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宜航

你们奋斗，你们牺牲，

你们冲锋，你们陷阵，

为着人类与世界的光明，

为着苏维埃中国而斗争。

你们的意志是最伟大的解放的旗帜，

你们的姓名刻画在工农大众的深心，

让光辉的红星永远闪烁着这个塔顶，

让革命的红旗展招飘扬在中国全境。

这是博古为瑞金红军烈士纪念塔的题词，沉雄悲壮。

纪念塔伫立在叶坪村革命遗址。塔高13米，塔座为五角形，塔身为紧弦待发的炮弹，寓意“党指挥枪”；塔身布满一粒粒的小石块，象征着无数的烈士；塔的正前方、绿草坪中镂空书写着“踏着先烈血迹前进”8个大字，苍劲有力，誓言铿锵，震撼人心……

讲解员告诉我们，红军长征后，敌人对瑞金进行了疯狂的屠戮，苏区“无不焚烧之居，无不伐之树木，无不杀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阎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许多村落变成了无人村。从红军离开到1949年瑞金重新解放的15年里，瑞金的人口一直呈负增长。红军烈士纪念塔当然也难以幸免，被国民党军队炸毁。叶坪村一位老人冒着生命危险，摸黑扛回了炸毁后的一个石板以作纪念，一直珍藏到全国解放。1955年，在原址按原貌修复纪念塔时，老人的亲属把那块石板捐了出来。这才发现，原来老人扛回去的是“红军烈士纪念塔”中完整的“烈”字。现在烈士塔身上书写的“红军烈士纪念塔”7个大字，就是根据这个“烈”字字体恢复的。

纪念塔所在的叶坪村革命遗址，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共苏区中央局旧址、博生堡、公略亭、红军检阅台等。其中，临时中央政府旧址原是谢氏宗祠，建于明代，砖木结构，分前后二厅，中间为天井。1931年在此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旧址内部以木板隔成15间，作为各部委办公室。

站在“一苏大”会址前，凝神谛视，遥想当年。那是怎样的石破天惊啊，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在瑞金叶坪村的谢家祠堂隆重召开，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定都瑞金，并将“瑞金”改为“瑞京”。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来自全国各苏区的610名代表一致推选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主席”这一响彻全球的称呼就是从这里开始叫起。“一苏大”后，临时中央政府9部1局除教育部在洋溪村寨下园办公、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庙背村办公外，其余外交、军事、财政、劳动、土地、内务、司法、工农检察等8个部全在这祠堂里办公，每个部仅分配一個小房间。每个房间内设一部手摇电话，一张桌子，几条凳子。每个部连部长在内仅几个工作人员。一个老祠堂，“装”下了整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实为世所罕见。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里开会、定都呢？

老师告诉我们：第一，瑞金的地理位置适中，物产丰富。第二，受当时敌我态势制约。当时唯有瑞金，既是中央苏区中心，又相对距离国民党军队较远，受威胁较小，较为安全。第三，瑞金革命基础较好。早在1927年8月，周恩来、朱德等领导八一南昌起义部队经过瑞金时，曾帮助瑞金建立党组织。1929年上半年，毛泽东、朱德等曾先后3次率红四军来到瑞金。1930年，瑞金成立中共县委、县苏维埃政府和红军第二十四纵队，1931年春全县即已赤化。第四，时任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工作出色，局势稳定。

讲解员边带我们参观，边告诉我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重要历史地位：它是建立新中国的一次预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政权、学会治国安民艺术的一次有益尝试，为中国共产党培养、造就一大批栋梁之材提供了实验基地，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宝库，形成了苏区精神和苏区干部好作风。

说它是“预演”“尝试”，绝非虚言，在旧址走一走就深有体会。你看，它发行货币——不承认“中华民国”的货币，发行独立货币，不使用孙中山的头像，而是将列宁的头像印在货币上，并同时发行背景为地球图案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一圆币值的银币。你看，它还办银行——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行长毛泽民，设有分行、支行、兑换处等，除办理抵押、贷款、存款、票据买卖贴现、汇兑、发行钞票、代理国家金库外，还发行“革命战争公债”及“经济建设公债”，同时也发售部分“银行股票”。不看实物，真是难以想象啊！

留心看，就会发现：党早在战争时期就非常注重依法执政。尽管战事危急，但苏维埃政权在成立后的三年时间内，就颁布了宪法、土地法、劳动法等130余部法律法规，许多立法原则甚至沿用至今。当时的法治意识之强、立法速度之快、立法质量之高，令人吃惊。我和几位同学认真研读了当时的宪法，不约而同地点赞：一些条款现在看也不落后啊！

对宣传工作，它也很重视。我在这里找到了媒体的“根”。红色中华通讯社于“一苏大”期间建立，设有编委会和新闻台等机构，负责编辑《红色中华》报，发布新闻。《红色中华》报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于1931年12月11日创刊，周以栗、瞿秋白等先后担任过主笔。毛泽东曾高兴地在“二苏大”上讲：“中央苏区已有大小报纸三十四种，其中如《红色中华》从三千份增至四五万份以上，《青年实话》发行二万八千份，《红星》一万七干三百份，证明民众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了。”有意思的是，当时的《红色中华》报还办有“红板”“黑板”等专栏，在“红板”中刊登表扬稿件，在“黑板”中刊登批评稿件。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红星》报，也辟有“铁锤”专栏，专门批评红军部队和军事机关存在的不良现象和作风。《红星》报还辟有“自我批评”专栏，一些被批评了的单位和个人，都迅速给编辑部写出自我批评稿件。

甚至，对于植树造林这样具体的工作，它也十分上心。1932年3月16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十次常会，专门作出《人民委员会对于植树运动的决议案》，称“为了保障田地生产，不受水旱灾祸之摧残，以减低农村生产，影响群众生活起见，最便利而有力的方法，只有广植树木来保障河坝，防止水灾旱灾之发生，并且这一办法还能保护道路，有益卫生，至于解决日常需用燃料（如木材、木炭）之困难，增加果物生产，那更是与农民群众有很大的利益，况中央苏区内空山、荒地到处都有，若任其荒废则不甚好，因此决定实行普遍的植树运动，这既有利于土地的建设，又可增加群众之利益”。该决议案还具体规定了五条：“一、由各级政府向群众作植树运动广大宣传，说明植树的利益，并发动群众来种各种树木。二、对于沿河两岸及大路两旁，均遍种各种树木，对于适宜种树之荒山，尽可能的来种树，以发展森林，必须使旷场空地都要种起树来。三、在栽树时，由各乡、区政府考察某地某山适合栽种某种树木，通告群众选择种子。四、为保护森林和树木发育起见，在春夏之时，禁止随意采伐，免伤树木之发育。五、这一运动最好用竞赛来鼓动群众，以后要注意培养树木种子，在每年春天来进行此种运动。”毛泽东、周恩来、项英、任弼时、张鼎丞等领导干部身体力行，在叶坪村开展植树运动，并每人栽下一棵树。后来，这些革命家所种的树木被称为“红树林”。

站在“红树林”下，我想起了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从井冈山根据地向赣南闽西挺进前，由毛泽东起草、司令部发布的“四言体”《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我留意到，不少学者把这个布告视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宣言，苏维埃政府的施政纲领”。不管这个判断是否确切，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党和苏维埃政府确定并认真实践着一个宗旨：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

踱步在“红树林”，久久不愿离去……

责任编辑 / 彭月才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