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雷传翼

“你喝杯茶吧！”

“好的，霍加。”

“师傅来一杯茶！小伙子有些日子没来了吧？”

“是的，霍加。您还好吧？生意怎么样？”

“挺好的，一切如旧，还算过得去吧……”

这时，走廊里的卖茶人端着一个铝盘跨进了这个不足六平方米的小屋，给我递了一杯，郁金香形细腰茶杯中的黑海红茶冒着一丝暖意。我将托盘里的一块方糖放入茶杯，拿起小茶匙搅拌起来，杯底的碎茶叶随着叮当声旋舞着。我抬头望着满屋的旧书，这仅够一人侧身通过的狭小店面里，丝毫感受不到压抑和逼仄，也不知是书香还是茶香，让人忘却了临街的喧嚣。瑟特克大叔的书店门楣上挂着一件写着“Mashallah”（欢迎）的土耳其蓝眼睛，旁边的一张纸上用大写字母写着“恳请不要在此询问课本和任何与课业有关的书籍！我们需要的是愿与旧书相遇的读者！”

“您这两天卖了些什么书？”

“嗯，一些畅销小说而已，买书的读者太少了。现在国家拼命地强调教育，新建了那么多私立大学，但是上学是一回事，读书是另一回事。”

瑟特克大叔托了一下厚如瓶底的眼镜，苦涩地笑了一笑。

“年轻人们有了电脑、手机和网络，过来买旧书的人只会越来越少。可能有些人知道独立大街里有一个鱼鲜市场，但是躲在这条小巷里的阿斯勒罕旧书市场估计很多人都找不到。但是有些时候也有一些有意思的人过来，比如头顶着十几层芝麻圈的小贩会不时地跑来翻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旧报纸，比如俄罗斯、亚美尼亚和希腊人的后裔可能对那些黑白老照片更感兴趣，说不定能找到些什么……”

阿斯勒罕旧书市场的过道依旧有些昏暗，街外鱼市场的叫卖声和炸软贝的油腻味儿，偶尔还会飘至入口处的两家店门外。两年前，穿过熙熙攘攘的独立大街，我找到了这处能让时光凝固之地。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跨入瑟特克大叔店门，向他道赛俩目的时候，他并未回应，而是用了“Merhaba”（你好）这个词，面带微笑地欢迎我。后来我才意识到，在伊斯坦布尔新城区这座挂满国父凯末尔创建的共和人民党旗帜的世俗主义大本营里，用不带宗教色彩的词语对话似乎是这个城区的市民生活传统。

瑟特克大叔是名退休的小学语文老师，二十多年前开始在阿斯勒罕旧书市场的一个角落开始了自己的旧书人生涯。他给自己的小店起了一个生僻的名字“Narteks”。

“Narteks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应该不是土耳其语吧？”

“哈，没错！这个词源自希腊语。”他指着橱窗里的一束干花说，“你看，Narteks就是这种花的名字。Nar在阿拉伯语里也是火焰的意思，地狱之火。这种花能耐受极高的温度，因此上古时代的人们用这种植物传运火种。对了，普罗米修斯就是用它装载着天火偷偷将火种传播给了人类。”

也许在他看来，用传播文明之火的媒介Narteks比喻这些泛黄的旧书，再恰当不过了。二十世纪初的一位土耳其教育家哈桑曾说：“人若入一物，书也；若出一物，书也，此乃至圣之事。”随着中国造纸术发明，中国的纸张沿着丝绸和香料之路先后被传播到了中亚、西亚和整个伊斯兰世界。造纸技术的成熟和纸张的普及也促成了阿拉伯文明的辉煌，并由安达卢西亚远播欧洲。随书写和文章一并产生的还有书页的概念。旧书人“sahaf”一词便源自阿拉伯语“sahife”，即书籍或字纸的一页或一面。印刷业普及前的旧书人就是发现和再现手抄本书籍和书页价值的人。这一时期的字纸甚至按张出售，足见书写和纸张的稀有和珍贵。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在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备受尊重，他们学识渊博，晓文通理，兼具学者和书法家双重身份。通过誊写手抄本书籍、收集古籍善本和未完成的著作，不断丰富着国家的图书馆、宗教学校和各地学院的藏书。

奥斯曼帝国的成长也离不开无数默默无闻的旧书人的贡献。自十四世纪起，奥斯曼人的旧书市场先后从古都布尔萨、埃迪尔内的大清真寺庭院及周遭的零星摊位扩展到了君士坦丁堡。旧书人与乌列玛阶层（伊斯兰国家最高等级的宗教学者）关系甚密，某种程度上来讲，旧书行业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奥斯曼苏丹智库的成熟，有些旧书人甚至作为苏丹的导师为其出谋划策。旧书人为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攻克君士坦丁堡一役贡献颇多，十五世纪法提赫清真寺附近的旧书市场也因此得到了很多支持。

有关伊斯坦布尔旧书市场的最早记录可以追溯到十七世纪的土耳其旅行家艾维里亚·切烈比的《游记》中的一段文字。根据他的记载，贝德斯坦（交易贵重物品的室内市场，今大巴扎内）的旧书市场大约有五六十家商铺，林林总总有三百余人在这里，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流动书贩。贝德斯坦的旧书人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世界各地的手抄本书籍，当然还有名家的书法、细密画散页和镀金装饰画，以及书画所需的波斯芦杆笔、阿拉伯墨水和乌兹别克笔盒等文房诸宝。政治在旧书市场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话题，人们在这里只讨论与书籍、艺术有关的信息，因此对于日益扩大的旧书行业规模和经营内容，宫廷对此没有限制也不多过问，反而有求于一些大旧书人。宫廷会不时出资购置一些善本孤本，归入皇家珍宝库。另一方面，来自巴格达、大马士革、哈勒颇、耶路撒冷和开罗等伊斯兰文化中心的书商，以及来自重要的书籍制作中心——伊朗的书商均云集在这里，显得异常繁荣。特别是出自伊斯法罕波斯画师之手的精美单页细密画和带有华丽镀金装饰的奈斯塔里克体书法作品，让帕夏们在拍卖中争相为之解囊。

古典时期的旧书行业有一套成熟的行会管理系统，行会会长被称为“旧书人的谢赫”。伊斯坦布尔最后一位大旧书人拉义夫贝伊在临终前写下了一份遗嘱：“旧书人与书商并不是一回事。我这些遗珍、手抄本典籍非行家藏者不卖，成套的历史文学书籍不单册出售，但青年学子所需书籍必以惊人的低价售之。”所以与其说旧书人是一种职业，倒不如說，旧书人是一种生活方式。

旧书人是一个很奇怪的职业，既像古董商，又像银号，充满了细节和神秘。成为一名旧书人首先需要记忆力、文化素养、阅读能力和耐心，其次是掌握、辨识外语的能力，因此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这个行当。虽然作为一种正规行业旧书人已有几百年历史，但从未见过哪个学校为此设立旧书专业。从奥斯曼帝国时代至今，土耳其的旧书人依旧停留在师傅带徒弟、子承父业的发展模式，但归根到底能否入行还要看他对于书籍有多么热爱甚至痴迷。随着时间的流逝，老一辈的旧书人渐渐离开了他们充满混杂着纸墨香和旧书卷霉味的今世。而传其衣钵者已无法做到能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奥斯曼土耳其语了。这也就意味着当今的大部分旧书人基本失去了与满屋古籍对话的能力。endprint

如今，大巴扎旁边的贝亚泽特旧书市场虽然早已不见了当年的繁荣，但还能从中觅到为数不多的传统旧书人。拥有奥斯曼风格的两缕大白胡子的哈里里大爷就是旧书人师徒传承的后人。哈里里从十五岁开始旧书人的学徒生涯，学徒的过程中，他不但要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奥斯曼土耳其语和基本的英语、希腊语、意大利语、俄语、德语、法语，以及保加利亚语、亚美尼亚语、格鲁吉亚语等小语种书籍基本内容的辨识，还要跟师傅学习书籍修复、图书分类管理等技能，在完成了十五年的学徒期学习后，才得到了一个被称为“kalfa”的头衔，即助理师傅。助理师傅这一阶段的修行是通往更高层次的桥梁，一般也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等到哈里里四十岁之际，才正式出徒成为了一名“专家”级别的旧书人师傅。

“我们这些传统科班出身的旧书人，说实话虽然比现在的很多同行懂得多，但实际上任何时候我都把自己当学徒生看待。你看这本书，一般人来看会认为是用俄语写的，但实际上是保加利亚语，这两种语言的字母很像，作为旧书人最起码要能分清大部分语言文字的差别。”当我读到《黑书》中描写的每天搭小船往来于富人宅邸，把特价书卖给被苏丹软禁的帕夏、后宫女眷、隐士和职员的二手书学徒时，脑海中不禁出现了哈里里年轻时候的模样。

十九世纪末，一场大地震令本就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更添悲伤。贝德斯坦的室内旧书市场在这场灾难后，被迁到了临近伊斯坦布尔大学和贝亚泽特清真寺的一个宽敞的院落内，更名为哈卡克拉旧书市场。这里有充足的光线，不像贝德斯坦那样阴暗潮湿，更有利于旧书的保存。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土耳其共和国诞生的时期，也被很多旧书人认为是他们的黄金年代。这一时期很多末代奥斯曼旧书人既有帝国遗风遗学，又有崭新的西方视野，一派百家争鳴的气象。可惜好景不长，1950年1月的一场大火，让这处旧学圣地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书店和大量藏书。但有时候，人祸往往比天灾更具毁灭性，也更令人绝望。

1980年土耳其军事政变后，军政府出台了一条禁令：禁止私藏阿拉伯文版的古兰经和阿文书籍，一经发现便视为有罪。据旧书协会会长阿迪尔老先生回忆，当时的一些大学教授、学者为了自保，不得已将满屋的藏书装上了马车，全部丢进了金角湾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他也曾试图挽救过一车旧书，但仍无济于事。有些人则将一些无价之宝偷偷出售给了境外的博物馆，伊本·西那于1025年完成的名著《医学的法理》的现存唯一亲笔手抄本，也是在这一时期流失到国外的，如今保存在维也纳图书馆。令当今旧书人感到遗憾的还有大量奥斯曼皇宫档案的背井离乡，世界第四大奥斯曼档案馆不在土耳其本土，而是在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

一年多的频繁恐袭和东南边境的战事，让土耳其的旅游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的边缘，大巴扎市场内的很多店铺都已关闭，但是一杯红茶可以聊一天的土耳其民众依旧充满了自信和乐观。头戴白帽，左手拄着拐杖，右手攥着十一颗念珠的老者坐在旧书市场院子里的大树下，安详地抿了一口红茶。刚睡醒的花猫洗完脸后跳上了饮水喷泉的水池，伸着脖子舔着一滴一滴坠下的水珠。一群身材高挑的学生在几家主营教材的书店门口谈笑着，让书店老板给他们需要的英语考试练习册打折。贝亚泽特旧书市场外，一棵大梧桐树下的热闹程度丝毫不逊于市场院内，这里有一位“明星”侯赛因爷爷，这位自称“贝亚泽特的标志”的长须老者白发过肩、茶不离手，经年累月地向过往行人推销着自己的著述。同他一起的还有卖念珠的人、吹口琴的人、卖煮土耳其咖啡的铜壶的小贩、冬天的卖茶人和夏天卖谢里白的人。贝亚泽特清真寺和书法博物馆的修缮工程还没有结束，生活的节奏在这里似乎就是快不起来。

乘坐联通伊斯坦布尔老城区和新城区的第一条有轨电车路线回到艾米诺努码头，搭上了开往亚洲海岸的渡轮。于斯库达尔的米玛尔锡南清真寺前广场上有一圈长椅，无论春夏秋冬，只要天气好，总能看到这里坐满了手拿念珠的大爷和包着深色头巾的大妈。有时他们在这里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小广场中心零零散散的鸽子，一边聊着不知说过多少遍的话题，一边等待着礼拜的时间。我沿着大街继续向前，于斯库达尔的几家旧书店就在不远处的街角，前几天还经过此地的我，面对一片瓦砾与碎砖的废墟时，能做的也只有用手机拍下一张纪念照了。随着新的区政府大楼的完工和对外开放，这一片街区的环境整治工程也令人意外地迅速擦除了市民过去的记忆，对旧书店那两层咯吱咯吱响和略微粘脚的木楼板的记忆，虽然我只来过一次。

未遂政变已整整过去了一年，伊斯坦布尔似乎也在努力找回原本属于她的安宁与平静。我回到独立大街，那标志性的红色叮当车连同铁轨被暂时埋藏了起来。正午时分走进阿斯勒罕旧书市场，大部分店铺的门还上着锁，过道里的老电影海报、共和国时期的黑白报纸、唱片、杂志和明信片都被盖上了被单。转过一个弯后，瑟特克大叔正坐在小板凳上清点着可能是新收集到的旧书。

“瑟特克霍加，你好！”

“啊，你好！你好吗？”

“我很好，谢谢您，霍加。您怎么样？”

“我也挺好的，上次你要找的书我找到了！来杯茶吧！”

“好的，霍加。谢谢！”

瑟特克大叔说，“我已经七十二岁了，但是每天依然能学到新的东西。能卖出去多少本书、挣多少钱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和你们这些读者、孩子喝杯茶，山南海北地侃上一会儿更有意思。和我聊天，即便你不能从这里学到东西，我还能从你那里学到东西呢！而一旦我学到了新东西，我真的会像小孩子一样兴奋！所以我就说，坐下来喝杯茶，聊聊你喜欢什么书，想找什么书，我能帮到的一定尽力！茶钱就不用付了，哈哈……”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