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晶蕾

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

项晶蕾

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注重中国近代史资料的发掘、考证、整理与出版工作，使原来典藏于庋库的原始文献、珍本秘籍，公之于众，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方便了读者和史学工作者阅读与利用，有力推动了中国近代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的发展。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为近代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近代史 资料 整理 出版无论是过去的历史学家，还是当代的历史学家，都把史料看作是历史科学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条件。“史学即史料学”，这是傅斯年先生对史料的重要性做出的论断，他认为：“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他所倡导的客观主义史观，为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基础。由此可见，研究历史必须占有丰富的历史资料，只有去伪存真，由此及彼，才能考察历史的进程，探寻出历史的发展规律。

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国近代史研究工作

中国的历史学具有悠久的传统和历史。历史上，每一朝代都会对本朝的历史进行整理，因此，遗留下来不少珍贵的中国古代史资料。但与其相比，中国近代史研究作为一种新兴的学科，其资料极其分散杂乱，没有进行过有计划的整理，给近代史研究者带来诸多的困难。1949年以前，为国民党专制统治服务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主流意识形态，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可视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再加上那时公文档案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到，而且史料不仅数量少，流传范围较窄，历史工作者很难利用这些档案文献。因此，这个时候从事近代史研究的学者，只有少数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从中国人民革命事业的需要出发，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了执政党，形成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新的国家政权。中国学术界也不断发展，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无论是研究机构、研究队伍、研究成果以及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与昔日有了质的飞跃。尤其是史料的整理与出版方面，在全国的历史研究机关、院校、档案馆、博物馆、出版社等共同的努力下，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整理出版，取得了诸多成绩。对于出版史料的重要性，于友先署长表示：“收集、整理出版史料是一项刻不容缓的工作，我希望出版界高度重视这项工作。”建国后，中国近代史资料被大量的整理与出版，其中不乏具有较高价值的史料，这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为近代史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等方面提供了便利条件。

二、丛刊资料的编辑出版，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基础

50年代初，在中国史学会的倡导和支持下，史学工作者开始了大规模的对近代史资料进行搜集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以贯彻毛泽东于1942年于《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提出的重要指示：“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应聚集人才，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在已出版的近代史资料中，有一些是以“丛刊”形式出版的，由于较系统的计划，较大的规模，在史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以及《近代史料笔记丛刊》等。其中，首推由中国史学会主编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该丛刊包含《义和团》、《太平天国》等13部专著，3400多万字。该丛刊最大成就在于：规模巨大，网络齐备，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系统、全面的史料，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此外，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近代史资料》期刊也于1954年创刊问世。“丛刊”、期刊的出版，受到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和普遍欢迎，很多史学界的近代史专家学者，就是从研读这些专题史料基础上开始起步的。

三、专题资料的出版，成为中国近代史深入研究的重要标志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出版了许多研究此时期专题资料。这些专题资料的出版，弥补了丛刊资料的不足。

鸦片战争方面有上海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编辑的《鸦片战争末期英军在长江下游的侵略罪行》、广东文史研究馆编辑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辑的《鸦片战争在闽台史料选编》等。“五四”运动是一次倡导民主和科学的思想革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五四”运动史料的整理在近代史资料中受到高度重视，出版了《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档案》、《五四——六三爱国运动大事目录》等。此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专门收藏1912年到1949年间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残留的档案，已汇辑成册三种可供研究“五四”运动相关人员参考的专题资料。

20世纪 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诸多热点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三个，其专题规模巨大。例如，为了便于研究者参考和利用，太平天国博物馆编辑出版了《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共6册)，汇集了《粤寇起事纪实》等46种资料；齐鲁出版社出版了“义和团资料丛编”5种；针对辛亥革命，各地出版了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等等，以及内容最为丰富的《武昌首义档案资料选编》。

四、各级档案馆等藏馆单位与史学界联袂合作整理出版专题资料

政府档案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从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社会生活等诸多活动中形成的文字图谱记载，是考察历史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离开了对档案史料的整理和利用，真正有价值的历史研究是难以开展的。80年代之前，利用政府文献档案出版的专题资料集的种类和数量较少，80年代以后，国家及地方档案馆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并联合史学界共同开发与研究藏档，编辑出版了各种档案史料书刊，使所藏档案得以公之于众，更便于社会各界的利用和研究。

例如，图谱方面有北京历史博物馆馆编的《中国近代史参考图片集》（三集）、太平天国起义百年纪念展览会《太平天国革命文物图录》等。此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了明清两朝的档案数量巨大，编辑出版了《鸦片战争档案史料》、《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等较大影响的档案史料。这些档案史料，有些不仅在过去已刊专题资料集中未记载，还有些资料记事翔实，匡正了一些已刊资料的谬误。

社会上存有历史档案的一些单位和个人，有的将档案整理成专书出版，有的投稿于刊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以公布档案史料为主的刊物，似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率先创办了《历史档案》、《民国档案》期刊，之后各省档案馆也陆续创办了这类刊物，如《档案与历史》、《北京档案史料》等。

五、关注海外资料的搜集与研究

中国近代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要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得不研究各时期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史。因此，对于中外关系档案资料的搜集、开发、利用与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关于海外资料，外国的政府档案、专著、回忆录和报刊资料值得参考。现已出版的有《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三卷）、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等书。此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曾从中国抢走了大批档案，其中数量最大的是两广总督衙门的公私档案，现藏于英国国家档案馆内。日本学者佐佐木正哉根据其资料编成《鸦片战争研究（资料篇）》，它收入琦善与义律在广州交涉期间逐日往来的照会，而这之前并未在清政府官修书籍或琦善办理夷务折档中有所提及。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统治者不准民间收藏太平天国印书，几将太平天国文献荡尽。许多研究太平天国的学者通过国外档案资料搜集太平天国文献资料。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各国档案馆以及在华外交官和传教士的私家著述中，发现了众多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这些海外档案的发现，弥补了我国已刊史料的不足，而且为弄清一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证据。

史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更离不开广大史学工作者的艰苦努力。这些史料，都是他们经过长年的辛勤劳动，从成千上万卷历史档案中精选出来的，犹如沙里淘金，费时费力。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对历史科学的盛衰和分支学科的建立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目前，仍需进行进一步充分挖掘和掌握，才能对中国近代史的各个侧面进行深入研究，从而开阔我们的视野，使成果更加丰富多样，才能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证不信，从而减少或者避免研究工作中可能出现的偏颇。

[1]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01.

[2]宋应离.中国当代出版史料[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9:2～3.

（作者单位：武汉纺织大学）

项晶蕾（1991-），女，汉族，湖北武汉人，研究生在读，武汉纺织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