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新伟

这句话，包括它的腔调，只有在成都生活过的人能够领会，可以作一篇详尽的注解，并且得出结论：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往往为极小的地方所触发。

前几天找一张与书有关的图，结果找到日本电影《情书》，没想到把豆瓣上《情书》的截图都看了一遍，竟然很是感动。上班路上和内人说起，却被取笑好一阵。确实，看《情书》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和另外一群人。

“回忆的好处就在于你可以让时间吹去一切浮躁的灰尘，留下来的，基本上是令自己无限愉悦的事。无限愉悦的事情在任何时候任何人眼里，都是闪闪发光的。”

这是23岁那年写的一段话。不知道为什么一个年轻人在经历很少的时候说这种话，即使十多年后看起来特别合适。曾经“这么年轻就开始回忆了”是滥俗的一句话，但是能够保有、善待自己的回忆，并不滥俗，因为大到族群、小到个人，都有可能选择性遗忘，甚至串改自己的回忆（同时也让别人变形）。从这个角度讲，捍卫记忆是个人无法为他人所剥夺的权利。

2001年，我新到成都日报副刊部编影评版，领导洁尘正在南都写影评专栏“红尘碟影”。那时候碟这个东西是比书更热门的话题，茶余饭后，新看了什么电影、买到了什么好碟……诸如此类。我本来有一台很好的CD机，下班就在20平的房间里听打口的摇滚、蓝调、民谣、爵士，至此也不能不更新换代与时俱进了。洁尘还把卖碟的介绍给了我。

“昨天在春熙路买了170元的VCD。”（2001/6/7）这应该是我第一次买碟。接下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又去春熙路买碟。”（2001/6/10）

“在报社吃过晚饭后去春熙路买140元VCD，本来是想去西南书城买海明威的《不固定的圣节》……”（2001/7/13）

“晚上又看了一遍《情书》，效果很好。”（2001/7/20）

“晚上看《西西里的美丽传说》和《水牛城66》，都很好看。”（2001/7/21）

“买4张碟，其中两张是DVD。”（2001/8/6）

“晚上看《情书》……”（2001/9/25）

“上午在家看碟。已经调好DVD。”（2001/10/7）

“买了一堆DVD……”（2001/10/16）如果没记错，8月6日的两张DVD是我第一次买，当时都还没有买DVD机。我已经忘了那个短命的VCD机是什么牌子，只记得后来买的金正DVD厚达两寸多，堪称固若金汤。这两张DVD中有一张是韩国电影《恋风恋歌》。很多人都知道，韩国的济州岛是旅游胜地，可能未必知道这是一部关于该岛的爱情小品。很多人都知道张东健，可能未必知道他的太太，正是这部电影里的女主角。隔了好几年，我偶然在豆瓣里看到一个消息，说这两个人结婚了。隔了整整10年，这种事情简直不像是现实世界发生的，用现在的话说，我在心里给他们点了一万个赞。

平心而论，和后来所看的电影相比，《情书》和《恋风恋歌》简直不算什么，但它们至今连外壳一起保留著。如果说有所谓少年情怀，那么我的23、24岁是和电影连在一起的，DVD的外壳可以作证。

我赶上的，是VCD的尾声，于是遭遇了尴尬——大致来说，我从VCD升级到DVD就四个月时间，而且DVD还更便宜。我至今记得把那两个月里买的VCD带去换时，老板的无奈——难道换了最新的“版本”给你，还要补个差价不成？事情是怎么收场的，已经不记得了，总之我还是有了一些弃之可惜的VCD。但不包括《暴雨将至》，我的这张应该是最早的电影版，虽然效果很差，我还是一直留着，包装盒子尽显早期VCD的高档，也算是一个复古的“品种”吧！

这次重翻当年的记录，发现我对买的书都记得很详细，特别是价钱。甚至还记下了一些菜市场的价格，当时报社附近一个新开的楼盘价格也记下了：70平米23万，首付5万。但是每张碟的价格却失记，而且完全想不起来了。

“在大眼镜处买80块钱的DVD。”（2001/10/22）迟了四个多月，我才第一次记下老板的尊称。但事实上，我一直打交道的是大眼镜的姐姐袁姐，她出现得更晚：“昨晚大眼镜的老姐借了20集《寻秦记》……”（2001/12/11）不知为什么一直记的是大眼镜。其实只见过他一次，时间不超过5分钟。一个瘦而结实的男子，当然，有眼镜，显得有些高冷，淡淡地应酬几句就走了，忙得像是广东人形容的“分分钟上下几百万”的人，有点神秘。据洁尘说，她最早在科甲巷（春熙路旁边一条小巷）买碟时，确实有一大一小两个眼镜，这个是大眼镜。

“去红马换碟，《碧波女贼》和《低俗小说》。在胖子那里看到诸如《喜马拉雅》、《初恋》、《青少年问题》等VCD，改天在大眼镜那里拿DVD好了。”（2001/11/16）我现在对那时候几乎隔天就去的红马市场完全没有印象了，但是两个档口还记得，一是袁姐，一是胖子。因为一开始就在袁姐处买碟，胖子那里就很少光顾。后来我发现袁姐只负责介绍新货、新到什么程度，从来不讨论剧情、导演、演员以及电影得失——胖子就会，至今记得他说“梅格瑞恩”的腔调（成都话），因此要么相顾无言，要么远遁。我的朋友郑秀文自己找上门去，结果找到胖子，居然“甚相得”，只是偶然说起，也不免捧腹。

2001年前后，正好春熙路大修，不少时候，是穿行在脚手架下面，真有兵荒马乱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吧！两间碟铺也腾挪过好几个地方，有一次好像搬到了理发店的后面。好在都在春熙路附近，而不管是哪一处，总会遇到同事、朋友，甚至作者。

“去大眼镜处买90元碟，其中有《情书》，还遇到老卢。和VCD相比，DVD的《情书》有很多地方在补漏洞。”今天已经不知道“漏洞”是什么了，不过老卢这个名字很亲切。他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一个领导，形神均似演员傅彪而气派过之。他当副刊部领导似乎很无为，但是手下各种人才都有。他人很随和，但又很少与人主动打交道。后来涉世渐深，回首总不免敬意益增。有一次不知道怎么回事，在他办公桌前聊了起来，他跟我谈北岛，谈一首诗：endprint

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背影。

接着他问：为什么？眼睛从镜框上面看着我（我当时好像是站着的）。然后他说：因为我们都不是无辜的。

后来，我常常想，职业生涯开始的前四年，我接受到了最初也是最好的人文训练。

“傍晚和安然去大眼镜处拿100元碟。”（2001/11/8）

“和安然相约去买碟。”（2001/12/13）

安然当时在出版社，却致力于写影评，他是编导出身，又热爱写作，一切都顺理成章。和奶猪也是差不多同时认识的，两人都成为了我的作者，更是淘碟的同路人。我至今记得袁姐叫她的名字，后一个字与我们念的都不一样。现在看那时候的记录，除了看碟是个人行为，买碟、买书、吃饭、喝酒、出游……都有一帮朋友一起，似乎每天都有聚会。那确实是年轻的日子，值得为那些好日子干一杯。

“然后去大眼镜处换碟，然后在祥记吃饭，然后到西南书城……”（2001/11/11）

“龙之洋书店外的那家面店，青椒仔兔面非常好吃，值得推荐。”（2002/1/3）

不记得这家面店的名字了，不过肯定不是外地人耳熟能详的龙抄手、韩包子。我记得这是朋友右耳推荐的，她对吃甚有天赋，多年后听说她的美食公号十分火爆，绝非偶然。当时吃饭的地方，像鄢排骨、祥记、天天、竹子屋、鲜锅兔这几家，都是适合1-3人左右吃饭的地方，它们的排布，也在以北到庆云街红星路上班的地方、南到西南书城、东到我先后住过的啤酒庄、交子街，中心则是买碟的春熙路红马市场。还必须提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稼轩，跟辛弃疾无关。它位于书院街与大慈寺路交界处，是一处大约三四亩的空地。那时候成都类似这种将建未建的空地，要么做洗车场，要么开火锅店，但结合喝茶、小吃，而且开荒种菜，像农家乐模样，仅此稼轩一家。因为它靠近几家报社，几乎成了报社同行的后花园，纯聊天的有，约人谈事的有，面试的有，采访的有。我则把它当作我买书淘碟的歇脚处，它正好位于红马和报社之间，也位于报社和家之间。

这个“奇葩”的茶馆相当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成都生活的精神。

“去拿奇斯洛夫斯基的《十戒》。”（2002/3/21）

“6点半做完版，去拿DVD，《木屐树》很好看。封套上的介绍完全胡說八道。这是1978年拍的电影，在阿城的《威尼斯日记》里说过这样的话……”（2002/3/24）

那时候有一个很火的电影杂志《看电影》，这个刊名已经道出了影迷对电影所有的热爱和理由。我大概就是那时候开始在北大新青年的BBS“电影夜航船”上混，认识了版主阿三，甚至还邮购了影评结集。影评，很多时候是作为资讯了解，那时候也没有接触到几本电影方面的专著，传说中《小津安二郎的世界》是到了广州后才淘到的。我的意思是，那时候看碟、看电影，纯属是一种好奇，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生活方式（因为年轻！），而对电影的理解，也是一种直接的感受。甚至，热爱与电影有关的一切，比如电影院。

稼轩旁边就是东风电影院，我在这里看了《白兰》，中途退场——太难看了！在那个以春熙路为中心的活动范围内，电影院密布。东风电影院、王府井电影院、三益公电影院、太平洋影城、远一点的学府影城……先后看过的电影有：《暗战2》、《花眼》、《我的野蛮女友》、《哈利波特》、《烟雨红颜》、《爱情万岁》（韩国片，已经完全不知道内容）、《大腕》……最牛的是太平洋影城早上排文艺片，有一次和郑秀文相约去看《旺角卡门》，竟然包场。

报社旁边的干槐树街，三幼的门口有一家音像店，外面贴着许秦豪导演、李英爱和刘智泰主演的《春逝》海报，好像是刚刚看了碟，没想到就看到了海报，当时只觉得心跳很快，鼓起勇气找老板，可不可以用其他海报换？那个老板似乎没说什么，走出门去，慢慢地揭下来，送给了我，不用换。非常非常的满足。

这张海报后来带到广州。一次裱字画一起送去，指明装个简单的框，没想到给装得金碧辉煌，“不忍逼视”。前一次搬家，本想拆下来，拆了才发现是被裱在一张木板上，没有省一级的修复师大概难以复原，只好让搬家公司搬走。

在我住的附近，啤酒庄，夜市可以占掉一半的马路。我曾经在一家档口淘到了《鸳梦重温》（1942，葛丽娅·嘉逊、罗纳德·考尔曼主演），欣喜若狂，因为我看过原著《偶然的收获》。小说与电影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电影里一目了然，小说却云遮雾障。小说作者詹姆斯·希尔顿在好莱坞写了一辈子编剧，他还有一部小说相当有名，即诞生了“香格里拉”这个名字的《消失的地平线》。

从艺术性上，《春逝》远远高于《恋风恋歌》，而在其他更多更优秀的电影面前，甚至可能没有它们的位子。但某部电影中的某些东西触动、吸引或释放了你，事情可能往往就是这样的简单，而且它与某个阶段的你紧紧依附，所以也无所谓超越。现在翻看《情书》的图片时，我想是因为更深切地体会到了电影里那种生别与死别。

真正的写作，就是那时候降临的。

为了写这篇文章，不仅重读了一遍十五年前的记录，还在网上地图查找了当年活动的重要位置。似乎只有红马市场还在，连春熙路都移了位，啤酒庄寓所旁边的那家中学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所大学的培训学校……

我还记得，在啤酒庄的那间小房子里，后来堆满了书和碟，朝南的窗户外就是那所中学，每到夏天，整个操场的炎热都聚集在这扇窗户外面。我躲在窗帘下看碟；有一些悠扬的声音，比如开水房的声音，球场上的哨声，男生和女生的声音，既让我熟悉，又像电影那样可以产生无数的虚构，弥补年轻时的空虚与谵妄。

因为工作的关系，我一直在写关于书的评论，这时才开始写诗和小说。

秋天

秋天在窗户上俯视着我，

用的是俯视人间的光线。

穿过晴天大风，

滋生阴影：白日烤焦了门把手。

一个秋天一个秋天地降临，endprint

对命运的悬念视而不见。

我是其中之一，

在这第一个抵达秋天的下午让我们闭上眼睛。

回忆别的房间，多少微不足道的痛苦消散了。

窗口依旧深邃而且庞大。

望出去，

这雷同、乏味如白开水一样的生活。

有时候你觉得这就是永恒。

后来看电影《百万美元宝贝》，老摩根弗里曼跟伊斯特伍德说，你怎么不给她（指女主角希拉里斯万克）解诗？让她知道诗有多难。我想到了以前写诗不知道难也不知道容易的日子，因此产生了很多不明所以的诗。但要知道写诗很难或很容易，本身就很难。好在《秋天》这一首还算清晰地证明当日的生活片段。写了更多的是随笔——准确地说是随笔练习，比如《做饭的黄昏与突如其来的汽笛》这样的。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我试着找出自己的声音。那时候，我打算写一个大一点的东西，即后来的第一本散文集。那时候，最爱读的书是纪德的《人间地粮》，是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二封信》。前者说要去人间尽情地经历，再心满意足地死去，后者说“渐渐会有那遥远的一天，你生活到了能解答这些问题的境地”。那时候，这一天还非常的遥远。

基本上我没有写过影评。记得在奇斯洛夫斯基的一个短片里有一个情节：妈妈病危，儿子到处找车。女邻居听说后来是儿子用自己开的殡仪馆的车送走妈妈时，不禁说，这个妈妈回不来了。后来看《甜蜜蜜》，看到张曼玉竟然和黑社会大佬跑了，受到极大的震撼：不顾一切的决绝，对命运的顺从，那种无声的勇气和忍耐，尽管都是虚构的人生，却足以让我们摸索、体会到人生的柔软与坚硬。电影岂止一定是要启发我们多写两行字呢？

在我离开成都之前，去了科华北路的电脑城“百脑汇”，买了三个碟包，每个大约一平尺见方，里面有30叶，每叶可放8张碟，也就是说一共带走了720张碟。来广州后，买碟数量见涨，这十多年应该远远超过了这个数量，而当年的720张仍然在三个碟包里，重看的机会都很少——因为好电影实在太多了！有时候检查一下“自杀碟”。总之，它们一直很占地方地存在着。对于近年的看碟方式来说，这太落后了，正如你谈家里书多的时候总会有人炫耀自己的硬盘。我喜欢这种落后，毕竟这是与自己的经历相关的，所以无论是书还是碟，它们的存在偶尔让人很辛苦，但并不是负担。

看电影到底是一种什么感受？我比较喜欢当年那个电影论坛的名字“电影夜航船”，如此准确地描述了夜晚看碟的感受。但这种感受，也因人、因时代而异。鲁迅的时代，看电影是娱乐活动，最近读夏济安夏志清昆仲书信集，两兄弟都喜欢看好莱坞大片，从40年代到60年代，从上海、香港、台湾到美国，离不了，纯属休闲。但大陆的感受则又不同。60年代出生的作家格非回忆他童年时代的乡村电影，那种境况，人的心理，完全和70后的记忆是重合的。就从电影的角度看，万人空巷地看乡村电影，80年代如饥似渴地看内部电影，以及十多年前买碟屯碟看电影，观看方式也极其相似：折射出来的群体心理，还是试图冲破禁忌，品尝这股隐秘的快乐。毕竟，我们看的也是盗版啊。

作为立志写作的人而言，对电影这门诞生才一百多年的艺术，起码该具有对书籍同等的感激之情。故事、文本、影像、结构，如此直观形象地呈现，而最最重要的是艺术感受力的培养，凡此种种，都远遠超过了其他艺术。记得郁达夫曾经定义过“静的文学”，大抵是指闲适平和的一类文学作品，在看电影的口味上，我似乎也偏好这一类作品。但也不完全准确。应该说，具有文学怀抱的那一类电影最能触动我，不过那个年代也充满了偏见和谬误，跟风购买和观看的大师闷片所在不少，刚刚去世的伊朗导演阿巴斯受到那么多影迷的怀念便是证明，然而《樱桃的滋味》、《小鞋子》并不使我特别感动。而像文德斯这样的，逐渐又觉得经不起重看。小津、安哲罗普洛斯这样的，当然是文静一路，然而其电影的耐磨损和广阔性，绝非安静一词可以概括的——甚至他们的电影配乐，在我看来也具有悠然无限之感。再如像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这类艰深的大师，安静这个词更显得肤浅了。

刚刚离开成都那两年，每次回去都会到春熙路袁姐的档口看看。还记得有一次临走时，她问我：“诶，还是要回来的嘛？”

这句话，包括它的腔调，只有在成都生活过的人能够领会，可以作一篇详尽的注解，并且得出结论：一个人对一个地方的感情，往往为极小的地方所触发。

但是回不去了。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