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钱理群先生为青年学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唐小兵的新书《与民国相遇》所写的序言。

钱理群先生曾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70后”“80后”的青年，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他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十年后崛起于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界的年轻一代中。”

我和唐小兵只见过两面。第一次是2003年我退休后到复旦大学讲学，唐小兵到上海读研究生，来听我的课，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谈到了我面对“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的青年听众所感到的寂寞与尴尬，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再就是一个多月前，已经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的唐小兵，从上海到北京开会，特意来找我聊天，像老朋友那样，畅谈了一下午。他将刚出版的第一本随笔集《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送给我，后来又寄来了这本《与民国相遇》的书稿，希望我为之写点什么。我欣然同意了。

1998年，我给自己的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做了一次谈话，题目是《沉潜十年》，要求他们“一定要‘沉靜下来，即‘板凳甘坐十年冷，着眼于长远的发展，打好做人的根基、学术的根基，而且要‘潜入下去，潜到自我生命的最深处，历史的最深处，学术的最深处。”

以后，这就成了我和青年交往的主要话题。例如2004年以及其后数年间在烟台大学等高校做《漫谈大学之大》的演讲，同年和青年志愿者谈“我们需要农村，农村需要我们”时，也都反复告诫在读的大学生、研究生“应该把目光放远一点，不要迷惑于眼前的一时一地之利，更应该摆脱浮躁之气”，要“在苦痛的沉默”中“沉潜十年”，并一再表示，“他们才真正决定中国的未来。”

我把希望寄托于当时二三十岁的大学生、研究生，即“70后”“80后”的青年，是基于对我自己这样的20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的失望与不满。

这样的不满，首先是知识结构上的，“我们这些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仅不懂外文，对于西方文化了解甚少，而且古文的根底也很差。这些年虽有些弥补，但却不可能根本改变这样的知识结构上的先天不足”。

我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再三呼吁年轻一代“沉潜十年”，其实是期待在新世纪有一个较好的学术生态和生存空间，新一代的学人能够无论在知识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上获得更为健全的发展，使知识分子整体素质上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能否在历史转折期的中国发挥应有的作用，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能否获得健康发展的关键。

但以后的事实发展，却证明了，我的这一期待，不过是一场美好而不现实的梦。

在2008年北大110周年校庆时，我谈到我期待年轻人“沉潜十年”后，却在他们中间发现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情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的世故、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最大限度地维护“一己的利益”，这已经成为“他们的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

我当然知道，这样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只是少数，但他们的能量极大。坦白地说，这是我呼吁“沉潜十年”时绝对没有想到的。

我的这个讲话在当时没有引起注意，却在几年后突然在网上传开。这也是我没有料到的，也因此引发了新的思考：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我读唐小兵的《十字街头的知识人》首先想到的。小兵所谈到的“高校青年教师群体”的生存环境，提醒我注意到，新世纪学术生态的变化，可能是关键所在。

不可否认，和我们的时代相比，唐小兵这一代学人的成长环境，还是有许多历史的进步的：对世界文明和中国传统文明的开放心态，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改善，教育与科研的发展，和平建设的社会氛围，都使得年轻一代在知识结构上显然比我们更为合理，在视野的开阔、精神的自由、思想的解放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但同时，更应该正视的，是新一代学人面临的学术生态环境并没有发生我所期待的根本变化，反而出现了更为严峻的问题。

首先是小兵所说的，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这群人除非内心特别强大的或者极度超脱的，容易感受到生存环境与社会期待之间的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耻辱感。”

高校的青年教师“实际上已经成为学校里的弱势群体。当今的中国大学，即使是教授也缺乏独立的利益诉求和自由表达的权利，以及参与学校各级行政领导的选聘、参与决策过程、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教授因其学术地位还有一点有限的发言权，而青年教师连学术上的发言权都没有，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教职员工的积极性，成为束缚教学和学术生产力的主要原因。”

这里已经涉及教育的行政化、体制化问题。唐小兵文章里引述的应星的论述是同一个意思：“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字化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级课题、基地、学术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

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坚硬的现实之中，在这种数字化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的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就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他们面临的选择，不是充当“知识工人”，甘愿受剥削，就是设法挤进既得利益集团，分得一杯羹。

唐小兵有篇文章《学术批评的潜规则》，谈到了学术会议上的学术评议的圈子化、等级化、形式化及单向化，我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些年总要逃避学术会议的原因。但在学院求生存的年轻学人却不能逃避，而必须遵循“学术江湖”的潜规则。这样的“学院自身的逻辑和规则”对学术正常发展的阻碍，是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外部环境的。endprint

小兵总结说，“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權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在学术上和精神上要实现双重的突围，何其困难！”读到这里，我终于懂得我寄以希望的70后、80后的学人在他们出山以后的选择的艰难与不尽如人意的原因了。

这里的关键，还是一个信念的问题，即对于精神、思想、人性，对于历史、学术，有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以至信仰；能不能从精神的坚守，思想的自由驰骋与学术的苦心探讨，历史真相的追索中感到兴趣、快乐，获得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我曾经说过，对于学院派的学者，“学术本身就构成了生命中自足的存在”，不需要从学术之外寻找乐趣、意义和价值。因此我对年轻的研究生说：

“如果你当了三年研究生以后，不能从学术中感到快乐，你无法迷恋于学术，这就说明学术研究工作不适合你，那我建议你放弃学术。我们自有自己的学术尊严，但也不必把学术研究神圣化、道德化。放弃学术研究，并不是背叛了学术。坚守学术，因为我感到快乐；享受不到快乐，就走人。”

也就是说，我们既要面对学术生态恶化，学人分化这些严峻的现实，但也要以平常心去对待。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必须有自我反省意识，清醒地认识到，在学术生态没有根本改变、知识分子整体素质的根本性缺憾没有得到有效改正的情况下，中国的学术，特别是人文科学，是不会大有作为的；而有了清醒于自己“不能做到什么”的前提，反而可以更清醒地知道自己“能够做什么”，而且这个“做什么”的空间和余地，还是相当大的。唐小兵的研究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也终于可以讨论小兵的这本《与民国相遇》了。

这不是正规的学术著作，是研究过程中随手写下的学术小品，但也表明了小兵正是他在书中一再提到的阿伦特所说的“认真对待文化的人”，“知道如何在古往今来的人、事和思想中，选择他的友伴的人”。因此，他在写《与民国相遇》时，是有两个自觉的追求的。

一是从民国学术前辈那里，汲取现实生活中失落的学术精神和方法资源。比如《接续民国史学传统》里用韦伯的话形容华东师大历史系王家范老师的“研究状态”：“没有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状态，没有这种‘你来之前数千年悠悠岁月已逝，未来数千年在静默中等待的壮志，你将永远没有从事学术工作的召唤”；并将先生的治史经验归结为“材料”与“思想”两条，“前者是苦功，后者是灵性，判断和联想的能力”，因此，“太乖巧而不刻苦的，难成为历史学家”，“刻板而缺乏思想，不敢独立思考的，就很难成为出色的历史学家”。

但小兵更要做的，是寻找适合自己的研究之路。比如他提出要“穿透意识形态的重重迷雾，而窥知历史与人性的真相，进而呵护生命之尊严与自由”；要追寻“潜伏在历史人物内心世界的蛛丝马迹”，探索“解读历史人物精神世界和政治实践的新途”；要关注“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小人物的情感与记忆”，书写大时代的“另类历史”；要通过“别出心裁的小叙述”，揭示“波澜壮阔的政治过程背后‘失踪了的历史”，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青年学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公共舆论空间，文人交往的公共空间；以“史识”为历史研究的“灵魂”，而“史识”又“建筑在广阔的知识结构、恢弘的历史视野、扎实的文本细读、深邃的历史思辨与苍凉的现实感等等之上”，等等。

这大概也是反映了当下中国学术研究的真实状况：尽管每一个坚守学术的个人，都是孤独与寂寞的；但也总能找到同道者，也就能够在相濡以沫中，一路挣扎着奋力前行。在总体上我们多少有些悲观、困惑；但进人具体的研究，我们又总能陶醉其问，享受创造的乐趣。让我们就在这挣扎与享受中坚守下去罢。

摘自澎湃新闻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