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晓军

在2004年的一篇回憶文章中，纳吉拉·萨义德提到了其父亲爱德华·萨义德在她17岁那年（1991年）写给她的一封信札。正是在那一年，爱德华·萨义德被查出患有罕见的白血病。纳吉拉在回忆文章中说，这击垮了她，让她变得厌食、抑郁；随后夏季的巴勒斯坦故土行又让这一切变得更糟。就是在那一刻，萨义德给她的女儿写下了这封信札。纳吉拉引录了信札的最后一部分：

我相信，没有什么比努力让那些更少幸运或者身处痛苦与苦难中人们过上好一点的生活更伟大、更美好的事情了。纳吉，我知道，你有美好而高贵的灵魂。听从它，让它和你最美好的内在——而不是暴躁任性、毁谤抨击、防御戒备和悲观失望——引领你。想想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探讨它。最重要的是，学会接受自己和原谅自己。学会爱自己，这样你就能爱并欣赏他人。你知道，我所说的都是来自我内心最深处，这并不意味着什么，但这是我们彼此帮助的一种方式。

？最爱你的E

纳吉拉回忆道，在2003年8月14日——也就是爱德华·萨义德去世前一个月又11天——晚饭后家庭小聚之后，父亲爱德华·萨义德再次将这封信札取出来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在父亲去世后，纳吉拉时时阅读这封信札，它成为父亲的化身，鼓励她在生活中——用原文中话来说——“迎难而上”。此后，纳吉拉都在不断重读这封信札。

在由《见字如面》引发的又一轮关于书信的回忆、悼念和研究浪潮中，纳吉拉提及的关于书信的一些细节再次进入我的脑海。她呈现了书信所拥有的不可替代的情感强度，哪怕在这个电子时代依然如此。书信有着电子化交流——电话、电邮、短信、微信等——无法传达的力量。萨义德在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的时刻，用一封12年前的信札传递给自己心爱的女儿一份真挚而持久的爱。这种由信札传递的深沉而持久的情感，是由笔迹、文字和泛黄的信纸一同传递的，它很难由电话、电邮、短信和微信代替。在现实的生活中，我们很难去“爬楼”寻找一封12年前的电邮或者短信、微信，更难去寻找一段12年前不可预测的电话录音。信札的这种情感的持续性强度，就是由它的物质实体来承载的，就目前而言电子交流是无法实现这一点的。

“一封封泛黄的信纸上记载的不仅仅是属于那个时代的价值观点和文化产物，还包括日常生活中琐碎的细节以及爱恨情仇所带来的酸甜苦辣。”（《书信的历史：鹅毛笔的奇幻旅行》，P9）信让这这些细节和情感可以不断被重温，每当我们重读它们时又都会被激起久违的情怀和新的体验。泛黄的信纸提供的就是这可重复的、有重量的温暖、体验和情绪。信带着自身独有的一系列的细节：书写、贴邮票、投入信筒以及取信，以及伴随信封上熟悉字迹而来的欣喜感，甚至等待过程中的轻度焦虑，等等。这些都让书信有着非比寻常的重量。在电子邮件、短信等交流中，这些都轻逸地飞走了。

在很多时候，当我们欢呼新发明、新事物诞生替代一件貌似过时的东西时，常常会在不久之后就发现我们失去的东西有多么珍贵。信件就属此种。当它被电子交流替代后，我们才知道我失去是多么有力的交流方式。

这种无可替代性，不仅在于信札是实体存在，电子交流只是代码的虚拟呈现；还在于信札留下的强烈的个人化印痕，也是电子信件标准化文字无法呈现的。父亲“清晰而俊秀的书写”从此成了纳吉拉脑海中永驻的关于父亲的印记。这样的印记是独属于一个人的。对我们而言，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当我们手捧一封信札，看着熟悉的字迹，体验那种由字迹营造出来的亲人如在眼前的感触，那种被字迹唤醒的思念，是永远属于个体与个体间的独有的体验。

然而，这种体验的崩塌，并不是电子交流在短时期内造成的。在打字机诞生并逐渐普及的过程中，书信就开始了缓慢的消亡史。只是对于中国公众来说，更多的是经历了一个跨越式发展的进程，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体验过将打字纸缓慢卷入打字机的经历，更多的则是从纸质手写时代直接跃入电话与电脑并行的“e”时代，体验的是书信的突然死亡。

“我不知道这打字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不过它现在看上去已经完全好了。”这是奈保尔在1949年9月21日给远在印度求学的姐姐写的信的开篇。这个貌似拉家常的开篇，却告诉我们在那时奈保尔的姐姐就已经无法感受到那种由亲人字迹带给纳吉拉的无法磨灭的记忆了。书信笔迹中自然带有的熟悉又个性鲜明的亲切感和美感，从人们开始用打字机替代笔力书写的那一刻就被磨灭了。

同样，在短信、微信的碎片交流中，我们再看不到，纳吉拉在她父亲信札中看到的“Yours most lovingly， E.”这样饱含真情的署名。电邮中祝福语变成客套语，显得如此的表面化而激不起心中一点涟漪。流行一时的“顺颂，时祺”也就是电邮中有文化没深情的套语，比最潦草的亲笔署名显得还要浮皮潦草。我们再难在最后署名的笔痕与细微变化中去揣摩书写者情感波动，也再难感受到“Yours”“most lovingly”这样的签署中所蕴藏的情感力量——即使一个简单的“E”，也有着特别亲近的意味。

“过去只能借助媒体，在不同的现实中象征性、物质性地重现。这样的重现，再次想起的行为只能通过符号才能发生。”（《文化记忆理论读本》，P118）书信的消逝，也让书信独有的个人化书写符号退出了历史，与之相伴生的本体性的，并能被其物质媒体和笔迹符号不断唤回的爱与哀愁也就随之消散了。初中时代，给识字不多的父母朗读哥哥从远方大学寄来的家书的场景，已经成为久远的记忆。电话时代，跟父母通过多少次电话，都说了些什么，在脑海中已经空空如也，它成了那些特定日子的例行公事。书信的厚重，被电信时代的“即插即用、即用即散”的轻逸彻底置换了。

“信是情感亡灵的一次薄奠。”（《信使之函》，发表于《收获》1987年第5期）孙甘露的这句话既是对书信功能的一次确认，也是对书信当下命运的一次预告。书信不可逆转地退出了历史舞台，祭奠它并不能改变它的遭际，但也是对一种情感体验的拯救。这就是祭奠的价值所在。

（作者系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