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善光，周学荣

体育与人性
——伦理视阈下身体危机的实质追问

顾善光，周学荣

身体危机是体育领域中的一个常见问题。从表面看，身体危机是由不合理的体育实践方式所致，但透过这一现象背后，实则是体育异化使然。体育异化的原因是人在欲求身体运动价值时，颠倒了需要与欲望的关系，是人被欲望所奴役的结果。拯救身体危机和体育异化，必须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在伦理意义上，欲望表达着人对身体的恶，是人在身体面前迷失了自己的道德本性。根据马克思“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观点，体育只有将人性的“真善美”在身体上显现出来，才能拯救人于欲望之中，才能最终化解身体危机与自身异化。

身体危机；体育异化；人性；伦理

人为何要体育改造身体？简单地说，是为了获取身体的运动价值，以满足自己不同的利益需求。这些需求可能“直接”来自身体的运动价值，如竞技成绩、身体健康、增强体质、体质达标等；也可能“间接”来自身体的运动价值，如教育价值、娱乐价值、政治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然而，在人为自己的利益满足欢呼雀跃时，身体却不堪重负逐渐发生危机。特别在竞技领域中，身体的运动伤病、功能退化、机能下降、免疫系统紊乱等，不仅影响着运动员的身心健康，甚至还会导致运动员过早退役以及退役后的生存和发展。这表明，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逐步沦落为某种价值观念的“奴隶”，日益失去自己应有的本质而发生异化，并成为伤害身体健康的一种异己力量。“价值可以视为一种广义的好(good)，在道德领域中，它则表现为善。尽管广义的‘好’与‘应当’之间并不一定具有蕴含关系，但就道德实践而言，‘什么应当做’与‘什么是善’之间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只有值得做(有价值)的事，才‘应当’去做；换言之，惟有对善与恶有所认定，才能进而形成何者当为、何者不当为的行为规范。”[1]身体危机的发生，意味着人在欲求身体运动价值的同时，并没有对自己改造身体的体育行为进行有效的道德规范。本文基于价值与道德实践的内在一致性，试从人性的伦理视角，追问身体危机的实质，这不但有利于揭示身体危机背后的秘密，而且还有利于厘清体育异化的原因。

1 身体危机的实质分析

实质即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定性。在本质与现象的关系上，是现象之所以显现的根本原因。从字面理解，身体危机是指身体处于某种危险的境地，也或指身体即将发生祸害的末端。身体危机的发生涉及诸多因素，在体育领域中，主要是指不合理的体育改造导致身体的基本功能发生变异、失衡乃至破坏，致使其存在与生长面临严重的困境。因此，追问身体危机的实质，即探究不合理体育改造身体的根本原因。毋庸置疑，就体育实践方式而言，身体危机是由不合理的体育改造所致，但透过这一现象背后就会发现，如何改造身体的决策者是人。从根本上说，人才是身体危机的始作俑者。然而，将身体危机的发生根源归因于人自身，并不意味着对其实质认识能够达成统一。如果从如何实现身体运动价值的视角，深入分析人为何成为身体危机的根本制造者，至少有三个理由。

其一，“科学主义”观可能是身体危机发生的实质。人之所以通过体育改造身体，首要目的是获取身体的运动价值。既然身体危机是由不合理的体育改造所致，那么这种“不合理”主要指向体育方法本身缺乏科学性。科学主义者认为，真正的科学知识只有一种，即自然科学。它不仅是最权威的世界观，同时也是高于其它一切对生活的诠释。只要体育方法具有科学性，就能够促进身体健康、增强体质、提高运动成绩，并且身体危机也将不会发生。不可否认，科学的体育方法是增强体质、促进身体健康的基本保证，但就其科学性而言，却是一把“双刃剑”。简言之，体育方法的科学性，一方面能够提高改造身体的效率和质量，满足人的利益需求；另一方面却极易导致对身体的过度改造，致使其发生危机。这说明，在满足人的利益需求上，科学的体育方法是改造身体的一种胜利，但在人与身体的和谐关系上，身体危机的发生意味着这一科学性的失败。就像阿尔.戈尔在《濒临失衡的地球》一书中批评“科学主义”时说：“……(科学)技术自大狂诱使我们看不见自己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自以为什么都能心想事成。”[2]

其二，“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可能是身体危机发生的实质。如果说体育改造身体的首要目的是获取身体的运动价值，那么这些价值无疑都是围绕着人的利益需求而展开。人将自己的利益视为身体运动价值存在的取向依据，也就意味着，身体是实现人之目的的工具或手段，这实则是人类中心主义身体价值观。“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以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作为最高目标的一种思想，是把人类自身利益作为价值原点和道德评价的依据。它最初是讨论人与自然界关系的一个概念，表达着人与自然界的价值关系。在改造身体的体育实践中，如果从工具价值意义上看待身体，身体和其它自然存在物一样，并不存在本质上的区别。当人秉承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必然会依据自身的利益来认识、评价和体育改造身体，以实现其工具价值。诚然，人为了自身的利益用体育改造身体无可厚非，但是，当这一行为打破身体自身的和谐平衡而引发危机时，身体危机的发生与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就存在某种内在关联。

其三，“人类中心主义”伦理观可能是身体危机发生的实质。体育改造身体的目的是为了人的利益，在伦理意义上，人就应该关爱和保护身体。否则，身体的运动价值将难以顺利实现。然而，人并不承认自己与身体之间存在伦理关系。近代“社会契约论”的代表人物霍布斯·洛克认为，“利益”是人类道德存在的惟一源泉。道德是解决和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利益行为和利益关系的基本方式。因为，自利是人的天性，如果人只遵循自利的行为逻辑，利益冲突将在所难免。所以，人与人之间必须签订“社会契约”，并以此构建基本的道德规则。在体育实践中，由于身体无法像人那样主张自己的“利益”，也就无法和人签订任何“契约”。这就是说，人的利益才是伦理的出发点和归宿。当然，人不承认自己与身体存在伦理关系，却并不反对关爱和保护身体。因为，身体不仅承载着体育的意义，而且还承载着人的生命。但是，人关爱和保护身体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身体本身，而是为了人自己。进言之，在一定条件下，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关爱和保护身体，身体危机的发生就是最有力的证明。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科学主义观、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和伦理观，都可以成为身体危机背后的理由，但这些理由却并不是身体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仔细探究这些理由就会发现一个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人对身体面前人性的基本看法。英国哲学家史蒂文森认为：“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可以期待达到什么目标？所有这一切，都从根本上受着我们心目中的人之‘真实’或‘真正’之本性的影响。”[3]美国哲学家赫舍尔指出：“正确认识人是正确理解人关于世界的知识的前提。我们的一切决定，无论是认识上，还是道德上的或美学上的，都取决于我们关于自己的概念。”[4]这就是说，无论人秉承何种科学观、价值观和伦理观，还是体育实践如何进行，以及要达到什么目的和什么结果，最终都要通过身体来实现。当体育把人的这些观念在身体上呈现出来，也就意味着将拥有这些观念的“人”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承认人是身体危机的根本制造者，如何理解体育与其在身体上所呈现的人性关系，就成为揭示身体危机实质的关键。

2 身体危机的实质是体育异化

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人是其所是的内在规定。纵观西方伦理学的研究历史，人性是价值与道德的根本参照标准已达成共识，即合乎人性的行为为善，违背人性的行为为恶。因为，“人性表达着人对自身动物性的背叛与超越，走向具有道德性的人之为人的存在。”[5]这表明，人性是善的、美好的。在伦理意义上，当体育在身体上呈现出人性的善和人性的美，说明体育是合乎人性的体育，是人之为人的体育；反言之，如果体育在身体上呈现出人性的恶和人性的丑，也就意味着体育发生了异化，是将人异化成“非人”的体育。

在国内的体育异化研究中，多数学者并不依据人性判断体育是否发生异化，而是通过异化的概念来释义体育异化，继而将体育异化视为“人的异化”同义语来使用。如果说人是异化理论的基础和中心，体育异化与人的异化的确有关，但将其作为人的异化同义语，也意味着体育异化研究的“对象”是异化的人，而不是异化的体育。例如，在竞技体育异化研究中，研究者多讨论竞技参与者(教练员、运动员、裁判员、管理者等)被运动成绩、各种物质奖励以及某种外在因素所异化。换言之，研究体育异化旨在探讨“体育”为何会发生异化，而不是“人”为何会发生异化。否则，不仅研究对象发生了偏离，而且还意味着人们从事的体育已经发生了异化，这显然不符合研究逻辑。因为，只有体育首先发生异化，才能将人异化成非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认为，劳动是人的一种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能动活动。劳动的目的不仅在于满足人的生存需要，更是劳动者个人存在的积极实现，以及人的类本质的积极证成。正是“我的劳动是自由的生命表现，”[6]它才成为人的有意识的能动活动，才能确证人的本质。但在异化的劳动中，“人类主体应该具有的权利颠倒地表现为资本(物)的一种支配权利；人失去了自己，却让自己的创造物——资本获得了生命、这就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6]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创造了“人”；异化的劳动创造了“非人”。换言之，只有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首先发生了异化，它才能将人异化为非人。因此，体育在身体上呈现的是人还是非人，不仅是判断体育是否发生异化的根本参照标准，而且还是体育异化研究的基本前提。那么，如何通过身体危机所呈现的人性辨别体育是否发生异化呢？

马克思认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人必须通过自身之外的对象，并与其发生对象性关系，才能将自己的本质展现出来。“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对象，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物。一个存在物如果本身不是第三存在物的对象，就没有任何存在物作为自己的对象，就是说，它没有对象性的关系，它的存在就不是对象性的存在。”[7]当体育改造的身体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物，它就能够成为显现人“是什么人”的对象。就像植物与太阳的对象性关系那样，植物以太阳为对象确证自己的生命；太阳以植物为对象表现自己呼唤生命的力量。当然，人确证自己的本质不同于自然存在物，即不直接以其它自然存在物表现自己的生命本质，而是实践活动。实践是人特有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不仅创造出人之为人的一切本质，而且还能够将人从动物界中升华出来。从实现身体运动价值的视角看，体育是改造身体的一种实践。这一实践不但改变了身体的面貌，同时也在身体上烙有人的印记。作为展现人的本质对象，身体也因此获得人的意义，从而成为人化的身体。进言之，当身体凝结着人的体育智慧和人的本质，它就成为人的体育作品和人的体育现实，继而成为对象性的人或人本身。事实上，人的本质并不存在于他的对象之中，而是存在于人自身当中。但是，人不能通过自身直观自己的本质，必须借助于实践活动把自己的本质外化给他的对象。即是说，只有借助体育实践活动，人在身体面前的本质才能被认识。从而使人面对身体转变成面对自身，并在直观自身中回答“人是谁？”就像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7]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体育改造的身体就像一面“镜子”，人只有面对这一身体，才能认识自己在身体面前的本真存在。

如果我们承认被体育改造的身体是“人的体育作品和人的体育现实”，那么这一身体不但具有表现人之本质的属性和功能，而且还意味着能够对人的本质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确证。也就是说，体育改造的身体具有表现和确证人之本质的双重意义。表现人的本质，是因为人是对象性存在物，身体是显现人之本质的对象；确证人的本质，是因为身体能够对人的本质进行甄别。当我们把身体危机本身看作是已经生成的对象性存在物，并从中解读人的本质。身体危机显然是对人之本质的否定，记录着人之本质的否定力量。进而言之，身体危机呈现的是人性的“恶”，而不是人性的“善”。这说明，在伦理意义上，体育将人异化成“非人”而发生异化，体育异化才是身体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以其它层面人的异化特征为参照，体育可能会呈现另外的异化现象，在此不予关注。

3 体育异化的原因是人被欲望所奴役

身体危机的实质是体育异化，它反映着人对身体的丑恶本质。然而，伴随这一问题的回答，一个更加令人困惑的疑问接踵而来。身体是人的生命承载者，离开身体人就不存在了，人为何会“恶”待自己的身体呢？显然，在其背后隐含着一股力量，它使人身不由己置身体于死地。探讨这种源于人自身的异己力量，对于进一步揭示体育异化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8]这表明，作为“万物”之一的身体是以人的尺度而存在。之后柏拉图以人的理念为基础构建了一个理念和感性相对立的世界，这在一定意义上分离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进一步提高了身体面前人的主体地位。近代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二元论哲学观，不仅把肉体和心灵、物质和精神视为两个互不关联实体，而且也割裂了人与身体的整体性存在。在笛卡尔看来，人虽然由身体(肉体)和心灵组成，但心灵与身体是分离的。具体来说，身体只是一个有广袤而不思想的东西；心灵是一个有思想而无广袤的东西，两者是彼此相互排斥的不同的实体。身体属于物质实体是可分的，而属于精神实体的心灵则是不可分的。心灵对自我的存在是必须和充分的，作为理性动物，人的本质应该属于心灵而不在于身体(肉体)。按照笛卡尔的观点，在人性意义上，将人的本质归属于心灵，人与身体就处于一种分离状态。在体育实践中，当人秉承了这种“身心”分离的身体观，也就意味着人与身体的对立存在。于是，人是主体，身体是客体；人是身体价值存在的中心，身体是满足人的价值工具，就成为体育实践的基本准则。这不但为改造身体的体育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同时也为身体危机的发生埋下伏笔。

事实上，基于自身的利益，即使人秉持“身心”分离的身体观，也不会主动恶待自己的身体，但为了获取身体的运动价值又不得不对其进行体育改造。如此一来，身体危机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一方面，欲求身体的运动价值过程，即攫取和占有身体的过程；另一方面，占有或支配身体就可能会打破其自身的和谐平衡而引发危机。那么，人对身体的运动价值欲求一定会引发危机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欲求”本身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两个维度。清华大学万俊人教授将人的欲求是否合理划分为需要和欲望。他认为，“需要”基于人之生存的正常需求，虽有个人主观表现，但其内容具有客观实在性质；“欲望”则脱离客观实在，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性需求，属于心理学范畴，其本质是无尽的贪婪。人的需要是具体的、相对固定的，往往与现实条件相关联并受其制约；欲望是膨胀的、永无止境的，多表现为主观任意的冲动，虽有目的性，但其缺乏合理的价值评价维度，且不考虑现实性和可能性，故难以把握。在本质上，欲望的目的是为了“欲望而欲望”，在其目的实现方式上往往不择手段。继而指出，需要合乎道德且具有社会正当性；欲望不合乎道德，也不具有社会正当性。[9]根据万俊人教授的观点，作为人的正常需要，欲求身体的运动价值具有合理性，且能够不断激励体育实践创造；如果将自己的正常需要演化为“贪欲”，改造身体的体育目的就是为了人的欲望。被欲望所奴役的人，必然将征服身体、榨取身体视为体育存在的本质特征，体育异化的原因正在于此。例如，在竞技体育中，为了提高运动成绩不惜对身体使用“兴奋剂”或超强度训练，这都是人对身体运动价值的“欲望”使然。换言之，基于人的正常需要改造身体并不能视为“恶”，以欲望为目的才是对身体的“恶”，所谓“欲壑难平”正是人恶待身体的真实反映。

万俊人教授关于“欲求”的划分，不但为体育异化的原因提供了理论上解释，而且还隐含着人性论的意蕴。这就是说，需要和欲望可以看作是对人与非人以及两者的区别表达：需要代表人之本性，是人之为人的表达，合乎需要的体育是合乎人性的体育；欲望是人的无限贪欲，是人之非人的表达，合乎欲望的体育是违背人性的体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把欲望视为魔鬼，为了防止人的堕落，认为只有信仰上帝，才能驯服欲望这一魔鬼。在禁欲主义的羁绊下，基督教神学把人的正常需要和欲望一同视为恶，人的合理欲求不能得到满足。因此，在黑暗的中世纪，体育是被严令禁止的行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对神性，提倡人性，抨击中世纪禁欲主义，主张找回“凡人的幸福”。在人的自然本性和理性引领下，体育在满足人的需要同时，也打开了欲望的牢笼。例如，在竞技体育中，当身体被各种政治目的、商业利益和功名利禄所绑架，身体每一次突破自身的运动极限，其实都是不断满足着人的欲望。由于欲望的本质是无限的贪欲，因此在“欲望”驱使下，身体必然会发生危机。简言之，当欲望战胜需要而成为人的象征，人就会把对欲望的追求当作体育改造身体的根本目的，这不仅意味着欲望主宰体育的实践方式和价值，而且还隐含着满足欲望的体育是人之为人的应该行为。然而，扭曲人性的欲望并不代表人的真实本性，不是人之为人的表达，属于“非人”的象征，即“非人”奴役了人。当然，欲望和需要并不能截然分开，两者都表达着人对身体运动价值的欲求，只不过人们混淆了两者之间的区别。如果将人的欲望满足视为改造身体的体育行为指南，体育无疑异化为欲望的奴隶。

4 化解身体危机与体育异化的理论途径

身体危机的实质是体育异化，体育异化的原因是人被欲望所奴役。拯救身体危机与体育异化，必须将人从“欲望”中解救出来。在伦理意义上，欲望表达着人对身体的恶，是人在身体面前迷失了自己的道德本性。从根本上说，是人与身体的关系失调所致。因此，要找回身体面前的道德存在，人就应该站在与身体和谐关系的立场上，重新确证“人是谁”，继而纠正自己对待身体的不当态度与不当的体育行为。在此，我们无法具体陈述这种人性的内容，但这一人性应该具有关爱身体、保护身体的伦理特征。

首先，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真”，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以合乎真理的方式改造身体。人们大都承认，人与身体是一个活生生的整体，且不可分割。无论是黑格尔所反对的原子式的伦理考察方式，还是海德格尔所赞同的人与存在共在，无不向人们说明把握事物“整体性”的重要性。这种人性恰恰是对“人与身体”整体性本质的反映。当这一有机整体性内化于人的自我意识之中，并成为人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即以一种有机整体的方式，以合乎身体本真存在的方式把握身体、对待身体。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总体性”概念，并认为人应该以“总体性”的方式把握社会现实。“总体性”是把社会现实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在逻辑上先于且重要于社会的孤立现实和部分，是全面把握社会现实的一种辩证法。他说：“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10]虽然卢卡奇的“总体性”说的是社会事实，但对于从整体性出发认识人与身体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根据卢卡奇观点，只有从总体性出发，才能合理解释各个孤立的事实与现象。即只有把体育改造身体的实践活动置于人与身体的整体关系中，才能确保这一改造的正确性与合理性。

其次，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善”，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善的方式改造身体。人性本身是一种善。当人们认为人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表征时，人性是指人远离人的动物性而升华为人之为人的存在，其本身就蕴含着人性是好的、文明的、崇高的、善的。如孟子的人生来具有仁、义、礼、智四端的观点，旨在说明人性是善。因此，在现实中，人们往往把那些野蛮的、不道德的行为称之为“不是人”的行为。这表明，人性是价值和道德判断的基本标准，是价值与道德判断的统一。进言之，合乎人性即合乎道德；合乎道德即合乎人性。因为，道德是人之为人的象征，是人之为人的存在表现。历史上存在许多人性恶的观点，如荀子的人性好利多欲、霍布斯的人对人像狼一样，他们是把人的动物性视为人性。这些观点从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人性是一种善，而没有超越动物性的人性是一种恶。这就是说，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善的方式改造身体；以善的方式改造身体，是以伦理或道德的方式改造身体。因为，伦理或道德本身就是善。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质是人与身体的和谐统一，具体表现为人与身体协同进化、平衡发展。然而，人性之善内在于人的本质，它并不是现实中的善。换言之，内在于人性之中的人与身体的和谐统一，并不是现实性的统一。但是，人可以把人性之善，作为内在尺度应用于现实的身体，即通过体育实践活动对象化给现实的身体，使之成为内在善的外显。此时，体育实践就成为人的内在善和内在尺度的外在落实。可见，体育改造出怎样的身体，关键就在于人拥有怎样的人性。按照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改造身体，必然会创造出一个现实的和谐身体。

最后，人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本身是一种“美”，合乎人性地改造身体是合乎美的方式改造身体。马克思说：“人懂得……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6]人通过体育改造身体，必然会涉及美学维度，即按照美的尺度改造身体，以实现其审美价值。美是人所追求的永恒价值之一，但人怎样才能实现身体的美呢？康德认为，对美的判断是一种愉悦，但这种愉悦和官能满足的愉悦不同，官能满足的是感觉上的愉悦，与生理需要有关，它不但具有一个满足需要的对象，而且还与这一对象存在一定的功利关系。而审美愉悦则超越了这种功利关系，仅与对象的形式有关，即审美属于一种无利害关系的、自由的愉悦。我国学者高尔泰认为：“美的力量，恰恰就是把人们从那种自我施加的种种束缚限制中解放出来的力量。对美的追求，也就是对解放的追求。”[11]在高尔泰看来，“美是自由的象征”，美学的本质是人学，美的本质与人的本质具有一致性。人只有从自然必然性的支配下解放出来，才能真正体验到美。按照人与身体本质统一的和谐方式改造身体，就是按照美的规律改造身体。古今中外美学界无不视“和谐”是一种美，而人与身体和谐本身就是一种美。按照美学理论，人与身体完成了本质统一的和谐人性，超越了功利主义改造身体的态度，自身就拥有了美的本性。如果说，改造身体的体育实践是人的本质对象化活动，那么拥有内在美的人性必然能够对象化出一个和谐、健康、美丽的身体。

根据马克思“人是对象性存在物”的观点，人拥有怎样的本质，体育就会对象化出怎样的身体。当人以合乎与身体和谐的人性改造身体，就是以“真善美”的人性方式改造身体，体育便会将这一人性在身体上显现出来。因此，化解身体危机与体育异化，人必须向合乎与身体和谐的人性复归。如此一来，体育就不仅仅是实现身体运动价值的存在，还是展现人性真善美的存在。以这种人性引领体育改造身体的历史发展，人就会自觉、自愿地关爱身体、保护身体，继而成为身体的守护神。

5 结语

在体育实践中，人将自己视为最高存在，把身体视为人的利益工具。事实上，人根本不是身体的最高存在，身体也不仅仅具有工具价值。因为，无论人的精神、智慧、灵魂、理性，还是人的感觉、情感、欲望、肉体等，都来自身体。“身体自身及其器官始终是我的意向的支撑点和载体。”[12]这说明，身体承载着人的一切，是人的最高存在。这就决定着，维持身体的健康存在，是体育的基本义务。否则，不但体育的意义将难以实现，人的生存也将会受到威胁。然而，体育要想维持身体的健康存在，人就必须首先成为关爱身体的人。人只有首先成为关爱身体的人，才能做出关爱身体的体育行为。那么，如何证明自己是关爱身体的人呢？作为对象性存在物，人“是什么人”并不是自己说了算，而是体育改造的身体。在伦理意义上，当体育改造出健康美丽的身体，表明人性的善；如果体育造成身体危机，则表明人性的恶。进言之，身体不仅具有工具价值，而且还具有表现人性的价值。如此一来，人与身体就存在两种价值关系：一是工具价值关系；二是人性价值关系。在工具价值关系中，人是身体的目的，身体是人的利益工具；在人性价值关系中，人是身体的对象性存在物，身体是呈现人是“什么人”的对象。如果人只秉持第一层关系，体育实践本身就潜伏着欲求泛滥的可能性。即当人被欲望所主宰，体育就成为满足人的欲望存在，身体危机将难以避免；如果人承认身体具有显现人性的价值，并通过体育将关爱身体的人性“化”出来，就等于筑起预防欲求横流的大堤。也就是说，当欲望成为征服身体主宰，关爱身体的人性就会出面加以干涉，不允许对身体肆意榨取。体育只有将关爱身体的人性，也或说将健康美丽的身体显现出来，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身体危机与自身异化，最终达成人与身体的和谐发展。

[1] 杨国荣.道德与价值[J].哲学研究，1999(5)：67-68.

[2] 阿尔·戈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M].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177.

[3] 史蒂文森.人性七论[M].袁荣生,张蕖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14.

[4] 赫舍尔.人是谁[M].隗仁莲,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18.

[5] 曹孟勤.合乎人性地改造自然界[J].江西社会科学，2012(8):16.

[6]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84;106;58.

[7] 张一兵.马克思劳动异化理论的逻辑建构与解构[J].南京社会科学,1994(1):21.

[8] 全增嘏.西方哲学史(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3.

[9] 万俊人.道德之维——现代经济伦理导论[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270-296.

[10]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杜章智,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56.

[11] 高尔泰.美是自由的象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91.

[12] 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78.

(编辑 任丹)

Sports and humanness——The Essence of Body Crisi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Ethics

GU Shanguang,ZHOU Xuerong

Body crisis is a common problem in the field of sports. On the surface,body crisis is caused by the unreasonable way of sports practice,but in nature,it is caused by sports alienation. Sport alienation occurs when people are enslaved by their desire and revers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eds and desires in their pursuit of the value of physical exercise. To save people from body crisis and sport alienation,they must be unfettered from their desires. In the ethical sense,people's desires are an expression of their dislike of body,and indicate their loss of morality before their body. According to Marx's view that "human is objective existence",people can only be saved from their desires and body crisis and sports alienation can be eventually resolved when body reveals "truthfulness,kindness and beauty" through sports.

BodyCrisis;SportAlienation;Humanness;Ethics

G803 Document code：A Article ID：1001-9154(2017)03-0043-06

顾善光，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伦理学，E-mail：gushanguang@163.com。

南京师范大学体育科学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Institute of Sports Science,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Nanjing Jiangsu 210046

2016-12-29

2017-03-20

G803

A

1001-9154(2017)03-004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