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宛磊

一

迪拜的活动都和建明有联系。建明姓王，我上大学时的同窗，登封人。毕业后，一直保持着来往和友谊。建明性格较内向，早年在郑州市外贸公司干过，后来单位解体，自己做。迪拜这个地方，是他的老战场，再熟悉不过。

迪拜我去了两次。第一次是2002年1月，从香港飞往迪拜，在那儿住了一个礼拜，然后去了非洲的肯尼亚；半个月后，从肯尼亚折返的时候，又在迪拜机场逗留了一天。第二次，是同年的4月初去的，这次住了三个礼拜。两次的时间加在一块儿，刚好一个月。

二

建明告诉我，夏天去迪拜的话，也就是6月到9月间，中午的温度会超过四十摄氏度，晚上的时候会好一些，但是也会达到三十摄氏度左右，而且湿度增加，让人很不舒服。12月到3月、4月，天气好多了，雨水也较多。这段时间白天的温度是二十多到三十摄氏度，晚上，最低温度会在十摄氏度以下。我去的时候，第一次是1月，第二次4月，都是好时候，所以，还能穿着西装照相呢。

不過，迪拜的公务员，下午上班的时间在傍晚，是中国已准备下班的时间。因为这段时间，白天太阳最毒的时刻，已到了强弩之末；下班的时间，已经到夜里了。这时，你可以看到阿拉伯男子，带着自己的家小，到外面的馆子里，露天的那种最好，去美美地吃一顿。

阿拉伯袍，是阿拉伯男子的传统服装。阿拉伯国家的男子，包括孩童，一年四季，都习惯穿阿拉伯袍。一般人解释，白袍素净，圣洁，寓意万事随心，吉祥如意；但我认为，这种袍子，太适合中东沙漠的气候了。试想，白色本身反光，中间是个大筒子，这适合反热，散热。对于生活在炎热沙漠气候的阿拉伯人而言，再没有比阿拉伯袍更避暑的了。我想，这应该是这种服饰的起源。

由于气候的炎热，所有公共场所，办公室、商铺、汽车，甚至公交车站，都有空调。这项开支，一定很大。再者是迪拜的树，我见到的，以棕榈树最多。人说迪拜保持树生长的花费，比其他国家人的花费还大，我看这是真实的。你可以看到，每棵树的树根部，都通有一根塑料管，供水用；供水是定时的，而且有专人管理、巡查。试想，沙漠国家，淡水多么珍贵，但为了绿化，政府还是花了很大的气力。

三

迪拜人的主食也是面和米。面食有面包和馕。我非常惊奇馕这种食品，其使用的范围，从中国西部到中东阿拉伯国家，你可以想象，在多么广大的地区，人们竟食用同一种食物。一次，在迪拜大街上，我想弄清楚这种食物的名字，在这儿是不是有什么变化。我用英语问一位烤馕卖馕的阿拉伯人，这叫什么，他答：“nang！”毫无疑问，这就是“馕”了，连发音都是一致的！除了阿拉伯语，这个地方英语是通用的，官员也好，小贩也好，都能说。所以，能讲英语，不担心生活有困难。

再一种就是烙饼，通常卷着烤肉吃。烤肉，就是我们常说的“土耳其烤肉”。其制作方法是用旋转式烤肉机，电加热，外层的肉烤熟后，从烤肉柱上一片片削下，佐以沙拉、配料裹在烙饼中。通常，会有肥羊油，在肉柱的最上面，烤化后，顺着肉柱往下淌，使外面的一层肉，明晃晃、亮晶晶的，加上佐料气味的挥发，很是诱人。

有一种香叶，类似蒜苗，在吃卷烙馍时，可以夹上，味道特别。这就像中国北方人吃烙馍要蘸酱卷大葱一样，少了葱，味道就不是那样了。而这种香叶，我在别处从未尝到过。配料吃饭，看样子每个民族都有法宝。我注意到：马来人蒸米饭，也会放上几片本地产的香叶，这种香叶就长在自己的院子里，像一丛青芦苇，加了香叶的米饭，就有了香味。印度人用香蕉叶裹着米饭，不但省事，方便，而且还有股清新味道。土耳其人则是把石香晒干，研成末儿，撒在开胃汤里。

再者是米，其做法，除了蒸，另外就是做手抓饭，这一点，也像馕一样，在我国西北地区盛行，尤其新疆。在吉隆坡时，有新疆的朋友给我做过这个，所以我不陌生；不想，迪拜这个地方，也有这个。所以，中东到中亚，到中国的西北，文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有一家印度穆斯林开的馆子里，有煮羊蹄，非常可口，我曾与建明去吃过两次。若有机会再去迪拜，一定还找到它，再品尝一回。那羊蹄是放在盘子里端给你的，软得很，几乎可以吸着吃，味香料已完全沁透了；但端送给你的时候，一定是成形的，使人意识不到会有那么软。

除了这些，迪拜的甜食简直太多了。到巴萨里去，甜食、甜点、糖果、干果，可谓是琳琅满目，而且，当地人也爱吃这东西。我想，这也是很多人肥胖的原因之一吧。

四

迪拜河是咸水河。迪拜河是感受迪拜脉搏的地方，迪拜河向内地延伸约十公里，把这个城市分为两半，东边是“德拉”，西边是“柏·迪拜”。阿拉伯的巴尼亚斯部落，在十九世纪最早定居德拉这一地区，捕鱼，挖珍珠，以贸易为生；一直到二十世纪初，阿拉伯人还是靠着帆船，带着交易的商品，顺迪拜河到阿拉伯湾（波斯湾），再飘往东方的印度和东非的广大地区，进行贸易。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阿联酋政府对迪拜河进行了开挖，使大吨位的商船可以靠港，并且，随着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出台，迪拜港口也迅速形成区域性，甚至国际性的转口港。

河的两边有轮渡，很便宜，间隔时间也短，我住的地方离渡口不远。一边是象征着迪拜历史的旧城区德拉，一边是新兴的柏·迪拜。大部分的历史建筑如酋长故居，文化古迹保存的博物馆都在河的两岸。每当有了闲暇，就会叫上建明，坐上小轮渡，到河西岸溜达一圈，看看木棚搭建的传统“巴萨”，要么到金店和钟表店，欣赏一下名贵的精细品，或者到保留不多，但仍然还存有的阿拉伯老式土木房子前，照张照片留念。

建明还有一个爱好——钓鱼。每天黄昏时刻，迪拜河两岸聚集很多人在那儿钓鱼，建明也积极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想，这是他在此地工作多时，养成的打发时光的一种方式吧。

五

迪拜的中国人太多了，主要是福建、浙江一代的。不仅有十万中国人去淘金，还有印巴人、非洲人、印尼人等等。据说迪拜的外国人占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来自一百多个国家，把迪拜变成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国人在迪拜，最容易见到的是做小生意的，或者服务行业；也有白领，但他们都在写字楼里。在飞机上，也有中国姑娘当空姐，因为这刚好弥补了阿联酋这个伊斯兰国家对妇女抛头露面的限制。迪拜的机场，也有很多中国女人当服务员。除此，中国游客，也潮水一般地涌向迪拜。endprint

也有被“蒙”来的。一次，我到小徐的办公室，小徐是浙江人，人很好，带着自己的妹妹在此地做生意，妹妹是英语翻译。小徐问我，这儿从国内刚来一位姑娘，她在找工作，你能不能介绍。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见椅子上坐了位姑娘，没见过。我没介意，顺口问：懂英语吗？不懂。懂电脑吗？不懂。那，能做什么呢？女孩子听到问话这么唐突，惭愧地低下头。忽然间明白了：她是让人骗来的，说这边能赚大钱；但把人带到，就丢下不管了。

我问建明，这么多中国人，生意好做吗？他说，生意上只要你打败中国同行，对付外国人根本不是事。所有在此的中国人，都是这么个共识。

当然，这么一种说法或者认识，国人乍一听，感情上很难接受；但为什么不反过来理解，真正能干的，在某行业有发展前途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力量。换句话说，也只有中国人才值得较量，再者，也只有中国，各类新产品、新服务，在迅速而不停地创造、翻新。

所以，有一天，当我们想溜达溜达，看看江浙生意人店里的名堂时，店主们站在店门前，很远就给你打招呼。那招呼不是礼节性的，也不是表示欢迎让你参观的，而是让你走开。对不起了，同胞，请你绕开我的店铺，别把秘密都看跑了！挥手的方式明确告诉了你这些。

发廊里也是竞争，老板变着法与你交流，欢迎欢迎，要洗头吗，要染发吗？本店里服务优质，技术高明。请问，平时都去哪家？怎么没见过您？交个朋友，以后常来常往。

六

这几个名字我稍改一下，隐其真名，都是我在找房子时，逐渐认识、熟悉的。因为，原想在迪拜打长期“抗战”的主意，总不能天天住旅馆吧，总得有个住处。第一位，暂且叫“老袁”。老袁山东人，人豪爽诚恳。用他自己的话说，脾气坏，为人好。他是一个转业军人。

他曾告诉我，太太是自己的表姐，他们夫妇有一女儿，他想再要孩子，太太就是不愿意，他没有能力说服自己的太太。不用多说，我能感受到，他一定要发个大财，在太太面前挺直腰板。

但眼下，老袁的境况却不行，什么小钱都挣。有一次我拜访他，听到他隔壁的房间里有动静，我问他，你这里不就你自己住嘛，怎么隔壁搬来人了？他无奈地笑笑，哎，人来人往。不是挣个钱嘛，男的女的，交二十块，就可以用隔壁的房子。就那么回事，一会儿就完了。我明白了，怪不得他多余的房子不出租。

我离开迪拜的那天，是老袁送我打上出租离开的。

第二位姓戴，东北人，是位大厨，腰板长得浑圆，说话斩钉截铁，但面带微笑，让不熟悉他的人，很有点摸不透他的脾气是好还是坏。我倒是租了他的房子住了一段时间，对我不错，经常晚上带我去喝茶，还与我谋划发展“大计”。迪拜这地方俄国人多，他口头常说“拉斯呀”，这是俄语，意思是“俄罗斯”，他这么说，表明他确实会读几个外语单词。

晚上没事，老戴给我讲他小时候的事，又给我讲他在德国的事情。他大概在德国打过工，靠的是他的厨师手艺，但具体背景，我未深问。

老戴还说他的太太在国内当科长。这一点，我颇感疑惑。只知道，现在与他厮混的，是一个没头脑的小女人，也没什么正业。这么一个品位，家里太太是位科长，好像不是那么回事。

但是，原来跟老戴干生意的三位，两位妇女、一位瘦小的年轻男子，他们仍和老戴同住一个大套房里，对老戴都有意见。逐渐地，我听得出，矛盾是出在钱的问题上，好像老戴没把钱算清，还欠着他们！两位女的也是东北人，大嗓门，很豪爽。有一次，当我的面，与老戴理论，“这事你不说清楚，算清楚，指定不行；我们又不会做‘小姐，你让怎么活？”男的不多说话，两位女子吵闹时，他也附和。有一次，我憋不住，问他哪里人，他说，皇城根来的呗！ 噢，北京来的。

第三个人，我这里取一个回民常用姓“海”来称呼他，但声明不是他的真姓。宁夏来的回民，很有学问似的，开办法律咨询，办报纸，兼给中国开公司者找本地人作担保。听其谈话，他可谓大有发展前景。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人。首先，他没给人回民之间的亲热感；再者，办事让人感觉不踏实，河南人称为“假”，所以，我对之有点抵触心理。

第四位是波斯人，三十多岁，叫阿里，一条腿略略有点残疾，人精明能干，自己经营一个餐馆。我的第一部笔记本电脑，就是他帮我买来的，是个二手货。一天，他把我叫去，很认真地求教，让我帮他想一个汉字，他要做一个招牌，把这个汉字写上，吸引顾客。我弄懂了他的意思，毫不犹豫地写了个“餐”字。他拿在手里，端详了半天，也未必看懂了那复杂的笔画，嘴里却连说好。我还帮他介绍了一位中国姑娘，姓王，到他餐厅当服务员；但他后来对我说，姑娘没留下，大概嫌钱少。

第五位，一位建明的熟识，暂且叫作“变富者”，我随建明去过他办公室一次，不知我的哪句话、哪个动作得罪了他，再打电话，就直率告诉我，别再联系了。“变富者”具有强烈的打拼意识，不成功则成仁的信念，在迪拜监狱里也蹲过，但仍壮志不已，后来果然富了，据说有些名堂。

还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虽然相处的时间有限，却那样清晰地留下了印记。

七

离开迪拜以后，他们的情况，我至此以后，就不得而知了。因为，我也在茫茫人海里打拼，为自己生存的一小块地方绞尽了脑汁，用尽了气力，没有闲暇顾及了。

直到2010年，我到了伊斯坦布尔工作，5月的一天，闲暇之余，我又和老同学建明续聊起八年前，迪拜结识的一小群人物的旧事。顺着我的记忆，建明将知道的情况，都告诉了我。

首先是，我因老板的小舅子狂傲不可一世而离开的那家公司，建明倒是接着干了；不过，那位狂傲的年轻人，不久也被召回了，因为他跟所有的人都生气。四年以后，公司彻底倒闭了。但建明凭着自己在那里的关系仍撑着，干点自己的事，在那里生存下来，这着实不易。

小刘，到现在我才知道他的姓，就是那位老戴曾经合作过的“皇城根来的”，原来是送盒饭的。老戴做，他送，是这么一种合作关系。老戴压根就是开饭馆的，现在已不知去向。

老袁去龙城开了个门市。龙城是個地名，距迪拜有二十公里，那儿有个大商贸城。看样子，他终于坚持下来了。

那位“变富者”在做手机生意。仿佛他最开始就做这个，现在肯定更熟练了。建明也坦言，他是个聪明人，但联系不多，因为“不近人情”。

宁夏的那位回民“海”回国了。建明说，来不了了。我问为什么，建明说惹了官司。

我告诉建明，这次来伊斯坦布尔，我是在阿联酋的首都阿布扎比倒的飞机。这个城市，我和建明曾走过两次。这是一个绿洲，从迪拜出发，经过漫漫的沙漠，最终看到这么一座城市，很美丽，让人振奋。我告诉建明，这次又看到阿布扎比，机场又建了新楼，心里一下子又想起迪拜，真的很怀念。

建明说，你看吧，你方便的时候，再来看看，我安排。

我说，一定，一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