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德强 黄雪婷

潘小楼小说中的河谷空间解读

韦德强 黄雪婷

右江河谷对潘小楼的小说创作产生重要影响。河谷背景传达了作家的渡口情怀，右江河谷区域的壮族民俗浸染了作家的生命体验，盆地地理基因成就作家封闭而开放的文学空间。右江河谷的地理空间作为潘小楼小说接通百色“地气”的中介，已成为解读其作品的新视角。

潘小楼 秘密渡口 河谷 地理空间

根据中国地质大学杜远生等人研究，右江盆地是在南华造山带基础上发育起来的再生盆地，上古生界—三叠系以角度不整合覆盖于寒武系之上。该盆地经历了大陆边缘裂谷盆地（早泥盆世晚期—石炭纪）、弧后盆地（二叠纪—早三叠世早期）、弧后前陆盆地（早三叠世晚期—中三叠世）不同的构造阶段，[1]最后形成的一片河谷地带。从地表地形看，从百色到平果连成狭长的盆地平原，即右江河谷。平果是盆地的东端，百色是西端，右江穿过平原中间，土地平旷，土质肥沃，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适宜发展各种亚热带水果，历来是百色地区粮食主产区。在这里，拥有珠江流域原住民族的人文始祖，是珠江流域文化发祥地。在这温润的气候条件下，长期生活在中华文化边缘地区的人们，拥有强烈的“边缘活力”，同时又拥有河谷特色的生命特征。壮族作家潘小楼出生、成长于平果县，其独特的地域生存经验和艺术的实践，使她的创作充满个性。阅读她的小说，从中可以感受到右江河谷地带的生命律动。

一、河谷背景传达了作家的渡口情怀

生命与水关系极其密切，没有水就没有生命，这是常识。因此，人类对水的生命感悟，自古就出现于文学中。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等经典，无一不体现出水气弥漫之时的伤感和植物盛衰季节的哀愁。可以说，中国文学几乎离不开水及其相关的区域，具体作家在此不一一赘述。右江盆地虽然无法与湖北、江苏或西藏众多湖泊相比，但其独特的热带河畔风貌，同样衍生出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

“河畔”是潘小楼文学创作中不可忽视的背景因素，尤其是其地理形态与小说审美之间有着相当重要的同构关系，由此衍生出大量关于河畔主题的小说。关于河谷生活空间对自己创作影响，潘小楼深有感触：触发我思考地域民族题材处理问题的，是沃特·塞勒斯的《中央车站》和托纳托雷的“回家”三部曲：《天堂电影院》、《海上钢琴师》、《西西里的美丽传说》。老实说，在我看过的电影中，这几部不是最好的，但在对地域题材的处理和把握上，他们是最棒的。经典的地域民族题材电影总是长着一副混血的模样——他们的血统是当地的，本民族的，这个文化基因无法改变，但表现手法和呈现方式却是好莱坞式的，这让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入世。”[2]不仅如此，潘小楼在小说集《秘密渡口》后记中进一步说：“我开始可以用一种比较自由的叙事姿态来面对我一直以来生长的南国，白亮的日光，色块浓烈的大地，空气中似乎随时炭疽病毒冲击饱和极限的水分子……对此时的我来说，它竟是如此的叵测、风情，而迷人。”[3]，“我找到了自己和这个世界相处最适宜的方式——以一个孩童的姿态，在河岸上行走、拾荒，对未知心存敬畏和期待”。这种隐喻的方式道出了她自己写作姿态的谦逊，同时也流露出她潜意识下的“河畔”意识。《民族文学》卓编辑采访潘小楼时问道：“你的作品里总显现出浓重的南国风情，行文中会有意突出南国的气候和风景，也被烙上南国的烙印，这种特色是无意间形成的，还是有意为之?”潘小楼答道：“我迷恋南国，这里山重水复的故事，湿漉漉的气息，我是一辈子都逃不开了。我希望能通过文字的通感，将读者带入这种氛围。”[2]她的回答，直接表露了自己的河畔情怀。而对于河畔叙事，她在小说集《秘密渡口》后记中也明确追忆这种心态：“小时候，我常一个人到河滩上拾荒，这是一种神奇的体验，你永远不知道水流会给你带来什么；瓷片，浮木，甚至是一只彩色的玻璃球。”[3]这种河畔经验，深刻地影响到她的生命向度，无论在创作之时与之外，这种经验都潜意识地浮现在小说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秘密渡口》，小说集中篇目几乎都围绕“渡口”这一中心开展叙述，“渡口”已成为其小说生命解码的钥匙。养鸭人钱家有和赵尔克的交集，原因是赵尔克与陈颖、王一美的复杂的情感经历。养鸭人钱家有一生就是为了捕捉水猴，因为他认为其妻子王一美被水猴害死。在与水猴面对面的碰撞时，他最后在幻觉中发现真相，他的内心伤口愈合了，看着水猴祖孙两人以无桨无橹的方式渡过河心。用作者的话说是：“……一个关于自渡的故事；两个有过生活交集的六十岁男人重新相遇，地点：就是世界尽头的一座工厂。”[3]是的，曾经的喧嚣繁华，在一代人逐渐逝去之后已变成废墟的空城。作者以养鸭人在幻觉中醒悟的方式，找到削除敌意，追求新生命的方向，而这渡口，就是精神生命重新出发的起点。渡口，不仅是小说人物新生的标志，也是作者的一次精神转身。

关于小说《小满》的创作，作者说道：“中篇《小满》取自和我同学了十五年的森的生活片断。小时候，他有着我们既妒又羡的搬家经历，这一切，要归结于他的母亲。她像个吉普赛女人一样，独自带着三个孩子，凭借着一门独家的烧卤手艺，沿着右江河谷，从这个工厂辗转到那个工厂。”[3]由此可见，作者幼时的河谷经验与别人河谷里的生命冲撞，最容易对其内心产生情感共振，展示出作者自身潜藏着的浓浓的河畔情怀。

二、右江河谷区域的壮族民俗浸染了作家个人的生命体验

梅新林在《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中指出：“文学地理学是融合文学与地理学研究、以文学为本位、以文学空间研究为重心的新兴交叉学科或跨学科研究方法。文学地理学中的‘地理’，依次包括作家籍贯地理、作家活动地理、作品描写地理、作品传播地理等四个层序 ，通过对这四个层序动态、立体、综合的分析研究，可以复原文学的时空场景，揭示隐含于文学家意识深层的心灵图景，特别需要关注文学地理学中‘地理’之于‘文学’的‘价值内化’作用。所谓价值内化，就是经过文学家主体的审美观照，作为客体的地理空间形态逐步积淀、升华为文学世界的精神家园、精神原型以及精神动力”。[4]阅读潘小楼的系列小说，总感觉到存在于文明与荒蛮之间生命个体强烈的冲撞感。在冲撞的“迷失”中，生命的苦苦追寻成为了小说中挥之不去的阴影，同时也承载了作者对右江河谷这一特殊空间里生命状态的沉思，成为作者寻找生命转向的力量和冲决生命困境的原生动力。面对因过去形成的废墟与空城，面对无尽的生命冲突与虚假，作者不再将个人的命运遭际作为叙述对象，而是把思索触角伸向人类生存的文化。

众多历史学家、民族学家研究的成果都说明，壮族来源于我国的古代越人，世居于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其中岭南的珠江流域、红水河流域和云南东南部等地最为集中。百色正是这三大区域的交集区域。在这个广阔的地域里，考古发现了大量的有几千年、上万年甚至几万年历史的稻谷碳化物和诸多稻谷加工工具、蚌壳堆积层、肩石斧、肩石锛、段石斧、几何印纹陶等文化遗存。种种考古的发现，说明壮族先民——古越人，自古以来就生活繁衍于这一广大区域。而地域文化是解读百色文学的文化基调，百色乡土小说是解析百色文学形态的基本文本，小说中的生命主题是切入百色文学的精神基点。

长期以来，百色小说因为远离中原地区，基本处于边缘地带，较少受到正统庙堂文化的影响，所以百色小说充溢着一种民族原生生命力的挥霍与张扬。潘小楼的小说写的都是其个人精神琐事和个体心理，但与之重叠的却是一个有关地理和空间的体系。这个巨大的空间体系，把各个小说贯穿起来，形成一个清晰的、以乡村、小镇为中心的壮族民俗文化版图，以细腻的笔触再现壮族民俗。潘小楼在谈到自己的写作理想时曾说过：“……但更让我着迷的，还是这块土地上一种类似宗教的主宰，立体而多维地呈现出这样一种力，是我的终极的文字理想”。[3]这使她在小说创作中表现个人生命经历与小说空间想象之时，带上了浓重的壮族民俗文化气息。如《魁山》中写道：“我对九伯的记忆，是从他的喊魂声中开始的。”[3]活动在的点是“鬼山”，“水门关”、“绣珠包厂”，文学景观有“白斩鸡”、“石磨”，“九伯摘下腰间的腰蒌”，“蚊帐是家纺的土纱，染着蓝靛。……这套被帐是奶奶当年的陪嫁。”这些壮族生活常见的事物小说中多次提及。她还将河谷进行对比：“山里的夜要比河谷平原的要冷”。[3]显然，她对自己的河谷记忆有着强烈的温差感受。对于壮族过年包大粽子这一特有的习俗。她也在小说中详细写道：“第二天吃过早饭，奶奶就要我到九伯那里要冬叶。冬叶是我们这里的一种草本植物，各家房前屋后都有种植。叶子如芭蕉，冬季尤盛，用以包物，不但有一股奇异的清香，还可以久放不坏，包拱背粽就得用这种叶子”。[3]壮族过年辟邪的景观，她同样没有回避：“晾着艾草、蒿草、百花草和香茅”。[3]这些风俗在小说中，变成一个“地图化”了的壮族文化空间， 读者可按图索骥，将想象的壮族风俗与真实的百色空间连接起来，而背后与这种写作模式及阅读策略连接的， 正是平果县河畔小镇的生活经验。因为作者对于河谷空间的划分和理解与这种符码化的模式是一致的。关于民族文化意识的表现方面，《民族文学》卓编辑采访潘小楼时问道：“《魁山》中融入了很多古老民俗的描写，少数民族文化有没有给你的作品增添了不一样的养分？”小楼直言不讳：“有。但对我来说，这个浸染过程是个人生命体验的一部分，是无意识的。”[2]这些富于右江河谷特色的文学景观，让读者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的右江河谷，让广西西部的右江河谷作为广西小说创作对象的存在显得更为重要。百色是一个真实的存在，而潘小楼在小说中构建起来的文学景观，为我们运用文学地理学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文学案例。

三、盆地地理基因成就作家封闭而开放的文学空间

百色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与越南毗邻，长期以来，这一地区是国家文化、经济的边缘地带，经济贫困，文化发展滞后。而其滞后的原因之一，自然是因为它的封闭性。右江盆地四周都是山，封闭、稳定的地理环境，加上长期以来经济的滞后发展，使成长于此的潘小楼的文学创作形成了自足的美学风格。而这种封闭又是相对的，对于幼年的作家来说，基本上是经验自足，但随着她的成长和外出求学经验的增多和视野的开阔，幼年的自足状态必然会被打破，从而使她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开放的特性。平果县与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和地区首府百色都相距约100 公里左右，恰到好处的距离使其拥有一个远离政治意识形态，相对封闭、边缘化的自由空间， 同时又有来自中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这种影响对处于弱势文化的平果县起着补充营养、源头活水的作用。

一是平果使中心城市与美丽河畔完美嫁接成为可能，在这里诗人找到了自我表达的最佳方式。陈思和指出“民间的发达取决于庙堂和广场的弱化”。当南宁与百色市作家的文学创作活跃起来时，必然对平果作家产生重大的推动作用。如平果县前人大主任农敏坚在主持县文化工作，曾组织挖掘平果嘹歌资源，并组织出版五大本平果嘹歌集，在广西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经过几年的努力，现今的平果嘹歌已成为百色市一大文化品牌。他还意识地邀请南宁、百色市，以及外县的作家与平果作家开展创作交流活动，并于2007年组织出版了一套二十册的平果作家丛书，这是广西文学发展的新亮点。而其中就有潘小楼的散文集《此去经年》。可以说，这样的活动不仅鼓舞了平果作家的创作热情，开阔了他们创作视野，而且使他们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特权”的意义和色彩。时为广西文联主席的潘琦也指出这一特别之处：“我和农敏坚同志是文友、朋友。……他从政多年，不管在什么岗位，什么地方工作，都对文化情有独钟。除他自己喜好文学之外，还利用自己职务之便，热情支持文学事业的发展”。因此，平果作家在叙述自己本土经验之时，往往呈现出一种中心城市的经验或开放视角，这在潘小楼的创作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右江河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能攻能守，震惊中外的百色起义就是在这一地带开展的，并成功地在几乎是河谷的中心点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说明它封闭的好处。然而，它又绝对不是纯粹的封闭，这种封闭而开放的状态对于写作十分有利，河谷的文化空间如同作家的根，给予他们丰富的创作营养，它又成为百色文学巨大根系的枝干和叶子，构成广西小说之大树。

二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区域封闭而开放。《罂粟园》故事发生地点就是在一所镇上的中学之中，重点是处于学校西南角一个偏僻的小院落的医务室。“院子终年见不到阳光，永远是那么湿漉漉的，青苔从角落里细细密密地冒出来。院里那栋二层小楼是大板楼，建于20世纪70年代，赭黄色的墙面，在阴暗潮湿的光照里，已斑驳破败。”[3]从这偏僻潮湿阴暗的景物描写，不难看出，故事发生的地点是孤立、封闭的。同时，小说开头以南宁民族大道的糖水店的空间开始，结尾则以南宁地王大厦五十层这一南宁市的制高点结束，这说明在小说空间的设置上，作者以现代文明的视角审视过去封闭的生命状态，充满一种精神剖析意味，从而使小说在封闭的叙述中向世界开放了心胸。这种地理空间的变化，体现了作者精神空间的张扬，也孕育了她独特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三是小说中的“地理空间”和作者生活空间高度重合。英国历史学家波科克曾说：“小说的真实是一种超越简单真实的真实。这种真实可能超越或是包含了比日常生活所能体现的更多真实。”从潘小楼小说中构建出来的众多“地理空间”与作者本人的“现实空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可以说，其笔下的“地理空间”与自己的“现实空间”形成一种深度契合。如《秘密渡口》中赵尔要去的地方是“右江河谷水泥厂”，《罂粟园》中的“民族大道”，“我老家是一个地处云贵高原过渡带的小镇，古时候叫泗州。”[3]《青柠》中的“阗州”，其实就是百色田阳县，古称田州，作者采用谐音方式设置了小说地名；而小说中的“红岭水泥厂”则为实名，具体厂名为广西田阳红岭坡水泥厂。“这个工厂地处西南，毗邻右江，当时我们栖身的三间小平房，就是厂郊一个废弃的水站”（《小满》），“我们搬到了一个叫红岭的水泥厂旧地磅”（《小满》）；“我的童年就在西南边陲的一个叫靖圩的小镇上”（《端午》），而靖圩镇，作者自己在后记也说是百色靖西市，它是百色八九十年代著名的药市。可以说，在小说中想象的空间与和田阳县、凌云县和靖西市的现实地理空间完全一致。作者将右江河谷的自然地理空间写进文学作品，使其成为小说中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达到地理空间、人物活动与现实存在的惊人吻合，小说的地理空间与百色右江河谷的地理空间相互印证。由此我们可以借助地理环境提供的人类学素材，通过文学地理学这一视角审视文化传统，开凿右江河谷的“文化岩层”，促进对右江河谷文化传统的再认识。

总之，在文学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右江河谷地理空间几乎是被忘却的存在，而与此情况相似的地域并不在少数。在历史演变的长河中，由于它们暂时的貌不惊人、默默无闻而往往被外人忽略其存在价值。从文学艺术层面看，百色文学的兴起以及自身独特的右江流域风格显然与广西其他区域的文学风格明显不同，但它们共同构成了广西文学丰富性、多元化的格局。右江河谷的地理空间作为潘小楼小说接通百色“地气”的中介，已成为解读其小说的新视角。我们尝试通过文学地理学视角解读潘小楼的小说文本，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以引起学界和广大读者对潘小楼河谷小说特质的进一步关注。

[1]杜远生,黄宏伟,黄志强,徐亚军,杨江海,黄虎合.右江盆地晚古生代—三叠纪盆地转换及其构造意义[J].地质科技情报,2009(06).

[2]《民族文学》杂志微访谈之潘小楼[Z].http://blog.sina. com.cn/s/blog_88681e1f0102va6q.html

[3]潘小楼.秘密渡口[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

[4]梅新林.中国文学地理学导论[J].新华文摘,2006(15).

（作者单位：百色学院）

本文系2013广西哲学社会科学立项项目（批准号：13FZW001）和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研立项项目（项目编号：LX2014430）的阶段性成果。

韦德强（1973-），男，广西河池人，百色学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古代文学；黄雪婷（1971-），女，广西平果人，百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文化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