东历史上水、旱、风、冻、震、虫、疫等自然灾害多发、发生频率高，且具有发生频率高；灾季长，灾种多；群发性显著；突发性强；灾害损失大等特点。

灾荒影响到劳动人民农事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救荒赈灾工作做得及时到位、成效显著，它就能救灾民于水火之中、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重重矛盾；反之，如果救荒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彻底，救荒赈灾过程中滋生贪污腐败、百弊丛生，会使灾民居无定所，长此以往，人民甚至会铤而走险，严重者甚至会推翻统治阶级的统治，颠覆漠视民瘼的政权。在亡明废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朝，对明末崇祯时代的官员借灾从中渔利、尸位素餐以致因贪亡国之史实可谓殷鉴不远。

本文在选题研究过程中，不论是自然灾害还是赈灾举措，都是以清朝康乾期间（公元1661至公元1795年）为主。地域范围都是以《清史稿》的记载的地域范围为标准，即包括：现在的广东省地区、海南岛及其附属岛屿、广西东南部（灵山、钦州、合浦）、香港和澳门等地。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明清时期的广东地区不包括今天的怀集县，但包括现在广西的钦州市及合浦、灵山二县，海南岛在当时也隶属于广东。所以，本研究的地域范围并不局限于今天所说的广东省辖区域，地域范围应该更广阔一些。

一旦发生灾害，就会造成受灾地区食物匮乏、物价上涨。此时，政府的赈灾措施若能够及时到位，保证灾民温饱，在严格的人口制度和“安土重迁”的传统信仰下，人们会固守在自己的家园；如果政府应灾职能不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作用，则会导致灾民脱离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了生存而四处逃亡。如本年表通过系统检索地方志、谕旨、硃批奏折、《清史稿》、《清实录》等文献中记载康乾年间的仅雷州半岛各县旱灾资料就有9次，蝗灾2次，台风灾害上百次如康熙八年、康熙二十二年、乾隆四十年等年份“一岁数作”，康熙十一年时甚至还会出现“一岁七、八作”的情况。清康熙四年，揭阳，“岁旱，饥民逃荒，相率走江西建昌、南安等府，千百成群，罕还乡者。”①康熙十九年石城“秋，大旱，无禾”。②乾隆九年“四月辛亥(初四日，5月15日)……免广东吴川县风旱两灾额赋有差。”③乾隆五十一年，“顺德旱，大饥，斗米二百钱，民多饿殍。清咸丰七年，春三月，顺德大旱，饥，米值倍常，人多乏食。”④雍正四年、五年大埔，“旱，民大饥，疫死者无算。次年春二（3）月，斗米钱三钱三分；三（4）月，四钱七分；四（5—6）月，六钱两分，粗糠一斗粜九分……斯时民之饿病流亡相望于道。开邑旱灾，莫此二载若也。”⑤乾隆五十一年，“顺德旱，大饥，斗米二百钱，民多饿殍。受灾期间，囤积粮食的商人肆意哄抬米价。

此外，农民为了购买粮食而增加了对钱币的额外需求，使得粮价的上涨带动了钱价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时的货币结构，并造成区域间的金融波动，从而加剧了灾情对于社会造成的恶劣影响。

而在一些受灾地区，为了度过饥荒，人们开始迁徙，甚者卖妻弃子。如康熙三年，“春旱，民饥。是年米价涌贵，民至食野苗树根，鬻妻弃子，饿殍载道，甚自寻死者，迁徙盖十有八焉。”⑥灾害在一定程度上不仅给当时人们的基本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还被迫使得他们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除了民众通过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自救，政府的救荒赈灾举措就显得尤为重要。至康熙、乾隆年间(1662～1795年)，广东州县几乎全部设有府常平仓、府义仓、县常平仓、社仓等4种不同类型、级别的储粮仓库。常平仓是官办的。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题准广东各州县自筹资金，春夏积银，秋冬积谷，悉入常平仓备帐。从仓房修建到积谷筹集保管，卖出购入，推陈易新，贷出输还，均由当地官府派员管理，有一套比较严密的规章制度。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规定：官员亏空霉坏仓谷者革职，限一年内赔偿，逾期不赔者解仕；逾两年不赔者拟罪，以家产抵偿。雍正元年(1723年)规定：道府官员负责检查省存仓储谷米，按实上报，督抚离任应将有关仓储册籍移交，新任督抚须在接管后三个月内查核上报，如有亏空即行题参。徇私、庇护者议处，并分担赔偿。议定按谷一石比照钱银一两的比例，重立罚例：凡侵蚀一千石以下者拟暂准徒五年，一千石以上者拟暂候监，不准赦免，并严追赔偿；挪用一千石以上者徒刑，五千石以上者流放，一万石以上者充军，二万石以上者拟斩，能在一年内赔偿者免罪。因保管不善霉坏三千石以上者革职留任，限年赔偿，三千石以下者以挪用论罪。

总之，康乾期间，通过“调节粮价，备荒赈恤”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助力，加上行之有效的肃贪举措，使清康乾期间的社会总体稳定，为“康乾盛世”的出现提供了条件。

注释：

①刘业勤,凌鱼撰.揭阳县志[M].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

②清光绪十八年《石城县志》卷九:《记述志·事略》.

③清实录[M].卷206.

④周之贞等撰.顺德县续志[M].民国十八年(1929)刻.

⑤邹进之,温廷敬撰.大埔县志[M].民国三十二年(1943)印.

⑥周恒重撰.潮阳县志[M].清光绪十年(1884)刻,民国三十一(1942)年重印.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李捷明（1984-），男，硕士，华南农业大学，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