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涛，黄银华，金 宁

(中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近代武术发展之启示

侯志涛，黄银华，金 宁

(中南民族大学 体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采用文献资料等研究方法对近代武术的发展进行梳理。研究结论：近代武术经历了国家和民间层面平行发展、国家和民间层面融合发展和国家统一管理发展三个阶段；其特征为：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主动的变革和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之载体。建议：抓住机遇，满足国家战略目标的需求，得到国家行为驱动力；紧扣时代主题，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创设武术虚拟体验情境，使武术更加贴近人们的生活，为武术教育、研究、宣传和保护服务；借鉴中西方体育文化特点，扬长补短，实现武术自身的重塑。

武术；发展；启示；近代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开启，加强民族文化认同，坚定文化自信，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以文化自信支撑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已成为民族复兴之关键。武术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奇花异木，是中华民族文化、信仰、思想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印证，如何发展和推广中华武术，进而弘扬中华武术文化，已成为国家和武术界的重要研究课题。在中西方文化相冲突的近百年，武术经历了压制、反弹、蓬勃发展，并且在西方体育文化侵蚀的大环境下，成功实现了自身的传承、改造和创新，因此研究近代武术的发展演进，对促进当代我国武术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1 近代武术发展阶段

1.1 国家和民间层面平行发展

武术是历代各朝将领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必备技能，其国家军事地位无可替代。鸦片战争后，晚清政府逐步沦为案板之鱼肉，任人宰割。清政府意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1]，被迫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洋枪、洋炮与军舰逐渐武装清朝军队和军事学堂，刀、枪、剑、戟等冷兵器和各种武术搏击之术逐渐退居次席，军事学堂学习和训练科目也多为文理、火器洋枪、洋炮、击剑、刺棍、木棒、拳击等西式体育内容[2]。清政府练军装备也呈现新旧混杂的特征，既有弓箭刀矛等冷兵器，鸟枪、抬枪等旧式火器，又有洋枪、洋炮等近代火器[3]，军队操练既有外国兵操，又兼习各种武术搏击之术[4]。

民间层面上，整体上看中华“武术”是一种俗文化[5]，现今流行的许多拳种都是在农村中孕育、产生和发展起来的[6]。鸦片战争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根深蒂固，殖民者入侵、农民起义导致的社会动荡以及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因素促进了民间武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1)传统的宗法秩序和封建意识观念仍未改变，节日庙会和乡村盛典活动的武术表演，民间武术团体、民间秘密宗教及其教派的聚众亮拳仍是民间习武人士拳术交流和收徒传艺的途径；2)近代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加剧了清末社会结构的变迁，大量农民流入城市，乡村习武之风也传入城市，加快了城市武术的发展[7]；3)清政府为镇压农民起义，颁布捐资倡助，或杀贼自效的办团练有功的乡绅“立加奖叙”[8]的谕旨，鼓励了士绅阶层纷纷组建团练，扩大了习武人数；4)社会动荡不安，盗匪横行，危及了官府贡银、重要物品运输和社会上层人士的财产安全，既为利器又可震慑地方社会的武术，得到达官贵族的青睐，于是各地方镖局盛行，广邀武士，以待延聘[9]，这种需求为武术家在城市的生存创造了条件，诸多拳师进入城镇，开设镖局或武馆，收徒传艺。

1840年-1895年期间，清朝统治阶层、社会精英人士以及农民阶层思想观念的不同导致武术不同的发展状况，国家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平行发展，并呈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国家军事武术的衰落和民间武术的繁荣，但两个层面武术使用的目的有所不同。统治阶层引进西方利器，弱化武术军事功能，乡绅阶层武术的继续使用，其主要目的是“自保”，民间武术的发展更多的是“自活”和“自卫”，不仅维持原有民间武术发展轨迹，“以武为乐，以武为生”，同时应用于各种形式的斗争。但是各阶层在抗击外寇、御侮图强方面是一致的，国家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开始出现交集，只是国家层面是自觉有组织的，民间层面是自发无意识的，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状态，两股力量还没有形成合力。

1.2 国家和民间层面融合发展

甲午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的耻辱签订，“日本以彻底的西学，打败了中国不彻底的西学，再次证明了西学致强的实效”[10]。义和团农民起义、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等一系列事件，使得政治制度改革浪潮势不可挡。1901年清政府宣布“新政”，同年废除武举制，兴办学堂，改编新军。武举制的废除彻底断绝了习武人士步入仕途的道路,新军聘请洋人教习，完全使用西式的军制、训练以及装备，一切依照德日制度，致使武术彻底退出军事领域。1903年颁布《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校必修西式体操，但武术未能走进学校教育层面。

武举制废除导致各地武学馆逐渐淘汰，习武人士另谋他业，经商、看家护院、街头卖艺和登台唱戏等皆有之，军事武师转入城镇，促进了军事武术与民间武术的交融和发展。在尚武精神和军国民思想的提倡下，很多武师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宗旨建立拳社，授拳授艺，如北京“四民武术社”、天津“中华武士会”等[11]，但这些拳社数量不多，活动范围有限，并具有极大的依附性，缺乏个体独立性。庚子之变也使清政府再次加大了民间禁武力度，各处镖局，不复当年之盛。民间秘密社团、会党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拳会组织等因在器物、习俗、民间信仰、传播媒介等方面都融入农民阶层，并且“除暴安良”为农民心之所想，继而成为习武人士的聚居地，而部分村落保留下来的武术社团或者拳社则具有明显的乡绅和政府背景。《结社集会律》赋予了民众集会结社的权利，民间社团的成立有了合法性依据。近代体育社团、同乡会和行会组织不断增多，清末“以挽末世之浇风，召垂丧之英魂”尚武精神的提倡促使多数社团、工厂组织聘请武师，学武习拳。

1896年-1911年期间，武术军事功能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未赶上教育之列车，清政府禁武严令也极大限制了民间武术的传播，致使武术发展进入低谷期。需要指出的是：此阶段军事武术和民间武术实现了首次融合，极大丰富了民间武术的内容，提高了民间武术的理论和技艺水平[12]。武术发展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在军国民思想和尚武精神的影响下，无论是清政府维护者如梁启超、蔡锷还是革命人士如孙文、农劲荪，无论上层社会精英人士还是下层农民阶级或者无产阶级，都极力提倡尚武精神，振兴民族文化。

1.3 国家统一管理

“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社会仁人志士意识到要实现民族独立自强，国人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如果没有改变，任何单纯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引进都将流于形式，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世界“先进思想”，武术也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着自身的改造。

1927年国民政府改武术为“国术”，成立中央国术馆和省市国术馆和县乡国术社，并强调民间武术团体组织绝对服从国民政府和中央的统一管理。中央国术馆以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对全国武术的训练、学校教学、比赛、研究等进行管理，国家颁布武术竞技化相关文件，并参照西式体育发展思想，举办武术竞赛和运动会，制定武术竞技竞赛规则、竞赛时间、评分标准、比赛项目等[13]。同时教育部通令全国各级学校增设国术一科。1941年，教育部再训令《各级学校提倡国术》，设置国术教材编审委员会，武术以“国术”的身份进入学校，最大限度实现其教育价值。民间武术社团此时也纷纷建立，如上海“精武体育会”、天津“中华武士会”、山东“武术传习所”等。基于尚武精神的弘扬价值，在国家和社会人士的大力提倡下，武术健身、教育、竞技等价值在此阶段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

1912年-1949年期间，国家层面：改武术为“国术”，加强武术的国家统一管理、武术进学校和武术竞技化；民间层面：社会武术社团的建立和武术宣传方式的创新，两个层面聚合成一种巨大的力量，促进武术的空前发展。武术在中西方文化大讨论中，充当“民主和科学”的试验田，在西方体育文化的影响下，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传承、创新并发展，不仅增强国人体魄，还无形中改变了国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培育了国人民主、科学、自由和平等社会意识。

2 近代武术发展之特征

2.1 满足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以冷兵器为主的时代，武术是护国征伐的有力手段，国家军事需要对武术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5]。1840年鸦片战争，火器战胜冷兵器，打破了华夏传统战争形式和观念，清政府引进西方利器并削弱武术之军事功能。武举制的废除，致使武术失去了国家军事需要，彻底退出了国家军事舞台，也未赶上教育之列车，走进学校。清末民初，社会动荡不当，为求自卫和自保，村社农民纷纷习武，达官贵人聘请镖局或拳师，武术满足了社会大众安全的需要。民国成立后，为振兴民族精神，唤醒社会民众空虚之灵魂，增强其虚弱之身躯的需要，国民政府极力提倡尚武精神，“以挽末世之浇风，召垂丧之英魂”，改武术为“国术”，建立中央国术馆和省市国术馆和县乡国术社，加强武术的国家统一管理，同时促进武术进学校和武术体育化，加强武术的健身和教育功能。在此背景下民间武术得到蓬勃发展，民间武术社团纷纷成立，习武不仅在于强身健体，更在于武术精神和文化的弘扬、教育和传播。武术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满足着国家和社会大众不同的需要，才使其兴于九州而不衰。

2.2 主动的变革

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争鸣，中华儿女思想受到了洗礼和解放，武术在西方“科学”和“民主”等西方体育思想影响下进行着变革。剔除拳种门户之见，摒弃传统血缘制、地缘制和业缘制传艺习俗[14]，面向社会，公开采用团队与个人授艺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增加了授艺人群；打破“传里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宗法规约，在新加坡、澳门、香港、广东、汉口、九龙等地均建立精武女子体育会[15]，提倡男女平等，促进了女权解放；突破传统“口碑相传”的单一宣传方式，采用建立分会、举办武术表演和竞赛、拍摄武术电影等，加强武术的宣传，扩大武术的社会影响力；拓展传统武术组织的功能，不仅传拳授枪，武艺切磋，还采用西方体育思想，传承、研究和创新武术，出版武术书籍刊物和科学化评价武术健身功能，同时加强学员的德育和道德情操培养；改变传统的宗法制或自发性组织管理模式，采用西方管理思想，建立社团社务管理、教学管理、分社建立和职员管理制度等[16]，并创建社团文化。

2.3 民族传统文化弘扬和传承之载体

武侠之风源于春秋战国，是精神和气节之代言，“报恩仇，立功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之品质成为不同阶层人群的“心灵鸡汤”和社会动荡期间民间人群的英雄诉求及精神需要。素有侠义思想的晚清武术社团，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给人间带来一股浩荡的正气，吸引了成千上万的平民百姓。如海外洪门领袖之一司徒美堂路见华人被欺，拔刀相助，暴打美国流氓[17]，凝聚了华人之心，团结了华人之力，为海外华侨投身于国家解放事业培育了爱国情操。

清末民初，军国民思想的推动，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再次成为社会思潮，此时提倡的尚武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以崇尚勇武为特征的民族精神，是一种崇高的社会公德[5]。张之江认为“一国之存亡，乃视民族精神之良莠以为断”，德国的“铁血主义”、英国的“坚忍主义”、法国的“恢复主义”、日本的“大和魂武士道”皆为民族精神的核心，中国应通过武术以唤起尚武精神，“以造成强毅独立之国家”[18]，中国武术以“东亚病夫”的药方为始，开启了振兴民族精神之路。改武术为“国术”，武术进校园，民间武术社团的建立等都是尚武精神发扬的直接体现。中西方文化冲突背景下，武术采用“古为今用，西为中用”理念，继承传统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进行自身的革新，促进了武术的竞技化和体育化。国人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以武术为载体，以“救国图存”为口号，以振兴民族精神，以传承民族传统文化为宗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自下而上的民族精神体系，使中国民族具有强大凝聚力、向心力和整合力。

3 启 示

3.1 抓住时代机遇，满足国家需要

目前“健康中国”“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发展体育产业，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体育需求”已上升为国家战略，是增强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石。武术健身、娱乐和教育等功能完全符合上述国家战略目标之需求，并且可以使之有机结合，相辅相成。因此武术应以此为契机，满足国家需要，获得国家驱动力。1)促进武术进入各国孔子学院，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基石，促进武术世界范围内的宣传和弘扬；2)武术其屈伸、回环、平衡、跳跃等动作对人体速度、力量、灵巧、耐力、柔韧等身体素质要求较高，其健身效果与欧美体能训练如核心力量训练、身体功能性训练等有异曲同工之处，儒家思想“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也是武术精神之内核，因此加强国内武术学校教育，如促进武术进入中考体育和高考体育项目，提高学校领导、老师以及家长的重视程度，在行政指令的影响下，提高学校武术的参与率，同时加强武术老师技能培训和武德再教育，培养青少年健康之体魄，完善之人格。3)运用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多学科对武术进行组合和创新，创编出适合不同年龄阶段、不同社会阶层、不同工作区域的武术练习动作，促进学校青少年、社会中青年和老年人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4)加快体育产业相关政策的制定，促进武术如“武林风”“中国真功夫”“MMA”等综艺节日发展；加强国内和国外民间武术培训产业的发展，使武术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3.2 增强武术的科技支撑力度

当代世界已由传统的互联网时代进入移动的互联网时代，武术传统的发展和宣传途径，如口碑、会馆、图书、电视、电影等已不能满足当下人们依托网络、电脑、手机等快餐文化的需求。2016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使用VR虚拟现实技术，给人一种全景视频和沉浸式体验，赋予现场观众真实感、临场感，真实参与感，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和技术去传承、弘扬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和民族文化。因此武术可以借助VR虚拟现实技术建立虚拟武术博物馆和武术虚拟课堂、编程虚拟武术网络游戏等形式，创设武术项目和武术文化的虚拟体验情境，使武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从而更好地为武术教育、研究、宣传和保护服务。

3.3 扬长补短，实现武术自身的重塑

武术追求“天人合一”，讲究“阴阳变化”，注重“知行合一”。民国时期武术得到极大发展，在于保持武术传统的哲学文化，以武育人，同时借鉴西方科学技术，吸收外在科学技术，如团体授课，运动力学、生理学、解剖学等解析武术搏击和健身功能，打破了武术原有结构，通过革新，重新实现了自身内外平衡。目前我国武术套路和武术散打已经异化，过度强调外在技巧和技击功能，省略了由“内外兼修”而“内圣外王”的“德艺双修”的锤炼过程[19]。舍弃文化内核，注重外在华丽的技能、技巧和表演，注定了武术发展缓慢或停滞的命运。武术申奥失败，得不到世界大众认可，武术是打架斗殴的最佳技能等错误观念的形成都是其舍本逐末、弃主求次的后果。因此武术发展应该理性借鉴中西方体育文化的特点，扬长补短，促进武术内外的双重发展，实现武术自身的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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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from modern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HOU Zhi-tao, HUANG Yin-hua, JIN Ning

(SchoolofP.E.,South-CentralUniversityforNationalities,Wuhan430074,Hubei,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martial arts was sorted out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It is concluded that modern martial arts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the parallel development of state and civil level; the integration of state and non-governmental level, and the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unified management. It is characterized by satisfying the needs of different social strata, active change and traditional culture. It gives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To seiz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national strategic goal, to get the driving force of state behavior; to closely follow the theme of the times, create martial arts virtual experience situation by means of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making martial arts close to people's lives and making it easy to study, publicize and protect martial arts; to learn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sports culture, and make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and realize the remodeling of martial arts itself.

martial arts; development; inspiration;modern

2016-12-22

国家民委其他社科一般项目(项目编号：MSY1502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民族传统体育视角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演变”(项目编号：CSW15105)。

侯志涛(1984- )，男，河南开封人，博士，讲师，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校园足球。

G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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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9840(2017)02-0027-04