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年代中期，上海大学一度是国民党楔入东南的宣传堡垒。但随着局势的发展国民党逐渐丧失其控制权。因为国民党意识形态研究不足，基层组织运行力不从心，社会动员功能衰落，无法真正引领精英阶层参与政治，无法动员底层民众参与，中国现代化心余力拙的载体国民党。由此可见，政治理念、政治宣传队伍、社会精英、底层民众的政治认同、政党基层组织建设是中国现代政治参与必须的构建。而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现代性视野下政治参与“中国方案”的初步探索。

关键词：上海大学；政治动员；现代性

作者简介：罗敏，西南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川 成都 611756）。

基金项目：西南交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科技创新项目（2682014CX124）。

中图分类号：D69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398（2017）05-0083-07

吉尔伯特·罗兹曼等认为，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化”或“工业化”，也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是研究的一种手段。在此现代性视野下分析20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他们认为抗日战争“毁灭了作为中国现代化有效载体的国民党政府”[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12页。。中国的现代化转型最终由中国共产党引领并取得辉煌成绩，而国民党力不胜任，果真外在因素的干扰戛然而止？还是在处于上升阶段的国民革命，从国民党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已危机四伏？

长期以来，学界对国民革命的研究多从革命史、政治史等角度宏观进行，也多从正面剖析中国共产党的成果。本文另辟蹊径，将国民革命放在现代化进程这一世界格局中，将国共两党的政治动员与现代“政治参与”这一根本构建结合，从国民党掌控又丧失宣传堡垒的上海大学（1922—1927）及其缘由的个案入手，探究以上问题。本研究也在两党对比中，凝练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斗争开启政治动员—政治参与，思考、探索在诸多国内外问题困扰下，中国共产党引领构建的现代中国政治参与“中国方案”的源头。

一宣传堡垒：上海大学对国民革命的贡献

改组前的国民党，虽是国内唯一势力比较集中的革命党，但其早期根萌是培植在海外华侨散

收稿日期：2017-09-20居之地和华侨祖籍集中的广东省。党员以世家崩坏的知识分子和经济地位低下的小资产阶级为主，既不站在劳苦群众基础上，也不站在资产阶级基础上，革命事业总因力量不足而反复流产。为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列强，国民党计划实行彻底革命，构建一个有组织、有权威的政党，成为革命群众之本据，为全国人民尽忠实义务。为此，改组后的政党要“以严格之规律的精神，树立本党组织之基础，对于本党党员，用各种适当方法施以教育及训练，使成为能宣传主义、运动群众、组织政治之革命的人才。”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2页。

上海大学创办初衷是为吸引年轻学子，培育“革命人才”。1924年7月于右任在致国民党中央委信中殷切期望：“窃惟吾党欲早日完成国民革命之工作厥有三事项须留意焉。一曰阐明主义提高学说也。二曰养成人才资为党用也。三曰创为风气树之范则也。……使国民思想界有一中心之势力。欲求此三者之实现，盖有一必要之机关焉。机关惟何？曰党办大学是也。”本书编委会：《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9页。大革命时国民党所办学校尚有黄埔军校和广东大学，但上海大学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对推动国民运动至关重大。上海是全国的工业、商业、金融、文化中心，交通便利。20年代中期上海虽有大学十余所，但或是孵育帝国主义的机关，或为反革命派绅士军阀所控制。上海作为才俊荟萃之区，国民党如果拱手让敌人盘踞利用，而不抓住机会设立大学扩张队伍以对抗敌人，避免青年误入迷途，是失策，所以上海大学的建立和发展对国民革命举足轻重。

从1922年改组至1927年被国民党查封，上海大学存在不足5年，但对国民革命功勋卓著：“我们上海大学，实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中，专从事于研究宣传并实行我党主义的唯一学校。……广东可说是革命策源地大本营，而上海大学好比是派在帝国主义及军阀的虎穴奋斗的先锋队。我们的中部地方，革命的种子，不少是我们上海大学所散布的。我们要唤起民众，培植革命势力基础，预备着使国民政府的政治军事势力到达之地，即我党势力永远巩固之地。”本书编委会：《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2014年，第344页。作为深入虎穴的先锋队，上海大学对国民革命的贡献表现：

第一，研究和宣传国民党党义。20年代中期，东南教育界为一班学阀或帝国主义把持，极其沉闷。只有上海大学真诚接受三民主义、国民党党纲，是东南唯一宣扬孙中山精神与主义的高等学府。学校众设科系，但都留意用党义引导学生。从教师看，大量国民党名人，如张溥泉、汪精卫、马君武、章太炎、戴季陶、沈玄庐、吴稚晖等到此任兼职教师，发表演说阐明党义，宣传国民党政见，且效果甚佳。从课程内容看，社会学系责无旁贷应以国民革命政纲为指导，中国文学系国文课以国民党一大宣言为教材，英国文学系散文课以孙中山的发展实业计划英文原著为读本。从学生活动看，学子们建立“三民主义研究会”，出版阐扬主义的刊物。1925年4月孙中山逝世不久，上海大学师生恽代英等20余人成立孙中山主义研究会，协同合作发掘孙中山为革命奔波四十年的经验成果，对国民党宣传贡献巨大。

其二，培養革命人才。上海大学的建立，令国内外仰慕国民党党义、有志建国事业的优秀青年，都靡然从风争先趋附。1936年3月于右任坦言，20年代中期革命青年先后到上海大学的达两千人，令其隐然成为国民党革命宣传中心，吸收新晋国民党员，扩大党员队伍。1924年1月至7月半年，加入国民党的学生达140多人，占全校学生1/3，数年党员不断增长，短时间就得到数千名明了主义的党员和热心于党务的青年主力军。这些党员受过专门的理论训练和思想改造，明了党义，热心为党服务，在党务发展上都主动且成效卓著者。他们深入民众，鼓吹革命，能够让国民党奋斗了二三十年未竟之功旦夕间立现。endprint

上海大学还为黄埔军校广纳英才。因时局原因，刚建立的黄埔军校无法公开招生，只能由国民党地方组织秘密进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就参与了学校招生工作。上海大学地处中国交通最便利、经济最发达、思想最活跃、青年最向往的大都市，因自身地理位置和革命情节，做过军校笔试考点，且为黄埔军校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恽代英、邵力子、萧楚女、阳翰笙、张治中等杰出师生进黄埔任教，青年学子积极报考。黄埔第一期至第六期都有上海大学学生，如第一期王逸常、徐石麟、邱士篯等20余人。曾在上海大学就读的国民党将领有王友直、王子伟、毛飞、邱清泉等。所以上海大学“不论是从黄埔军校初建时的师资还是生源方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帮助，帮助黄埔军校度过艰难的创建瓶颈期，迅速成长为当时军事教育的圣地。”王伟：《上海大学与黄埔军校：国民大革命的“左膀右臂”》，《学理论》2013年第15期。

其三，向普通民众宣传党义，鼓动参与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上海大学、黄埔军校同为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国民党的“左膀右臂”，但各有千秋。黄埔军校功绩主要在军事方面，为国民革命培养了大批奋勇杀敌、捐躯救国的英雄。北伐期间尽宣传和联络的责任，积极鼓动地方民众、组织团体、宣传主义、介绍革命同志入党。上海大学同学所到之处，就是革命势力滋生伸张之处。

上海大学研究主义、培育人才、鼓动群众，国民革命时期声名大振，从组织立誓、主持人物、经费来源等而言，都与黄埔军校、中央政治学校性质相同，所以是20年代中期国民党插入东南敌营的“宣传堡垒”。

二国民党丧失上海大学控制权的原因

这所由国民党人主导、少数共产党人参与合办的革命大学，随着革命情势的跌宕起伏，渐渐成了共产党的训练机关。除幼年的中国共产党摸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建制的挑战外，追根溯源，国民党向“党治国家”转型的现代化建制过程，内部的因素是其无法成为中国现代化承担者的根源——自身目标不明确、策略不清晰、动员不足所致。国共合作的年代，也是斗争的年代。上海大学内部也存在着斗争。在合作与斗争的纠葛中，仅仅从现代政治参与而言，国民党根本性建制上各种弊病已初露端倪。

（一）意识形态研究不足

首先，国民党的党义研究不足受制于学校理论人才匮乏。学校曾向国民党呼吁人事支持。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学生剧增，师生深感人才缺乏，曾致信国民党中执会要求增加推荐贤能到校，以达成革命教育的成功。分管上海执行部的汪精卫回函承诺“随时物色贤能”派往，但国民党人员只出不进，国民党籍中坚人士纷纷离任。相对于如火如荼的国民党改组这一转折性事件、广州民国政府建立和北伐这些宏伟大业，上海大学实难吸引有威望的国民党人士常驻以主持校务。

国民党内革命总体目标不统一导致内斗削弱主义研究力量。“一大部分党员本来很明显的属于工业及农业的有产阶级的倾向，并且回避反帝国主义的争斗，他们的阶级利益和劳动平民的利益，将来当然不能一致；他们的阶级性每易于趋于妥协，也很难必其能为中国民族完全独立奋斗到底。既如此，国民党内——对于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农民问题的改良政策，对工人利益的让步问题——便发现两派的力量。”时光：《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268页。国民党内部发生分裂，叶楚伧、何世桢沦为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的西山会议派。将革命学理灌输给学子以造就领袖人才也因人力不足而失败，甚至主义的构建因内斗导致主义研究、论战、宣传没形成合力，也没主题。

其次，“三民主义”缺乏不断的深度解读。三民主义提出后，国民党内部，除个别人士外，没有高级别专家从学理上或政策上深入研究三民主义。以便在意识形态上与马克思主义抗衡，使“革命的精神”有革命的哲学为基础，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抛出“民生哲学”，深入分析三民主义哲学根基。戴季陶提出三民主义的基础是民生主义，而它又源自以“仁爱”为核心的中国传统道德思想。在唯物史观大行其道背景下，戴季陶的唯心主义解释不合时宜，而且以五四激烈反传统的中国古代哲学“仁爱”为本体，滑向保守主义的泥潭。所以，从学理上说，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构建，在五卅前后，除教条和偶尔几个零星的宣言、训令外，解释显得随意，缺乏一种适应时代需求的自成系统的理论“进化”。

而且国民党“三民主义”没有根据不同阶层进行义理诠释，也没有根据政局变幻及时调整口号。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上层不重视理论建设，没有针对不同读者群体、理论化和时政性各有侧重的报刊杂志群，没有堪与《向导》匹敌的理论“喉舌”，也没有共产党般快捷的针对不同群体的宣传策略。由于缺乏研究者，意识形态诠释与现实脱节，不能形成强大的理论论辩、宣传合力。以“戴季陶主义”提出后国共两党反映为例：1925年戴季陶相继抛出《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提出“戴季陶主义”，国民党人支援和拱卫寥寥无几。中共教师则积极应对，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发行《中山主义》周刊，指导学生明瞭“我们不但是在主观上信仰三民主义，我们并且要在客观上实现三民主义。我们不但是在口头上主张三民主义，我们并且要在行动上发挥三民主义。”王家贵、蔡锡瑶编著：《上海大学1922-1927》，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第210页。恽代英写《读<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孙中山主义与戴季陶主义》，厘清孙中山主义革命性和戴季陶避免革命——“反革命”性質。瞿秋白写《五卅运动中之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等文，驳斥戴季陶“阶级调和”论，从理论上、政策上、组织上彻底论证戴季陶是个十足的资产阶级思想家。施存统演讲《反戴季陶的国民革命观》，列入《向导》丛书。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形成强大合力，快捷应对“戴季陶主义”，在学生中抢夺理论宣传领导权，让大多数学生认识到要发展国民革命必须实行阶级斗争。1928后，国民党在意识形态上就只能通过挖掘已经“腐朽”的传统资源作为空洞口号来统一全党意识，用军国主义的训政来规划全党思想，缺乏适应、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需的理论创新。endprint

（二） 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不强

同样模仿列宁政党建制原则，“乳臭小儿”共产党不断自我反省基层组织建设的问题，要求党员有坚定的信仰、坚强的个人意志、钢铁般的纪律约束力。此刻的国民党则迥然不同。改组后组织迅速扩张，至1927年1月党员人数达100万。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基层组织建制，设立区分部，以此建立具有“笼罩性、平等性、凝聚性和渗透性的基层组织”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第18页。。1924年1月国民党决定设立北京、上海、汉口等中央派出机构——执行部，上海执行部管辖沪苏皖浙赣党务。

即便在改组初期，国民党制度形态设计（成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与实际形态已初显南辕北辙。一位国民党青年“亲先”自称曾组织过千百个群众参加革命运动，但“国民党太膨大而无严密之组织”亲先：《 “我一年来的回顾”的共鸣》，《现代青年》1927年第38期。。以上海执行部为例，各委员会多由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组成。据张琴秋回忆，上海大学有国民党组织，但大部分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而且很少开会。“国民党开会时，我们的同志均应按期到会，在国民党的各种工作中，我们的同志均应努力工作。这可以表示我们对国民党的忠诚的合作，亦可以因我们的努力，使国民党改组的计划，得以圆满的实践出来。”时光：《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第264页。大都是共产党组织开会研究讨论宣传教育工作。实际工作多由跨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负责，有些夸张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充当了“苦力”。国民党基层组织一旦没有共产党员支撑，就纪律散漫，功能得不到发挥，上海大学所在的国民党基层组织亦如是。据“彭素民致上海执行部函”，国民党上海第一区第一分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时，施存统等“甲派”人员积极参与，踊跃商讨改组事宜，国民党人数只到了1、2人。不少国民党员游离在基层组织外，区分部没有实际活动，有名无实。“国民党上海大学区分部从去年开过一次大会以来，除了几个热心同志介绍几个新同志入党外，不但没有干过什么工作，就是例有的两星期一次常会也没有开过一次。至于干事会，更是他们几个干事私人谈笑的场所”本书编委会：《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73页。。区分部虽有发展，但非“共产党”籍成员纪律涣散，遑论深入的理论研究和宣传。中共基层组织活动则迥然不同，定期准时召开，每个党员都要汇报自己的学习、思想和社会活动等情况，认真又严肃。所以一年后上海大学附中主任侯绍裘指出，除却对已入党同志训练外，对一般同学训练很少，中坚分子人数十分难以扩大，造就革命中坚分子的训练实际活动成效并不卓著。

（三）“主义”传播不利

国民党对“主义”的传播看似恢弘庞大，但没真正深入任何一个阶层的人心，宣传力度不够。大革命时期，中共意识形态宣传方面仍保持独立性，形成了独特优势，国民党此方面却望尘莫及。中国现代化进程政治参与的根本构建，不是通过公共知识分子以局外人身份对政权的制衡，而是成为政治生活的局内人，秉承“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和抱负投入到政治生活，并由他們动员普通平民百姓参与政治生活。国共合作初期，国民党高层人士清晰地认识到国民党应当是国民的党，是领导国民群众的政党，其职责是组织国民群众，在国民群众中宣传，鼓起国民精神，利用一切政治事件做教育和宣传材料，尤其应该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但改组后的国民党并不主要由工农群众构成，宣传对象未能触及工农群众，甚至是传统社会精英下层——底层知识分子，仅仅倚靠国民党宣传无法吸纳他们真正参与。

“中山主义”没有真正渗入学生内心深处成为信仰。孙中山素来强调在他的革命旗帜下，一切革命分子可以包容。但是他只要求人们拥护革命，并不注重灌输其信仰的革命主义究竟为何。据吴倚沧估算，1926年的国民党，工人占11%，农民占9%，最大头的是占26%的中学生。有些知识又没有充分知识的青年们，凭借其高小或初中水平，都能读懂孙中山的白话经典，但又都一知半解，信奉的主义内涵模糊，三民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可能同时信仰。但国民党人把革命工作看得非常狭窄，认为只有军事行动才是革命工作。有国民党人嘲笑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只是“贴标语，叫口号”而已，无足轻重，似乎天下事都可用武力方法解决。国民党并不重视在最活跃、最激进的社会精英下层——青年学生中灌输理论以内化成他们的信仰。1927年蒋介石曾检讨，不及国民党力量二十分之一的共产党之所以能以少胜多，是“本党同志多不耐严格之训练，往往视党章为具文，甚或不知党章之所制定者究为何事”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41页。。对主义没有彻底了解，就没有坚定的信仰，就无法生出一种力量来抵抗引诱和威迫。所以国共合作后，党组织急剧扩张，但由于国民党理论教育严重滞后，导致上海大学最大的系——社会学系几乎全部学生信仰马克思主义，文学系学生也大多偏左。

国民党无法真正动员社会底层民众。1927年初国民党员虽逾百万，但工农群众并非主体。由于国民党员不愿脚踏实地地做实事，不愿做低级的和基层民众接触的工作。国民党人自己并不关心工农运动，忙于向上攀爬。只有那些最有思想和最无私的革命者才愿意到革命军的前方去从事发动群众这一艰巨和危险的工作，而这些人主要是共产党员。共产党人自然而然接过基层工作，使“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的位置得以凸显”罗建华、尚庆飞：《毛泽东与瞿秋白革命理论异同分析》，《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42页。。由此导致国民党同农民和工人隔离开来。上海大学所办工人夜校，虽然大多以国民党名义，但积极参与深入上海底层民众——工人阶级的几乎全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

三 现代性视野下的反思

从国民党丧失宣传堡垒上海大学缘由可见，大革命时期看似蒸蒸日上，但实际政治动员、组织能力不足，已有沉疴难起的征兆。endprint

（一）中国现代化心余力拙的载体国民党

第一，意识形态构建力度不足。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治国理念，在其逝世后，党内不仅没有创新，而且滑向了引证复杂的古代经典。这导致国民党政治理念结构脆弱，无法回应发生翻天覆地改变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上的渴求。戴季陶等人的“创新”与现实脱节，使得三民主义“犹如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幻的大厦”，操作上将无法发挥社会整合功能。所以国民党无法通过意识形态凝聚人心，而只能通过利益形成松散的政治集合体，三民主义变异为“国民党维护‘一党专政，镇压异己的一根大棒”高华：《革命年代》，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页。。

第二，“主义”认同不强，导致下层社会精英政治参与积极性不够。从19世纪中叶起，中国经历了3千年未有之大变化，但独有的“文人问政”传统、知识精英“先驱”作用的信念始终如一。科举制的废除，旧式精英集团在近20年的武人政治下被边缘化，如何重回政治舞台核心是国共两党共同的思考罗敏、苏志宏：《近代中国边缘知识分子走向马克思主义者的三种路径》，《东南学术》，2016年第6期。。但国民党改组时就偏好军人政治，形式上统一中国后虽然安排了许多高级知识精英担任要职，但根本排斥知识精英从外部对威权式党治模式形成竞争，是在不触及政权机构前提下部分引入非国民党籍技术专家型知识精英进入，是外部点缀。更重要的是，由于“主义”自身的缺陷，最能接受现代化思想的广大下层知识精英，因为向城市聚集而国民党的宣传和理论培训滞后，认同度不强，无法真正凝聚。国民党党员人数虽然急剧扩张，但组织内部聚集力、凝聚力没有得到相应增强，党力远远不如共产党。五卅后，知识青年一般先入国民党后入共产党，唯物史观在大革命失败后反被学术界、思想界广为研究，1926年时几乎形成国民党是共青团的预备学校，共青团是共产党的预备学校的流行看法。“主义”传播不利预示着无法让社会底层“最危险的人物”——底层文人——也是革命最激进、最能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阶层参与国民党政治力度不够；国民党没能建成一只在思想上有新旨趣的先锋队，推动国民党政治理念被社会底层认同，让人们纷纷效仿。

第三，国民党基层组织建设不强。国民党基层建设纪律性不强，又由于北伐时期中共话语强势，所以国民党员中下层真正优秀者大都思想偏左。经历1927年清党的逆向淘汰，有理想富于革命激情的知识青年被清洗，下层农工党员脱党，国民党基层为大量腐化者、投机者和土豪劣绅占据，不得不用秘密组织+土豪劣绅、投机腐化分子掌握基层实现社会控制，革命精神丧失殆尽，致使掌权后的国民党只好通过秘密组织加强社会控制。

中国前现代遗留下来的一系列问题的根本解决，归根结蒂在于从18世纪就渐渐滋生的政府无能和社会颓败，故此除却帝国主义企图瓜分豆剖的外在威胁，根本解决之道是国内能够建立起一个能够调集资源、协调地方的、具有强悍活动能力的中央集权政府。但20年代末的国民党无论从软件的意识形态建设而言，还是从硬件方面党基层组织发展、对民众动员以至认同度而言，都有从 “革命”滑向保守、落后的倾向。以此态势发展，尽管党组织不断壮大，尽管采用苏俄式党治国家模式出现了国家发展的黄金十年，但由于动员、组织能力不足，无法将中国已经显现的各种零散的现代化因素集合起来。故此，国民党政府无法成为承担中国现代化的有效载体，归根结蒂，政党内部在现代化根本性问题构建上心余力拙所致。

（二）现代性视野下中共“中国方案”的探索

中国从晚清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步履蹒跚的现代化进程，除了帝国主义作为外在因素诱惑与威胁外，内部也有各种现代因素的萌芽和初步发展。但由于清末地方势力的增长导致中央政府控制能力降低、科举废除致使社会精英——士绅阶层政治参与渠道被堵塞、军阀割据导致政治竞争规则的重写演变成武人政治，所以相对于同时期的俄、日，中国进入20世纪内部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重构政治动员以扩大政治参与，形成想象共同体，由强悍的政治组织凝聚各种资源和物资推进中国现代化。五四运动是这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旅程的转折点。呱呱坠地的中国共产党、面貌一新的国民党，抛弃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理念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宪政模式，转向苏俄的经济落后地区民族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党治模式，推动中国现代化。

但是，国民党丧失宣传堡垒上海大学的缘由已昭示着因其政治动员—组织—认同力不足，无法担此重任。而中国共产黨从最初被动的、心态上崇拜模仿苏俄到主动的、将苏俄以党治国经验和中国民族特性相结合，以强有力的政治动员、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将资源和技能进行有效而审慎的动员，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中国共产党带领下披荆斩棘地闯出的风格迥异的现代化，其价值就不仅仅是“不得不把它当作一个别具一格的研究个案”[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第 456页。。

现代性存在多种形式和路径，但纷繁多样的形式和特征背后，从内部来说，在政治上都需要根据其特殊性完成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三个根本性问题或议程的建制。这是在挖掘“中国经验”特殊性中蕴含的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是对作为共同价值背后的现代性构建逻辑的探索。所以从国民党丧失宣传堡垒可以发现，植根于加强中央政府权威和能力的中国具体历史问题中，中国现代政治参与的根本性构建，必须从政治理念创新、知识精英下层的政治认同、政治宣传队伍、政党基层组织建设四个方面的软件、硬件设施着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这一创新理念的引领，知识分子（主要是中下层）应把动员群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当做自我价值实现的唯一正确途径的政治参与方式，基层党组织深入农村的政治宣传和社会控制（以农民为主体在救亡图存前提下的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初步设计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政治参与框架。这个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过程，也可为因现代、后现代共时性而面临更多国内外困境的后发国家提供共享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Seeing the Loss of KMT Propaganda Fort from the Modernity Perspective

LUO Min

Abstract：In the middle of 1920s，Shanghai University was once the KMT propaganda fort wedged southeast of ChinaBu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tuation，the KMT lost its control powerDue to the inadequate ideological research，the incompetent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the declined social mobilization functions，the KMT was not able to lead the social elite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works and to mobilize the peoples participationFrom this we conclude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volves four aspects：political idea，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of elites，political publicity tea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organizations of the grass-rootsThe young CPC has begun to explore factors of the modern Chines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bconsciously

Key words：Shanghai University；political participation；modernity

【责任编辑龚桂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