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锋

一、童年记事：“山上”到“山下”

——狩猎民族的集体记忆

我1959年出生于茫茫大兴安岭深处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少数民族——鄂伦春族①的家庭。鄂伦春族人家庭子女较多，少则五六个孩子，多则十一二个，我家有兄弟姐妹8人，我排老三。我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是以狩猎为生的纯正的鄂伦春人。在大兴安岭地区，鄂伦春族有两个较大的部落——南部和北部，南部的部落族人基本都姓莫；北部部落的族群较大，人数较多，姓氏也较多样。

游猎是原始的鄂伦春族最主要的生活方式。我的父母没有上过学，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生活方式就是打猎”。当时没有什么钞票，也没有什么超市，打猎获取猎物之后，与“跑山”①的商贩通过“以物换物”的方式，换取大米、盐、弹药、药物等生活物品。

1951年，国家出台了“下山”的相关政策②，鄂伦春人陆陆续续地“下山”，以“山上”到“下山生活”为转折，鄂伦春人结束了原始社会的狩猎生活。而当时的出行工具，主要是马。下山后，家里自己租地，开始种粮食，靠农业自给自足，逐步实现从“狩猎”到“农耕”的转变。鄂伦春人家家户户都有猎枪，下山后虽然开始种地，但家里还是部分依靠打猎生活。20世纪80年代，国家实行禁猎政策，不能再随意打猎。这种转变给鄂伦春人的心理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二、从接受正规教育到好为人师

1966年，我7岁的时候，正好赶上了相关教育政策的出台，得以进入学校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那时学校只有2名老师，学习科目也只有语文和数学。学校实行混龄教学，低年级的学生和高年级的学生在一间教室上课，老师先给高年级的学生讲课，再给低年级的学生讲课，课后再由高年级的学生辅导低年级的学生。当时学校只有一间土房，到了1971年前后，政府盖了砖房，学校相对更为正规。学校以汉语授课为主，学生不分民族，均在一起上课。后来，阿里河镇（鄂伦春自治旗政府所在地）的农场也有了学校，加上原有的林场学校，教育资源相对充裕，于是结束了“混龄教学”，实现了分班分民族教学。

鄂伦春人比较重视教育，我父母一直非常支持我们上学，我们兄弟姐妹8人均接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而且基本接受完义务教育。我们上学，主要依靠政府的助学金（每月14元），家里的负担不太重。

1981年，鄂伦春民族中学成立。由于师资缺乏，经过“推荐式”选拔，10名鄂伦春族有意深造的年轻人，被送进高校学习，大部分所學专业为师范类专业。出于个人爱好，我选择了生物教育专业，到内蒙古师范学院（现内蒙古师范大学）进修三年，并获得结业证书。对于学成归来人员安置问题，当时政策上没有做具体明确的规定，我们10个人有继续进修的、有升迁的、也有一直从事教育行业的。

在内蒙古师范学院学习期间，我被编入1980级生物教育专业汉班①，同汉生②一起学习。我一直认为这样学习的好处非常多。首先，我们“下山”之后由说鄂伦春语到说汉语的转变很困难，而大学期间接受汉语教育，接触汉族学生，对于自己汉语水平的提高十分有益。其次，之前的鄂伦春族学生大多为单独编班，同其他民族学生的接触机会受限，不利于实现民族融合。最后，接触机会多了，语言流畅了，学习成绩也就上来了，与学习好的同学在一起进步得快。

毕业后，我回到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民族中学任教。刚入职，学校安排了老教师对我进行“传帮带”，效果明显，我进步很快。教师在当时是比较受欢迎的职业。社会对教师是基本认可的，老百姓也愿意送孩子到学校上学，因为政府给予学校基本的教学补助，课本全部是免费的，上学基本不花钱，作业本、钢笔等都会供应。

三、教师生活——一部鲜活的鄂伦春民族教育史

1.毕业后任教

我从内蒙古师范学院毕业之后回到鄂伦春民族中学，当时除了我属于定向培养之外，其他教师基本上都是从别的学校调入的。当地政府给予鄂伦春民族中学很大的教师用人权和优先用人权，同等情况下，优先满足鄂伦春民族中学的用人需求。在教师的选聘上，主要的形式为推荐，有教育主管部门的推荐，即可进入鄂伦春民族中学从教。推荐的标准就是“唯才是举”，看中个人的专业素养和能力，其他没有太多限制。我的同龄教师多为高中学历，后通过自考、夜大、函授等形式提高了学历。教育局在新入职教师的招聘上所起的主要作用是，将符合学校需要条件的教师“拢过来”。准备入职的教师，都需要参加由学校组织的“试讲”，按照分数的高低排序进行录用。接下来将拟录用人员名单上报教育局，最后由教育局上报劳动人事局，在劳动人事局和组织部下令之后，应聘人员和转聘人员就可以成为鄂伦春民族中学的一名正式教师了。

2.登台授课

毕业后第一次讲台，我讲的是“植物的生长”。班里有十多位小孩，我在讲台上一点都不紧张，因为他们的“文化”没我的“广”。工作之初，由于学校条件有限，所以很多教具是我带领学生一起做的。大兴安岭地区有宝贵的动植物及其他自然资源，这为生物课教学提供了诸多的便利条件。比如，讲到“解剖鱼”，我就带领学生去河里抓鱼，进行解剖，剖开之后还能看到鱼的心脏在跳，特别生动形象，学生也便于理解学习。

工作第三年，我开始了当班主任的历程。1993年左右，由于身体原因，我从一线教学岗位逐渐调整到了后勤岗位。后来，学校的年轻教师慢慢地多了起来，我就彻底不上课了，管理学生宿舍、负责食堂事务，再后来又到学校图书馆管理图书。现在，主管学校的鄂伦春学生。

3.行之有效的教研活动

在教研活动上，生物课和化学课分为一组，教研活动的形式主要为听课、评课、集体备课等。教研组内的教师参加教研活动较为积极，因为大多数教师认为该项活动是教师的分内之事，而且教研组组长会记录每一次教研活动教师的参与情况与参与程度，在年底考核时作为参考，而这种参考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力。教研室的教研活动，对于教师能够讲好课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互相听课对于教师的专业成长也十分有帮助。endprint

我们一般是选择有组织能力的、讲课评课水平较高的老教师担任教研组组长。当然，年龄不是决定因素，只要是课讲得好、有组织能力，学校就会安排其担任教研组组长。我觉得，教研组不是一个行政组织，而像一个大家庭，总得有一个管事儿的来负责本专业课程教师的成长等工作。但是，由于教研组是从苏联引进过来的“舶来品”，因此也有很多水土不服的情况。比如，组长的水平对于教研组成长的影响，教研组实际功能的发挥不足导致形式大于结果的现象等。

4.“上山”家访——大兴安岭地区独特的家访形式

说起家访，我印象最深的是当班主任时学生管理中的事情。由于从小生活在林区深处，许多学生不愿意或者不习惯上学，经常出现“往家跑”的事情。有两名女学生，不爱上课经常往家跑，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安排她俩早上给我打水，以此“盯住”她俩。刚开始，效果还挺明显，每天都能在学校看见她俩。好景不长，坚持了两个学期之后，其中一名女生又不见了。我就去她家家访，和她父母沟通，把她找了回来。

由于林区交通不便，我经常需要骑马到学生家中进行家访，有部分家庭离阿里河镇较远，如果去家访，还得在学生家中借宿。家访的时候我发现，大部分家长十分重视子女教育，愿意配合我们老师的工作，有很多家长告诉我管得“狠点儿”，再不行就揍，别打坏就行。但也有极少部分家长不重视子女的教育，他们往往认为，孩子交给学校了，就应该由学校承担全部教育工作。工作多么年之后，我还与部分家长保持着联系，家长也十分热情，叫我路过家门口时到家里吃饭，这说明家长对我的工作還是认可的。

四、回归森林，返璞归真——退休生活构想

2017年，我已经58岁了，按照退休政策，再有两年就可以办理退休手续了。我现在特别怀念“山上”生活时住过的洞，向往野外的生活，有时候很想回到“山上”。但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重来，现在的生活方式，我也很满足。

访谈后记：

因为小时候唱过一首《鄂伦春小唱》，我对鄂伦春族有了“森林”“打猎”“原生态”等“原始印象”。这次有机会与从小生活在大森林里、有过打猎经历、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的鄂伦春族老教师面对面进行访谈，激动的心情自不用说。生于1959年的莫贵永老师，正好赶上了党和国家针对鄂伦春族的“下山”政策，因此可以说，莫贵永老师本身的成长经历，就是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鄂伦春族人民生活、学习、工作的“变迁史”。访谈中可以感受到，莫贵永老师对曾经在原始森林中的生活十分留恋，对马和狗这两个鄂伦春族最好的朋友有十分深厚的情感，其本人也在多年的从教生活中，积极推动鄂伦春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工作。在结束访谈之后的第二天上午，我和韩雪军博士驱车来到距离鄂伦春旗政府所在地北约十公里峰峦层叠、松桦蔽日的“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嘎仙洞。据《魏书》记载，乌洛侯国世祖真君四年来朝，“称其国西北有国家先帝旧墟，石室南北九十步，东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北魏大武帝拓跋杰派中书侍郎李敞去祭祀，并“刊祝文于室之壁而还”。现存铭刻的文字共201字，与史籍记载的祝文基本相符，证实为北魏王朝承认的拓跋鲜卑发祥地。或许因为自己祖籍山西大同的缘故，想象或许自己先人也属北魏，对嘎仙洞充满敬畏。一位同学说我这是“寻祖之旅”。其实浩浩人类历史长河很多事情已无可考，唯一有价值的便是对人类厚重历史的敬畏！

本文系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高等学校科学技术研究项目“‘三少民族传统文化在学前教育中的传承与提升研究”（项目编号：NJSY16289）、呼伦贝尔市科学技术局2017年科技计划项目“鄂伦春文化变迁与教育传承的研究”的研究成果。

（作者系呼伦贝尔学院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胡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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