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 海

浅析唐代湖南土贡分布特征及影响

郭 海

土贡，即“任土作贡”，指地方政府向中央朝廷进献本地区特产、珍宝和财物的一种行为，同时也是一种贯穿于古代社会发展的经济现象。唐代土贡制度渐趋完善，在纳贡的种类、时间、储藏等方面都有了明确的规定，成为土贡制度发展史上最重要的时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土贡的记载也不断增多，开始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地位的重要性也更加明显。本文在新旧《唐书》、《通典》、《文献通考》诸多史料的基础上整理了唐代湖南土贡的地域分布特点，并简要分析了土贡制度对当时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

土贡 分布特征 影响土贡即“任土作贡”，是指地方向中央进献土特产、珍宝和财物，而这些贡物在品质上也堪称最佳。到了隋唐，土贡制度随着王权的加强而稳定和繁荣，在魏晋南北朝和隋朝的基础上，唐代又有了新的发展，国家法律中开始出现土贡制度，使之真正成为一种制度，“对土贡的种类、时间、数量以及支用、运输、库存都有了更为完备的规定”，形成了“天下诸郡，每年常贡”的局面。

唐代湖南地区土贡物品、土贡制度都相对完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湖南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唐六典》、《元和郡县图志》、《通典》、《新唐书·地理志》、《文献通考》、《太平寰宇记》等史料中唐代湖南土贡资料的整理，发现唐代湖南土贡除了种类繁多、产量丰富等特点以外，进贡物品的地域分布也有一定的特色，现整理如下：

一、贡品产区面积广阔

首先在手工业制成品上，唐代湖南手工业产品的有岳、潭、衡、郴、道、邵、澧、朗等8州，约占该地区总州数的66.7%。唐代湖南手工业制成品中分布最为广泛的是麻纺织品——布。唐朝时期把麻、紵、葛等植物纤维为原料而制成的布料称之为布，其中麻是一种一年一生的草本植物，也被称之为大麻、火麻。紵即苎麻属于亚灌木，纤维可制成亚麻布，且具有洁白凉爽、平滑轻薄的优点。葛作为一种蔓生植物，其茎皮可编织成具有吸湿散热极快且最适宜夏天穿的布料，其地位可想而知。根据《唐六典》等史料记载，依据各州郡所产的麻纺织品精细差别的不同而分为九等，而湖南岳州以白紵布为主的火麻布属于第二等，澧州、朗州、潭州的紵布则属于第四等，从这我们可看出当时湖南麻纺织品的制作工艺的精湛和种类丰富，体现了手工艺制成品技艺的高超。

在植物贡品方面，湖南植物产区有澧、永、辰、道、朗、衡、岳、潭等10州，显然在唐代湖南地区植物产品分布广泛。对于植物产品分布的广泛性方面，可从茶叶、药材和水果等方面进一步得到印证。《新唐书·地理志》曾记载当时的各种名茶，其中就有湖南的衡山茶，岳州邕湖含膏，而当时产茶的州郡就有衡、岳、溪、朗、潭等5州，产茶区域范围广大。在矿产品方面，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唐代湖南土贡中矿产品种类丰富：衡、辰、邵、郴、溪、永、叙、澧等8州矿产资源丰富，甚至在当时成为主要矿产区。

二、地理布局的不平衡性

唐代湖南麻纺织品种类繁多，如岳州的白紵布、细紵布、白紵练布、紵布，潭州的葛布、丝布、丝葛、郴州的白紵布、细白紵，潭、衡、郴、澧、道、岳等6州形成了湖南麻纺织中心区，该区域也成为当时湖南麻纺织业最发达的地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湖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在矿产品方面，主要分布在江河等水路交通便利的地区及其附近。在长江沿岸地区主要为岳州；湘江流域有潭、永、衡等州；沅江流域有叙州、辰州；澧江流域的澧州。在上述地区中，主要以药用矿石为主，如石燕、朱砂、光明丹砂。

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土贡分布密切相关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土贡的地域分布格局密切相关是唐代湖南土贡地域分布的另一个特点，主要体现在土贡与其所产州的等级关系上。通过对《元和郡县图志》、《新唐书·地理志》等史料记载整理，唐代湖南十二个州中，其中上州为潭、衡、郴、澧等四个州，中州为岳、辰、永、道等四个州，下州为朗、邵、溪、叙等四个州。在唐代湖南4个上州中，丝织品产地的有3个，布匹产地有4个，纸产地有1个，水果产地有4个，茶叶产地有4个，动物产地有3个，编织品产地2个，药材产地有3个，矿产品产地有4个。在4个中州中，布匹产地有2个，丝纺织品产地有2个，茶叶产地有1个，药材产地有1个，药材产地有3个，矿产品产地有4个，动物产地有3个。在4个下州中，丝织品产地有1个，布匹产地有1个，茶叶产地有1个，药材产地有3个，矿产品产地有3个，动物产地有4个。从以上这些数据我们可以看出经济附加值较高的手工艺制成品在经济发达和较发达州比较多，而那些落后的下州主要为原料产品。

四、土贡产品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唐代湖南土贡分布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后期出现了不断扩大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主要体现在数量和种类上。在唐代湖南土贡内容一览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唐朝前期，湖南各州的土贡种类单一，数量上也相对较少。到中后期的贡品中，不仅原先的贡品数量增加，还出现了新的贡品，并且还出现了不断增加的趋势。贡品数量和种类的不断增加，一方面反映出中央对地方的不断剥削，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唐代湖南地区经济不断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无论是在唐朝前期还是中后期，湖南地区向中央每年常贡或临时进献来看，都能够体现出地方政府对中央的礼仪和敬畏，同时更体现出皇权至上的封建等级制度。在传统社会里，皇帝制度的具体内容无外乎行政礼乐，但在历朝历代正史诸志里，其核心都是围绕皇帝制度而展开的，从而体现了皇帝地位的至高无上和绝对权威。而地方政府对中央的进献和上贡，都能体现出这一特点。唐代湖南地区通过进贡来维系自身与唐中央的联系，所以不可能完全脱离唐政府而存在。

（一）土贡的种类及数量对地区的商品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

在唐代湖南地区发展中，麻织业占有重要地位，并且极具地方特色。唐代麻织业分布广、产量大、种类多，其中还有不少质地优良的品种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唐代潭州、永州和澧州等地区是麻织业的核心地区，这些地区不仅本地区手工业发展水平相当高，还带动了周围其他地区的麻织业发展。

作为上贡的物品，一般都是具有地方特色且质地优良的产品，所以在唐代湖南地区除了一部分上贡外，还有很多物品投入到了市场中，极大的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唐代湖南地区中，许多贡品都被作为市场的热销产品，体现出较高的商业化水平。据史料记载，茶叶、药材等农产品一直都是市场上热销的产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茶叶。在《唐国史补》中记载过，岳州邕湖含膏曾被当做文成公主入藏的嫁妆，说明邕湖含膏在当时已经具有相当高的声誉。在牟发松《唐代长江中游的经济与社会》一书中记载了衡州南岳衡山茶不仅畅销国内，还远销国外，“虽远自交趾之人，亦常食之”。由此可见，唐代农产品在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不仅是湖南社会经济发展的表现，还有力的推动了湖南商品经济的发展。

（二）土贡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纽带

张卫东在《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中曾说道，历史上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关系。在封建王朝里，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关系是权力上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即中央政府权力占主导地位，地方政府出于被支配地位。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地方的权力来源于中央，具有明显的依附性，而地方权力大小、效果和调整、运用方式主要取决于中央对地方的态度。随着中央政权的不断增强，地方政府就必须要采取措施来获得中央的庇佑和认可，而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地方对中央上贡，以此可见，土贡的地位和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唐统一后，励精图治，休养生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成为当时商品经济繁荣发展的具体表现。“诸州长官或上佐岁首亲奉贡物入京师，谓之朝集使，亦谓之考使”。进入京师后，这些朝集使除了向皇帝述职外，还需要纳贡。从各地朝集使对中央上贡这一方面来说，体现了至高无上的皇权及中央皇权的不断增强，更加体现出地方与唐中央的隶属关系。在唐朝前期，各地方政府对中央进献，其贡物源源不断的涌向唐中央国库，从而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不断增强。但到了中后期，随着安史之乱的影响，中央集权受到削弱但还是名义上的中央政府，享受各地进贡之物，各地方政权相对扩大，受中央控制的影响降低。安史之乱后的唐朝政府实力下降，都城长安的补给都需要从各地方调运，其中粮食主要来自东南八道，而湖南道就是其中之一。总而言之，在唐代进献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地方经济实力得到削弱，但却稳定了地方和中央的关系，其政治意义要远大于经济意义。而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地方政府的进献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央财政困难，从而维护了名义上的中央统治。

[1][宋]欧阳修.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唐]李林甫.唐六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2.

[3][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唐]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李锦绣.唐代财政史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6]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7]王永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7.

[8]张卫东.唐代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以土贡为中心[J].江汉论坛,2007(5)

[9]张仁玺.唐代土贡考略[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2(3).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